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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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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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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梅岭,编辑:曾福斌,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抵押设备进行融资、实控人继续质押股权,曾经风头无两的“影视第一股”华谊兄弟现在很“缺钱”。

这家经历了资本市场喜悲的公司,10年间不仅围绕电影业务进行腾挪,更耗资实景娱乐、游戏等业务。现在,“醒悟”的华谊兄弟要重建电影主营优势,却也不得不面对巨额债务和不良资产问题。

华谊兄弟能度过眼下这一关吗?

影片撤档票房堪忧

在明星光环、掌门人高调风格的带动下,华谊兄弟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明星上市公司。然而对于昔日巨头,诸多影视圈业内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华谊兄弟,早已出现问题。

“华谊兄弟在影片储备上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八佰》没有如期上映,给资金回收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这对华谊来说是非常意外的事情,影片投入太大,如果能顺利上映票房会非常好,最起码在7月是这样。”国内某影片制作公司副总裁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该人士同时还透露:“《八佰》对赌了华谊兄弟三年的营业利润。”

《八佰》拍摄于2017年9月,根据此前市场消息,其制作成本高达5亿元,是目前亚洲首部全程使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作品。

有券商从业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此前预测《八佰》票房或将突破30亿元。这部电影被视为华谊兄弟是否能在2019年翻身之作,对华谊影响巨大。

让华谊兄弟遭受打击的不止《八佰》。此前,引发争议的《手机2》上映无期。华谊兄弟联合投资的《小小的愿望》也遭遇撤档。

2018年,华谊兄弟旗下电影《芳华》《前任三》拿下2.2亿元、16.4亿元的票房。但进入2019年一季度后,华谊兄弟出品的《云南虫谷》票房1.5亿元,《把哥哥退货可以吗》票房仅175万元。目前暑期档华谊兄弟的“存货”仅剩下《灰猴》《美人鱼2》。

在华谊兄弟一季报中,《灰猴》《美人鱼2》公映档期时间为6月、7月。最新情况是,《灰猴》定于7月18日上映,而《美人鱼2》则尚无上映安排。

“华谊兄弟转型过头,不好好弄主业拍电影,弄实景娱乐,投资游戏公司等,现在尝到恶果了。”国内一影业公司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对此,有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了认同:“华谊兄弟的步子迈太大了,它生产的内容并不具备IP迭代的属性,并没有办法形成链条。”

抵押设备进行融资

7月4日,华谊兄弟公告,将全资下属的4家影院放映设备及附属设备、设施与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4000万元,租赁期限24个月。华谊兄弟表示,本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全资下属公司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融资结构,满足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要。

“此前确实有非上市的影院进行融资租赁,但一般来说都是做新放映设备的直接租赁,售后回租是用已有的设备来做的。简单来说,售后回租,就是用设备做抵押贷款。应该来说,租赁公司愿意和华谊做这个业务,说明它的信用情况还行,但缺少一些现金流,因此通过售后回租来补充现金流。”国内一融资租赁行业资深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该资深人士还称,“此举说明华谊兄弟非常缺钱,4个影院2年4000万的价格,从设备角度来说有点多。一般来说,一个影院的设备价值大约在500万左右。华谊兄弟此次一个影院1000万,或许华谊将灯光、屏幕等等都拿来融资了。”

另有行业资深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华谊兄弟资金压力很早之前我们就已经听说了,今年华谊有很多钱要还,也融了很多钱来还债。”

华谊兄弟到底多缺钱?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华谊兄弟流动负债达60.42亿元,其中短期借款12.8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14.41亿元;非流动负债21.69亿元,其中长期借款20.9亿元。另有商誉20.96亿元。

而截至一季度末,华谊兄弟持有的货币资金为18.1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26.41亿元大幅减少8.24亿元。一季度,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1.45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滑120.99%。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3.06亿元,较去年底的21.55亿元,大幅减少8.49亿元。

界面新闻记者整理了部分上市影视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可以看出,截至今年一季度,华谊兄弟在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多方面,表现均不佳。

华谊兄弟缺钱

制图:界面新闻

华谊兄弟的王忠军王忠磊兄弟也同样资金紧张。

经界面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2019年上半年,华谊兄弟共发布了7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公告。在公告下属4家影院进行融资租赁业务的当日,华谊兄弟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忠军将2000万股华谊兄弟质押予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占其所持股份的3.18%,用途为个人融资需求,拟用于项目投资及股权投资。

截至7月4日,王忠军持有华谊兄弟6.295亿股,累计质押5.714亿股,质押比例达90.77%。而在一季度报表中,王忠军质押股数为4.84亿股,质押比例83.6%。这意味着,整个二季度,王忠军质押了超8000万股。而公司另一掌门人王忠磊的股权质押率已经早早达100%。

什么导致了华谊兄弟的困局?

界面新闻记者整理了近年来部分影视类上市公司营收净利润表现情况,可以看出,目前的华谊兄弟,早已不复往日风采。2018年,华谊兄弟巨亏超10亿元。2019年一季度,华谊兄弟净利润为-9393万元,业绩表现几乎垫底。

华谊兄弟缺钱

制图:界面新闻

什么造成了昔日影视老大华谊兄弟今日的困局?

上述国内某影片制作公司副总裁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华谊兄弟影片储备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在华谊兄弟2009年的招股书中,电影业务营收占比达49.53%,艺人经纪业务占比31.1%。但在2013年,王忠军提出去电影单一化。这一年,华谊兄弟还手握《西游降魔篇》等爆款电影。而到了2014年,华谊兄弟让位于光线传媒,后者在这一年登顶年度民营电影公司票房冠军。

根据界面新闻此前统计,到了2018年,华谊兄弟出品电影总票房已位列全国电影公司第14位。

“华谊兄弟的发行一直比较弱,这在上市前就已经存在隐患了,这也导致《我不是潘金莲》上映时,会因排片引发争议。”相关业内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截至2018年,华谊兄弟影院总数量仅为30家,同期,万达院线全国已超过546家,横店院线超过399家,金逸珠江373家。

去电影单一化,并非华谊兄弟的独家行为,但如何找到下一个业绩支撑点?华谊兄弟选择的答案是实景娱乐,以及加大对游戏等互联网业务的投资,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为华谊贡献了不少的业绩收入。

华谊兄弟的实景娱乐相关业务在2016年前后拉开序幕。王忠军曾表示:华谊兄弟不只是一家电影公司,迪士尼才是榜样。其寄希望于将华谊的影视作品结合地方特色文化,打造成为影视文旅实景项目,电影小镇为这一模式的体现形式之一。

2018年8月,投资总额高达35亿元的华谊兄弟电影世界(苏州)开业,官网信息显示,标准票价为218元/人,其中的场景表现包括华谊兄弟出品电影《集结号》等。2018年12月22日,华谊兄弟电影小镇(长沙)也对外开放,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根据公司信息,2019年,还将有2-3个实景娱乐项目陆续开业。

对此,有业内人士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华谊兄弟生产的内容,并不具备IP迭代的属性,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链条,都是短期收益的项目,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价值。”

实景娱乐耗费大量资金,却尚未能给华谊兄弟带来利润增长。从财务数据上看,2018年公司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部分营收仅为1.5亿元,占收入比重3.84%,同比减少42%。国海证券研报观点认为,华谊兄弟品牌授权与实景娱乐板块的发展是依托于电影主业的发展。

无奈之下,华谊兄弟宣布重新聚焦电影,提出的概念却是“明星驱动IP”,通过收购明星控股公司,深度捆绑明星和公司的关系,但这却带来了商誉计提的重大风险。2018年,冯小刚的东阳美拉商誉计提超3亿元。

自2010年开始,华谊兄弟开始布局游戏领域的投资,并先后参股掌趣科技,银汉游戏,英雄互娱等项目。从2018年年报可以看到,上述几个游戏类公司投资收益成绩良好,并且通过多次股权出售,支撑了华谊兄弟已不太亮眼的财务数据。2016年,华谊兄弟出售掌趣科技股份获得超10亿元收益,当年公司净利润为8.08亿元。2017年,华谊兄弟6.47亿元出售银汉科技25.88%的股份,收益超过当年净利润的六成。

华谊兄弟缺钱

图片来源:华谊兄弟2018年年报

不管实景娱乐还是明星IP绑定,一番折腾后,华谊兄弟现金大量消耗,资金已越来越紧张。目前重新聚焦电影主业又屡受打击,一旦造血能力不足导致资金链断裂,华谊兄弟靠什么复活?

目前,华谊兄弟最新股价为4.68元/股,总市值为131亿元。从2018年年初至今,华谊兄弟累计已经下跌超过46%。

哈根达斯的甜蜜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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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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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杨立赟,编辑:牙韩翔,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爱她,就带她去哈根达斯(If you love her,take her to Haagen-Dazs.)”这一句广告语,成功地让购买哈根达斯成为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情——至少在10年前是这样的。

出生于1985年后的刘达林,从初中第一次听说“哈根达斯”这个名字,到大学时被心爱的男生邀请去品尝这种“天价”冰淇淋,大概等了5年。“小时候,夏天大家都在小卖部买冰棍,没有人见过一个专门吃冰淇淋的餐厅,也没有人会花几十块钱去买一个冰淇淋球。”她说。

从小镇考到省城读大学之后,刘达林终于见到了哈根达斯门店。那种被称为“勃艮第红”的主题色,让她感到“高级”,甚至不敢随意踏入店内——就好像穷学生总是怯怯地在奢侈品商店门口张望。

因此,当刘达林的大学男友带她去哈根达斯时,她不仅开心,更心存感激——哪怕她很清楚“爱她,就带她去哈根达斯”只是公司诱导消费的“伎俩”,刘达林依然认可男友的用心。刘达林仍然记得那种浪漫的感觉,好不容易吃上了哈根达斯,味道如何?“嗯……不记得了,不重要。”

在刘达林和大学男友分手后,往后再遇到的男人们,已经无法用一杯哈根达斯打动她——她自认为心态已经成熟,客观来说,哈根达斯也失去了魔力。

哈根达斯的甜蜜危机

哈根达斯原为美国冰激凌品牌,1983年,哈根达斯出售给品斯乐公司之后,品斯乐公司纳入通用磨坊公司旗下。2002年雀巢收购了哈根达斯在美国全部注册商标权。而目前在中国的哈根达斯门店,仍然由通用磨坊管理与运营。

在美国,雀巢运营的哈根达斯则走快消品路线,在超市里不难碰到。在一些国际航班上,空姐还会毫不吝啬地把哈根达斯递给你。不过,1996年,哈根达斯进入中国在上海开出第一家门店时,哈根达斯则把自己塑造成了一种“高级品”。

在这里,它脱离了美国市场传统快消品的模式,单独开设门店,精致装潢如同当时星级酒店的餐厅那样;它从来也不打算只卖冰淇淋,而是围绕冰淇淋的一种奢华体验,例如先后推出下午茶套餐或者冰淇淋火锅等等——这些在中国消费者眼中都不太常见。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高端策略,正好顺应了当时的消费环境,人们对外来品牌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并且愿意为这种新式的冰淇淋消费方式而接受高昂的价格。

门店策略和产品线延伸之外,哈根达斯也深谙如何让中国消费者感受到它的“距离感”。它推出的冰淇淋月饼,在10多年前售价两三百元一盒,成为中秋节送礼最体面的选择之一。当知名度逐渐提高,哈根达斯逐渐进入商超渠道销售时,它也拥有自己的品牌冰柜,标志的勃艮第红与其他同类产品区隔明显。

哈根达斯多年来努力塑造一种高级的品牌形象。

不过,越来越多的品牌进入通过类似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冰淇淋市场——对年轻人而言,它们更具有吸引力。

去年,意大利冰淇淋连锁品牌Grom来到上海,主要卖点是纯天然食材,不添加化学香精色素或是各种胶来维持其稳定性。2017年,网红冰淇淋店Bonus出现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路上,除了用料之外,它还在口味上创新——年青一代消费者会把它们发到自己的社交网络上,而不是哈根达斯标志的“勃艮第红”。

Bonus冰淇淋一到夏天就成为了社交网络的宠儿。

“随着消费者变得更加精明挑剔,哈根达斯等大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开始下降。其他品牌虽面临的问题相对不大,但也放缓了扩张步伐,如冰雪皇后、鲜芋仙和满记甜品等。 ”市场咨询公司英敏特提供给界面新闻的相关报告称,来自临近品类的新品牌不容忽视——包装冰淇淋产品品牌(如马迭尔和中街1946)通过开设大量门店而跻身领先冰淇淋和甜品店品牌之列。

哈根达斯独特的门店渠道也逐渐失去吸引力。在近年来为商场招商的过程中,睿意德租赁服务总经理杜斌也感受到哈根达斯门店“近几年客流略有下降”。

“哈根达斯在冰淇淋行业还是龙头,它的客群比较稳定,偏商务、年龄偏大一些。”杜斌对界面新闻表示,通常,每家商场只需要选一家冰淇淋店入驻就足够,在这方面,和哈根达斯同台竞争的不仅是DQ(冰雪皇后),还有提供冰淇淋产品的许留山、糖潮、满记甜品等等。

“虽然喜茶之类的茶饮店现在和哈根达斯不是直接竞争对手,目前也撼动不了哈根达斯的地位,”杜斌补充道,“但如果喜茶把冰激凌做大,以后也算竞争对手了。哈根达斯的流量比不上喜茶。如果商场里只有一个铺位,肯定会选喜茶,因为流量对商场来说是非常重要。”

哈根达斯提供给界面新闻的回复中称,“尼尔森的最新报告显示,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以此为基准线,哈根达斯近五年复合增长率是超过5%的,保持高单位数的增长”。

而在另一家咨询公司英敏特的报告中,2012-2017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0%。该增势的主要动因在于品牌开设的门店数量增加,以及消费者对纵享和下午茶体验的渴求与日俱增。 英敏特预测,冰淇淋和甜品店市场在2017-2022年间将以11.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2016年,在分析师会议上,通用磨坊也承认,2016财年哈根达斯在中国市场增速放缓。

从金字塔顶尖走下来

哈根达斯一直观察着这种市场变化。

“品牌老化是不论大品牌或连锁品牌在成长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哈根达斯在回应界面新闻的问询时如此表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与这些年轻消费者有共鸣的品牌价值,从而赢得他们的认同和喜爱,达到品牌年轻化的目的。”

2017年,时任哈根达斯美国及北欧市场总监的Arjoon Bose曾表示,“我们正在尝试从金字塔顶端走下来,奢侈品品牌如今的定义发生了改变。”

哈根达斯的变化从广告语开始。“爱她,就带她去哈根达斯”不复存在,它被“让每天都不凡(Everyday Made Extraordinary)”取代——后者突出消费者的自我能动性,在女权意识觉醒的时代,也避免了矮化、物化女性的嫌疑。哈根达斯在中国市场的代言人也越来越年轻,2018年它的代言人还是90后迪丽热巴,今年已经换成95后刘昊然。

在口味和产品包装上,它也在努力创新。2018年推出了樱花风味、薰衣草蓝莓风味,覆盆子白桃麻薯等新口味的冰淇淋,今年的限定款是茉莉花覆盆子石榴风味和橙花风味冰淇淋——不过这些似乎还是停留在之前的品牌框架之中,还未出现什么“爆款”效应。

哈根达斯季节限定口味茉莉花覆盆子石榴冰淇淋。

哈根达斯自称在做产品创新的“快时尚化”,希望洞察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及潮流趋势,做一个“倾听者”,贴近倾听千禧一代消费者的需求。

“快时尚化”算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事实上,如今一直标榜自己为“第三空间”的星巴克也在做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它们需要更多“接地气”的产品和品牌内容,来不断刺激消费者,从而最大化地激活已经在中国市场打下基础的渠道资源和品牌认知度。

不过,“快时尚化”则需要哈根达斯加快产品迭代的周期,并且擅长制造爆款——就像优衣库的那些设计师或者艺术家合作系列一样——同时规模优势也是“快时尚化”的前提,它需要开更多的店,来进行渠道的渗透。

哈根达斯好像步伐还是慢了些。

英敏特相关报告显示,冰淇淋店的高频顾客多为20-24岁的年轻女性和25-29岁的年轻男性;甜品店的高频顾客则没有明显的年龄和性别特征。冰淇淋店的高频顾客也更常光顾甜品店,反之亦然。二者相似的核心客群折射了其竞争关系。

为了吸引这群人,哈根达斯今年首次和LINE Friends联名推出限量外卖冰淇淋火锅,让布朗熊、可妮兔、丘可、沙莉等IP化身火锅炉,增加用餐的趣味性。上个月,哈根达斯还和LINE Friends开了一家粉色少女系的快闪店,出现在成都的网红打卡地标春熙路上。然而,这些改进动作能转化成多少收益,哈根达斯并未披露。更多门店依然以经典红色示人。

哈根达斯和LINE Friends合作的快闪店。

但LINE Friends像是一个过气的网红,年轻人会为一件KAWS的T恤排队,但布朗熊的玩偶好像已经没那么受欢迎。

这种对市场反应的敏感性对消费品大公司来说都是短版。比如哈根达斯今年的限定款茉莉花风味,听上去就“不痛不痒”,要知道这一季大家都在讨论大白兔奶糖的奶茶,或者咸蛋黄口味的冰淇淋。

大公司自然有自己考虑的因素,“这不哈根达斯”。但是在社交网络时代,要让人再想起哈根达斯,或许就要让大家觉得“这不哈根达斯”。

哈根达斯的其他战场

而餐饮店之外,线上线下的零售渠道也是哈根达斯不可忽视的收入来源。

在线下,除了各大院线柜面,哈根达斯还在许多人流量大的场所,如大卖场、广场等增设了独立冰柜。而线上被认为是和消费者互动的良好渠道,哈根达斯连续三年参与天猫超级品牌日、京东粉丝日,去年中秋节,它的经典产品冰淇淋月饼依托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为品牌店铺引流。

但是,这些动作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效果。目前哈根达斯在冰淇淋零售市场上,仍然只是一个“小弟”。

根据欧睿国际向界面新闻提供的数据,冰淇淋零售市场的整体规模从2014年的390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435亿元,预计将从2019年的442亿元上升到459亿元。目前,市场份额排名前五品牌的依次是伊利、和路雪、蒙牛、德氏、五丰,其中伊利的占比以两位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牌占比都是个位数。

而哈根达斯在的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0.7%下降到2018年的0.6%,只有伊利的一个零头。

哈根达斯在零售渠道也面临挑战。

哈根达斯在零售市场遭遇的困境,和星巴克在外卖市场面临的问题大致相同。

大多数消费者认为,星巴克咖啡的定价中,包含了它所提倡的“第三空间”所需的房租、水电、人力成本,只有堂食才愿意为此买单;如果只是“外卖”,就不值这个价。因此,瑞幸咖啡、连咖啡、雀巢的胶囊咖啡等等才有机会在外卖和办公、家庭等消费场景中挖掘新的商机。

同理,消费者在哈根达斯门店消费,或多或少是为“仪式感”买单,如果只是从便利店或电商平台买一盒冰淇淋,既不能拍照、也不能享受高级精致的服务,为什么要选择昂贵的哈根达斯?

但是线上渠道和零售方式对于哈根达斯的作用在于品牌形象建设。

如果它如同星巴克那样,下沉到下线城市,那里迅速爆发的消费能力或许是一个增长推动力。

毕竟,对于冰淇淋市场而言,中国还有许多增量空间。中国冰淇淋和甜品店市场在过去5年内增长稳健。英敏特预测,冰淇淋和甜品店市场在2017-2022年间将以11.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到2022年销售额将达到3043亿元人民币。

根据哈根达斯方面透露,就整个亚洲市场而言,中国市场对哈根达斯整体营收的贡献约占50%。目前全国哈根达斯门店已达400余家的规模,其中一二线城市门店占比较高。

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在二线以下城市看到哈根达斯的身影。该公司称,不排除有渠道下沉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和发展。

事实上,留给哈根达斯“犹豫”的时间已经不多。大品牌在作出决策前总会考虑试错成本,但商业社会固然没有万全的策略,大白兔奶糖的一个奶茶爆款所制造的声量,显然大过哈根达斯请刘昊然代言——既然它想要从金字塔顶端走下来,不如更果敢一点。

“垃圾焦虑症”蔓延,厨余垃圾粉碎机会是一剂良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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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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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林北辰,编辑:宋佳楠,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你丢的是什么垃圾?”

近期的上海市民,每天都要面对这个来自居委会大妈的追问。

不仅在上海,随着住建部的一纸通告,北京、宁波、成都等46个城市也将加入垃圾分类的战场。一时间,有关垃圾分类、垃圾创业、垃圾经济的讨论喷薄而出。 

在这股由“垃圾”掀起的热潮中,一款能够在源头处理厨余垃圾的产品迅速走红:它可以将厨余垃圾粉碎,并让粉碎后的垃圾进入下水道被冲走,既避免了分错垃圾的尴尬,又节省了垃圾分类的时间。这似乎能将焦头烂额的居民们从“干垃圾”、“湿垃圾”的拷问中解放出来。

但矛盾也随之产生。相对于西餐而言,中餐的烹调方法重油,饮食结构也更加复杂。一些年代久远的小区和老房子的下水管道狭窄,由于无力负担排入管道内的厨余残渣,垃圾处理器的使用效果被大大削弱。

加上环保、认知度、普及率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款产品始终难以走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反而让人们望而却步,消极评论不断。

当垃圾分类重新走入舆论中心,垃圾粉碎机能成为厨房的救星,化解人们对垃圾分类的焦虑吗?

飙升的需求

贝克巴斯上海地区总经理周秦没有料到,这一次垃圾分类的热潮如此猛烈,她的团队直到7月还在处理618订单暴增带来的工作。

这是贝克巴斯第八年参与购物节促销了。4月起,天猫、京东、苏宁上的订单成倍增长,周秦决定将贝克巴斯部分产品加入线下618促销,并加紧了浙江第二条生产线的生产。 

618开卖一个小时,天猫上的贝克巴斯1分钟销量超过去年全天,京东上618厨房卫浴品类中贝克巴斯垃圾处理器位列全行业第6。周秦透露,贝克巴斯618期间在上海地区销量同比3倍增长,出货数量占全国的20%,份额是去年的2倍。

“过去也呼吁过好几次垃圾分类,反响从来没有这一次这么大。”周秦表示,“今年618我们采取预售模式,还加入了线下玩法,提前20天就进菜鸟的仓库备货,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补单进来。”

厨余垃圾处理器(Food waste disposer),又名厨房垃圾处理器、厨余垃圾粉碎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一位名为John.W.Hammes的美国发明家为妻子发明了这款产品——他同时也是全球最大垃圾处理器品牌爱适易的创始人。

“垃圾焦虑症”蔓延,厨余垃圾粉碎机会是一剂良药吗?

图片来源:爱适易

90年代末期,随着海归人数的增多,垃圾处理器进入中国,并发展出中国人自己的国产品牌,其中留存最久、市场份额最大的便是“贝克巴斯”的国产垃圾处理器。 

最早,中国企业作为美国的代工厂,为主流品牌Wastking、Costco、Franke等代工,后逐渐将这个市场发展至国内。代表性的贝克巴斯目前依然有50%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

贝克巴斯在中国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爱适易则由爱默生集团收购。据贝克巴斯提供的数据,二者在中国市场占据了超80%的市场份额。

作为全球垃圾处理器的第一大品牌,爱适易在中国的业务发展离不开高端楼盘、精装整修的业务订单。很长一段时间内,垃圾处理器的使用者局限于具有海外背景的住户们。

而在今年的618,爱适易达到了近年销售的波峰,并在天猫上连续蝉联了8年食物垃圾处理器类目的TOP 1。作为知名楼盘汤臣一品、世茂滨江的供货方,爱适易迎来了与仁恒的第三次续约,成为仁恒置地的独家供应商,后者是国内均价最高的开发商之一。

垃圾处理器的热销,很大程度归根于上海地区“干垃圾”与“湿垃圾”的分类标准给居民带来的改变。面对扔错垃圾个人最高200元的罚款额,在源头将垃圾处理进下水道变成了眼下最实际且快速的方法。

家住上海市区的陈晓(化名)是第一批体验垃圾分类的住户。六月初,陈晓居住的小区开始试行垃圾分类,虽然只有2栋楼下的垃圾桶进行了改造,但每天都有居委会人员检查垃圾,常常要求住户打开垃圾袋检查,核对垃圾的类别。

但真正让陈晓下定决心购置一台垃圾粉碎机的动力是网上对于“小龙虾”如何分类的辩论。

有人说小龙虾头是湿垃圾、小龙虾壳是干垃圾,还有人说带黄的小龙虾头是湿垃圾,不带黄的小龙虾头是干垃圾。虽然最终“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辟谣,证实小龙虾全是湿垃圾,并不需要虾头虾壳等分开丢弃,但陈晓还是决定买一台厨房用的垃圾粉碎机,将难辨的餐厨垃圾在厨房处理完毕。

市场则更早感受到这波风潮。

苏宁上海采销员赵立阳透露,今年五一期间,苏宁上海的垃圾处理器在未经宣传的情况下卖出了3000多台,而去年、前年的销量都在1000台左右。随后的618大促中,苏宁上的垃圾处理器销量同比暴增1433%。

垃圾处理器销量暴增的背后,反映出市民对垃圾分类的焦虑与便捷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

“听说有人还用无人机将垃圾空运到隔壁小区丢。”陈晓说,“这么看来我买一个垃圾处理器的风险还是比较低,至少大部分的厨房垃圾不用愁了。”

难以实现的一劳永逸

说起垃圾处理器的工作原理其实并不复杂。

从构造来看,一台垃圾处理器由核心的电机及橡胶皮套、研磨腔、研磨盘等部件组成:食物残渣通过水槽进入研磨盘,通过电机带动研磨腔中的转盘,在研磨腔中被不锈钢研磨锤粉碎,最后研磨成细小的颗粒排出粉碎机,通过下水道进入废水处理系统。

爱适易为界面新闻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原理视频:

“垃圾焦虑症”蔓延,厨余垃圾粉碎机会是一剂良药吗?

“垃圾焦虑症”蔓延,厨余垃圾粉碎机会是一剂良药吗?

电机马达是垃圾处理器的核心部件,业内有“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孰优孰略的争论,目前国际上垃圾处理器通用的直流电机采用永磁直流电机,是有刷电机的一种;交流则采用交流感应异步单相电机。

简单来说,直流机作为交流机延伸出来的品种,其采用的有刷电机还未解决碳刷噪音和火花的问题;直流马达转速高、噪声大,与此相对,交流马达则转速更低、噪声更小。除此之外,直流机的价格往往低于交流电机,一台机器的差价在500元-1000元左右。

贝克巴斯是典型的直流电机,旗下垃圾处理器除了鲜艳的红色外壳,最大的特点是高达3500转的转速,以性价比著称。

“垃圾焦虑症”蔓延,厨余垃圾粉碎机会是一剂良药吗?

周秦表示,贝克巴斯为了迎合中国家庭的食物结构,将马达转速提升至2600转-3500转,而同行使用的交流马达转速在每分钟1400转-1700转之间,后者适合美国家庭的食物结构,对中国人来说动力略微不足。

爱适易公司对此持不同态度。爱适易中国区经理张川解释,从物理的角度来看,“功率=扭矩乘以转速”,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转速越高则意味着研磨力越小,“如果你的转速是我的2倍,说明研磨的力只是我的二分之一。”

近100年的时间内,爱适易只研发了垃圾处理器一款爆品。张川表示,交流电机的电容式启动造价高、附件多、模块重,但由于交流机研磨锤360度旋转的优点,可以做到对食物来回旋转并保持转速稳定,爱适易坚持采用交流电机,而适应中国市场的措施主要在于对马达的调价和占领高端市场。

张川以车来比喻垃圾处理器的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日本车以轻巧闻名,但常被诟病的是动力不足、不敌欧洲车的硬度。这正类似直流机与交流机的差别,一台装载了交流马达的垃圾处理器也许比直流机重好几倍,但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其研磨力不输直流电机。

比起研磨力和转速,用户们关注的是更为实际的作用:所谓的厨房垃圾处理器,能够解决所有的餐厨废弃物吗?

张川与周秦均表示:不能。机器能够处理玉米、鸡骨头、鱼骨头、果皮果核、菜根等厨余垃圾,但不能丢进超大的排骨、贝壳和普通生活垃圾。厨余垃圾也不完全等同于湿垃圾,如果将所有湿垃圾丢进垃圾处理器很容易造成管道堵塞。

周秦解释,垃圾处理器的使用过程有五个步骤,打开水龙头、打开垃圾处理器、粉碎完毕、水龙头再流15秒、关闭机器。在这个过程中,粉碎完毕保持水流15秒是难以坚持但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

她强调,垃圾处理器能够处理80%左右的厨余垃圾,如果强行将玻璃、大骨等垃圾丢入垃圾处理器,磨损研磨盘的同时造成管道拥堵、增加污水处理后端的工作。

这就意味着,垃圾处理器无法为厨房垃圾做到一劳永逸,即使使用这款机器也需要根据手册来决定是否粉碎,错误的使用、分类类别的不明确都可能带来难以解决的隐患。

双刃剑背后的困境

性能和原理问题之外,垃圾处理器面临的最大争议还在于:这个机器真的环保吗?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厨余垃圾被粉碎后并不是液体,久而久之会沉淀在管道内。尤其在冬天,饭菜里的油脂进入管道,混合在垃圾中一起冻住,即便是在管径大的管道中也极可能造成堵塞。

更多负面的评论认为,中国的饮食种类丰富,高含油、高含盐、剩余菜量大,排水系统也与美国日本不同,餐厨垃圾与粪便最终归向一类污水处理系统,若将所有的餐厨垃圾随下水管道处理,很容易造成污水管道的超负荷承载,对后端的市政网管造成影响。

清华大学发布的《厨余垃圾家庭粉碎处理成套设备研究与应用示范工程评估验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对于样本中集中安装厨余垃圾粉碎机的小区来说,网管水质中的COD(化学需氧量)指标、SS(悬浮物)指标明显增加,说明厨余垃圾经粉碎机处理后进入下水管道,的确造成下水管道的负荷增加。

垃圾处理器的排污效果还与管道设计有关。《报告》称,对管道沉积物较多,水平排放距离过长,排放坡度不足的老旧小区来说,安装厨余粉碎机后势必有较大几率排水不畅。

然而,《报告》指出,在家庭源头进行垃圾粉碎,后续管道收集、浓缩隔油、分类收运的做法能够缓解垃圾处理压力。

这是由于我国的城市垃圾具有含水量高、热值低与易降解有机质含量高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带来的问题是,若用传统混合处理技术处理垃圾,则产生恶臭、温室气体等问题。生活垃圾经源头除去厨余垃圾就能提高垃圾焚烧热值。

由此看来,厨余垃圾处理器是把“双刃剑”。对于管道通畅、排列合理的新型住宅区,装载垃圾处理器能优化环境管理,及时处理垃圾;而在使用不当、管道老化的情况下,垃圾处理器的普及却变成压死排水管道的“最后一道利器”。

从业者们共同的观点是这款产品还需要更多的使用指南。误丢、错丢、提前关闭机器都是造成产品损坏、管道堵塞的元凶。正确的操作下,垃圾处理器能带给市政系统更多垃圾处理的可能性,背后牵涉的是巨大的市政改造工程。

周秦表示,她始终相信这个产品是“有情怀”的。过去的20年间,垃圾处理器产业经历了无数公司创业、失败、再创业的过程,至今普及率不到千分之一。

“市场为我们解决了用户认知度的问题。原来我们的工作是向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解释这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考虑怎么把它变得更好。”周秦说。

风口上的“大语文”:摇摆在应试与素质教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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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作者为柳书琪,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一座高山与一个神仙居住的小土堆,一条大河与一条有龙驻足的小池塘,你会选择哪一个?

在一节大语文试听课上,老师用这样的方式给学生教授“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意义。在讲解这篇经典骈文之前,老师从刘禹锡生平说起,将唐朝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历史故事一一串起,最后才落在主题《陋室铭》上。

语文正在成为中高考赛场上最难跨越的一关。随着部编版新教材的全面铺开和中高考改革,语文的难度有了明显提升,对古诗文积累及阅读、写作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实现高考英语改为一年两考、数学难度有所降低的趋势下,语文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可以用刷题来快速提高成绩的数、理、化学科,语文成绩的提升需要长期的积累,主打培养文科素养的“大语文”概念也由此而生。自2018年起,大语文成为了校外培训的新风口。不只上市公司立思辰、新东方、好未来开始了在此的布局,包括一起学语文、子曰语文、复有诗书在内的初创公司也成批涌现。

暑假将近,纷繁复杂的课程品类在家长和孩子们眼前展开。面对语文在各级考试中越发重要的地位,大语文开始成为许多家长为孩子报班时的“必选项”。

为“提分”而培养兴趣的课外班

与一般的语文学科培训不同,“大语文”之“大”在于强调对历史、地理、国学等人文素养的培养。“大语文其实是对语文本质的一次回归,过去的教育把语文变成了套路和应试技巧,现在考察的是全面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复有诗书联合创始人兼CCO孙毅博对界面教育表示。

尽管因考试而生,但市面上几乎所有大语文课程主打的都是素质培养,并不与成绩直接挂钩。

“这其实是语文学科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源力资本合伙人詹研告诉界面教育,“与英语、数学不同,语文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体系和标准。”孙毅博同样认为,语文是一个素质教育的学科,尤其在试题趋于灵活、考察趋于全面的今天,还在用应试的方法教学几乎是徒劳的。

主流的大语文培训课程以输入为主,主打阅读,鼓励学生培养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更看重积累的意义。“无论是语文学科,还是大语文培训,学习的过程都比较漫长,见效也比较缓慢。”詹研说。

目前,市面上的大语文培训大多面向小学低年级及以下年龄段。孙毅博告诉界面教育,小学中高年级后家长才会对分数有明确的指标,而在此之前的家长与孩子对应试的需求并不强烈,更重视兴趣的培养和思维的训练。

周期长、成果慢,与最终考试成绩的关联度较弱,在各大网络教育社区上,许多家长也对此提出疑问:“为此花费了时间和金钱,带来的究竟是几年以后的语文分数,还是文学素养?”

孙毅博认为,大语文最终会指向分数的增长:“大语文和过去的语文培训不同,更看重多年的积累和系统的训练。有了这些积累,我想孩子的语文成绩未来会越来越稳健。”

能够在未来“提分”但效果无法量化,可能是大语文与此前能够明确比较报班前后成绩的传统学科培训班最主要的不同。

区别于课内学习的“加餐”

在主推文学素养培养的概念之下,内容与教材成为了大语文的核心。相比课内语文教材,大语文的教学内容倾向于让学生进行更广泛的阅读,并更重视对文章成文背景、作者故事进行讲述和解读。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大语文课程以自编教材为主。立思辰自主出版了《文学必修课》、《乐死人的文学史》等一系列教材及课外读物,学而思大语文则联手北大中文系进行教材讲义的研发。但大语文“广泛阅读”的教学理念,与正统的课内教学思路存在一定的不同。

例如在学而思网校的大语文课程中,原本应出现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中的《陋室铭》被放在了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学段中。这样的提前学习曾引起部分校内语文老师和家长的质疑。

武汉语文名师董尚元在其文章中指出,部分大语文培训将楚辞与荆楚文化、川端康成与日本近现代文坛等大学文学课程提前空降到小学五年级。他认为,小学阶段的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接受和吸收这样的知识。

但在大语文培养阅读兴趣的目标之下,超纲可能无法避免。“如果严格按照校内大纲来教学,那就与校内没有差别了。”詹研对界面教育解释道,“语文的性质也决定了不可能只教书本的内容,校内的语文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超纲’的。”

孙毅博则认为,大语文培训在内容上与校内教学并不相同,更多是在帮助学生理解和体会文章背后的故事和作者表达的意境。而在校内课堂上,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知识性的内容。“例如一些字词的释义,学生仍然是在对应年级的课堂上去学习,大语文培养的思维方式带来的是对文章更深刻的理解。”孙毅博说。

因此,定位于“加餐”和素养培养的大语文或许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生。小学语文老师钟瑶对界面教育表示,这样的额外补充更适合学有余力的孩子,但对于学习能力弱、课本知识尚未完全消化的学生,可能更应该考虑弥补课内学习的不足而非盲目拔高。

有待规范的新品类

大语文培训将兴趣培养作为了主要目标,将语文讲得更有趣就成为了必备的技能之一。尽管发展时间不长,但凭借风趣幽默、段子手等诸多标签,大语文已经出现了窦昕等一批具备IP效应的名师。

大语文内容的丰富性要求老师有更高的知识储备。自2018年开始从语文辅导转型为大语文老师的孙辰告诉界面教育,由于需要为学生补充更多文章以外的信息量,教授大语文相比此前上课要难上许多。“需要老师不停地说,还得想办法讲得容易懂、有趣。”孙辰说。

但随着大语文市场的兴起,对老师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孙辰所在的机构在去年开始发展大语文培训后,也扩招了一批教师。

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可能让培训机构还来不及培养足够多合格的老师。孙辰告诉界面教育,大语文热下涌现了一批质量参差不齐的机构:“无非是觉得别人搞大语文了,自己也得紧跟上。”据她观察,某些机构的大语文老师在选定好较为容易的主题后,只是在网络上搜集一些资料,拼凑搭配后就完成了备课。

詹研对界面教育表示,现阶段的大语文还缺乏足够的规范和标准,客观上存在优秀师资稀缺、教学质量差异大等问题。

“语文作为三大主科之一,有成为刚需的潜力。但现实来看,家长的出发点主要还是培养兴趣。”詹研说。这一新兴的辅导品类还处于早期,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走向成熟。(应受访者要求,钟瑶、孙辰为化名)

下沉、烧钱、补贴:中国短视频军团冲击印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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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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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界面新闻,作者 | 郑洁瑶,编辑 | 文姝琪,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印度姑娘希玛最近花了5000卢比(约500元人民币)买了一张线下活动入场票,这几乎是她半个月的生活费。

活动举办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但希码住在离新德里780公里外的小城瓦拉纳西。为了这趟旅程,她还要准备上千卢比的路费和住宿费,但这些困难在即将见到偶像的激动面前都不值一提。她在 Facebook上开心的写道:“嫉妒我吧,很快我就能见到Siddharth Nigam了!”

Siddharth是印度新生代演员,近半年来因为在短视频平台TikTok上活跃而愈发出名,而这次活动也与TikTok有关——严格来说,这是一次由Siddharth担任讲师的短视频教学培训,主办方则是印度的一家主做达人业务的企业Celebrity Face。

据Celebrity Face的主页介绍,其每周都要举办四到五场类似的线下培训活动,而每场参加的人数都有几百上千人。其中,最常被邀请的名人就是那些近一年来才崛起的印度短视频明星。

和中国类似,近几年来,短视频内容在印度也有逐渐流行的趋势。

一方面,印度人本身就热爱消费音频和视频内容,据Google发布的研究报告,印度75%的移动网络流量都被用到了视频上。另一方面,中国创业者的扎堆进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打开印度Google Play热门App总榜,中国短视频产品长期能在前10中占领3到4个席位。  

在这些产品里,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和欢聚时代旗下的Like是当之无愧的赛道寡头。而在他们之下,腰部的玩家则还有杭州创业公司推出的VivaVideo、UC孵化的子产品VMate、火山小视频海外版Vigo Video、以及快手海外版。

这些公司除了在印度当地催生出了如Celebrity Face这样的线下培训组织,还养活了大量的流量分发商和内容审核公司。

看起来,一个新的海外创业风口正在形成,但光鲜的数据背后,要想真正在印度互联网站稳脚跟,这些中国公司要过的关卡还有很多。

低成本创业成为过去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一直被西方视为“跳跃式”发展,从3G时代开始,得益于网络覆盖和千元智能机的普及,中国迅速进入了全民手机上网的时代。

而印度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比中国还要晚上几年,可以说是直接跳入了4G时代。

2016年,印度运营商Reliance Jio率先推出了4G服务,还宣布6个月的时间里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这一举措直接点燃了当地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据Google的一份报告,从2016年第二季度到2017年第四季度,印度的移动网络资费下降了90%,同时流量花费扩大了18倍,智能手机用户增长一个亿。

这让2017年就成为了印度移动互联网的元年,无数产品诞生和爆发,无数创业公司在浪潮中创建。而朱凯阳所在的杭州趣维科技就是在那时第一次来到印度。

杭州趣维科技是一家生产短视频工具的公司,成立于2012年。2016年以前,他们虽然在印度推出了VivaVideo ,但印度还不算是他们全球业务中的第一梯队市场。

然而,2017年初,随着资费的放开,VivaVideo在印度的数据突然暴增了十倍以上。作为海外业务负责人,朱凯阳开始寻找增长的原因。调研后他发现,当时很多用户都是第一次接触到Facebook或YouTube这类海外产品,随着这些产品在印流行,用户对短视频制作分享的需求也暴增。鉴于此,VivaVideo对印度市场产生了高度的关注。

2017年7月,VivaVideo团队在CEO韩晟的带领下第一次前往印度调研,他们先去的是中国创业者扎堆的古尔冈,后又去了印度本地创业者聚集的班加罗尔。

相比较而言,VivaVideo团队更喜欢班加罗尔一点,这里临近赤道,气候舒适,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印度当地的创业圈子。相比污染严重、中国创业者扎堆的古尔冈,班加罗尔明显更加国际化和本土化。

10月,VivaVideo在班加罗尔租下了第一间办公室。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在印度创业难度其实并不比国内低多少。

中国创业公司在印度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租金成本问题。班加罗尔的办公楼资源极其短缺,而对创业公司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找一家共享办公空间,但2017年以来,Grab、字节跳动等海外巨头先后落地班加罗尔,这大大加深了当地办公资源的紧张。

现在,在班加罗尔的WeWork共享办公空间,一张桌子的工位就要约合3000块人民币一个月,租金几乎与深圳持平。至于其他条件差一些的普通办公室,租金成本也接近国内二线城市的创业园区。

其次是人员招聘的问题,在印度发展的中国企业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当地设一位或几位中方管理者,下一层级再招聘本地人。但这样的做法一方面需要为中方管理者支付高出国内许多的薪资,另一方面也无法激发出印度本地团队的主观能动性。

VivaVideo的做法是把整个技术团队都放在中国,印度当地不设中方管理者,包括产品、运营、市场、品牌、销售在内的团队全部使用印度本地员工。中方同事则定期通过出差的方式来了解业务。

但全部招聘印度员工并没能节省多少成本,数据分析公司Tracxn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8年的五年里,班加罗尔共诞生了6162家新的创业公司,这些企业很快就让班加罗尔的高端人才供不应求。

因此,员工只要感到工作没有挑战或是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竞争力就会头也不回的离开。印度投资机构Blume Ventures曾做过调研:班加罗尔员工在一个公司的平均工作时间只有13个月。而这一现象也使得当地的薪酬水平逐年提升,一些高端职位,招聘成本甚至已经超过上海深圳。

朱凯阳觉得,仅从租金和人才这两块来看,印度主要的科技城市和杭州已经没有区别。鉴于印度短视频行业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变现通道,对于没有持续融资能力或造血能力的中国创业者来说,印度已经不再是低成本创业的乐土。

搅局者闯入

在印度,创业者感受到的另一种压力是由中国同行带来的。

2018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和Musical.ly正式合并入口,自那以后,字节跳动就在印度开启一轮激烈的“买量运动”。据印度当地的广告联盟介绍,高峰时期,TikTok每天的流量消耗都能达到50万美金,“市场上能买的流量几乎都被他们买空了。”

这样高举高打的打法,确实也让TikTok在印度迅速积累了大量用户。根据Sensor Tower的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TikTok在印度的下载量甚至一度超过了Facebook和YouTube,达到0.88亿。

虽然Like在意识到TikTok的动作后也迅猛跟进,但市场上的量就那么多,渠道卖给了TikTok就很难再分给Like。因此,晚了一步的Like也始终未能在下载量上超越TikTok。

据上述广告联盟员工介绍,过去,印度短视频行业的买量成本通常是每个有效安装0.1美金,但TikTok一上来就给出了0.3美金的报价,导致一些小公司连买都买不到。而最近几个月,其最新报价也已经涨到了0.5美金,等于是把市场价格整整提高了5倍。

而这种打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吓退了一些对手。例如,快手本来是将印度视为仅次于中国的优先市场,并声称在印度拥有1000万至1500万用户。但自从TikTok开始买量,快手海外版Kwai在印度市场的推广就暂停了。“他们的预算完全拼不过TikTok,后来就慢慢停止(推广)了。”上述广告联盟成员补充说。

目前的状况是,除了Like,剩下的大部分短视频企业都持有不跟进的态度。朱凯阳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对VivaVideo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说,跟风TikTok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事情,因为一旦用户量上涨,各方面的管理成本、服务器成本、带宽成本都会上涨,但回收却遥遥无期。

“印度的流量变现路径还不成熟,比较合理的作法是抱着持久战的心态去做好留存。”朱凯阳说。

VMate CEO程道放也表示,“当我们判断短期挣不到钱的时候,推广还是要效率至上,至少要坚持到三五年以后,有机会看到黎明前的曙光。”

这里就要提到印度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印度虽然拥有13.5亿的人口,但有一半人口尚未上网,人均GDP也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国民购买力不足,导致广告盘子非常小。

根据GroupM的估计,印度的广告市场约为105亿美元,其中仅不到30%会被用于数字广告支出,作为参考,美国的数字广告市场预计在2019年将达到1300亿美元。

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客观鸿沟。抖音2018年的广告收入大约在200亿元左右,这才使得它的现金流能够支撑前期的巨额投放,但在印度,这种回血几乎不存在。更不要提字节跳动在印度的投放从未间断,TikTok的印度官方代言人还表示过,预计未来三年还要在印度投资10亿美金。

这是一场豪赌,赌的是印度三年后的发展,但在结果揭晓之前,字节跳动在印度只能维持这种亏损。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TikTok并不孤独,因为它还有Like这个对手。不久前,欢聚时代刚刚为海外市场完成了一笔总额达10亿美元的可转债。可以说,在“花钱”方面,现在的Like,底气与TikTok不相上下。

回血遥遥无期

许戈是印度当地的一名短视频从业者,专门为各大平台供应内容。

据他介绍,去年7月TikTok刚启动的时候,平台上全是为了冲量复制过来的菲律宾内容。后期为了发展,才找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供应商。

但和国内不同,印度平台的补贴政策几乎完全是按人头来算。针对普通素人,TikTok会按播放量支付每条视频10美金左右的补贴。而针对那些在其他平台上有一定影响力的达人,TikTok则愿意为其支付每月1500-2000美金的保底补贴。

9月以后,为了和TikTok竞争,Like也采取了高额的人头补贴策略,甚至金额上也比TikTok高出不少。

当然,也有企业选择了另外的补贴模式。例如,VMate使用的就是类似微视的代理模式。代理公司负责招募达人,达人通过平台审核后,会得到一个认证达人的身份,之后所有补贴直接下放到代理公司,由代理公司分润。

但无论补贴方式如何,总的来说,印度短视频市场现在仍然还处于一个人头至上的阶段,内容本身还较为粗糙。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媒体总喜欢把短视频产品介绍为“下沉市场的宠儿”。在他们笔下,印度精英阶层还是更容易接受ins、YouTube这样的美系产品。

事实上,相比这些美系产品,短视频在印度下沉市场的确有其独有的优势。

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和1652种常用方言,说英语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同时识字率也较低,这导致以英语为主要展示形式的Facebook等产品难以渗透到方言盛行的村庄。

但短视频不同,视频内容的表达门槛是很低的,即使一个不会拼写的人也能够很容易的拍出一条视频。另一方面,从《神秘巨星》等电影里就能看出,印度人有强烈的出名愿望,但相比需要拍摄工具和PC工具的YouTube来说,短视频明显更易上手。

目前,包括VMate和VivaVideo在内的企业都向记者表示了对印度下沉市场的兴趣。在许戈看来,这才是这些腰部产品最聪明的地方,毕竟,印度用户群相比中国更加分裂,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特点、打法和结构性红利。而方言路线则可以最大程度规避和巨头的正面竞争。

毕竟,这些腰部产品要面对的不仅仅是TikTok和Like这样的中国巨头,在印度,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全世界的竞争。

许戈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尽管近半年中国短视频在印度风声水起,但从品牌主认知来看,就连TikTok也仍然处于广告主们的观望名单中,主要原因是其留存和用户购买力还得不到广告主的认可。“因此,从现状来看,中国短视频要想冲击Google和Facebook在印度数字市场的寡头地位,至少也还需要两三年。”

但在此之前,巨头也有极大的可能对中国短视频进行狙击,去年11月,Facebook就曾推出过一款极像抖音的短视频产品Lasso。

在这样的竞争形式下,方言化、本地化和差异化几乎是腰部创业者的唯一选择。

但许戈担心,中国创业者真的能够打造出一款极具印度本地特色的产品吗?给印度几年,当地创业者就创造不出自己的快手和抖音?另一方面,就算平台有钱耐烧,那生态里其他的送水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又该如何生存?

“现在我已经不觉得来印度发展短视频是一件非常有前景的事情,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在看不到钱的情况下坚守三到五年。如果连平台变现都需要那么长时间,那MCN的前景只会更加不明。现在回过头再想,印度的短视频创业,或许真的只是看起来很美。“许戈说。

(应采访者要求,许戈为化名)

速效救心丸:一款“神药”背后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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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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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 金淼,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在国内药物市场上,恐怕很难找到一款像速效救心丸的药物。它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从一款药物拓展到一种隐喻。它几乎被用来治疗一切心绞痛,又被用来代指一切可以在危急时刻立即起效的手段。

速效救心丸成了“神药”。

一方面,作为中新药业子公司天津第六中药厂的一款产品,速效救心丸直接拉动了上市公司营收:根据中新药业2018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速效救心丸销售量达391.38万盒,销售收入超10亿元,而中新药业2018年全年营业收入为63.59亿元。另一方面,因为商品名称中含有“速效”、“救心”四字,它被人们理解成了一个治疗心绞痛的万能神药。

然而,它真的有所言中的那么“神”吗?

近四十年的维权

郝彬今年八十岁,从速效救心丸上市起,他就在为自己的“联合发明人权利”奔走。

采访是在周日进行,但并不顺利。在界面新闻记者到之前,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的民警就已经造访,民警了解情况,是因为郝彬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公布了速效救心丸的处方,郝彬不解这个他曾经在多个会议上公开发表过的处方,为什么不能再说了。

根据中新药业子公司天津第六中药厂网站介绍,“速效救心丸”发明者是高级工程师章臣桂教授,“1982年发明成功中国第一项纯中药滴丸制剂产品。”

而据郝彬介绍,1975年5月第一届全国中医学术会发表了《冠心速效丸的药理及临床观察》,文章中的冠心速效丸的配方与后来更名的速效救心丸配方相同。该篇文章第一作者为天津医院中医科郝彬,天津市中药研究所章臣桂为第三作者。

除此之外,由于药物审批需要,1981年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所要求补报材料,第六中药厂所补报材料中,速效救心丸处方设计一文作者也为郝彬。郝彬介绍,该药的动物试验和部分也临床试验也是他所做。

由于不满在药品上市广告中,仅将章臣桂和第六中药厂作为发明人和发明单位。郝彬所在的天津医院曾在1986年起诉第六中药厂和国家医药管理局药物研究院。

1988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天津市第六中药厂制造生产的“速效救心丸”是原告(郝彬)担任处方设计、药理实验及临床研究,被告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药物研究院担任工艺设计,其成果权应为原告和被告共同所有。

当月,第六中药厂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结果也出乎郝彬意料。1993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撤回此前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裁定速效救心丸科技成果权归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药物研究院和天津市第六中药厂共同持有。

“无论是事实,还是认定这块儿,二审判决几乎是把一审判决推翻了。”一知情人士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提到。

官司的事情就卡这儿了,截至目前,由于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再审时间,该知情人士介绍,可以通过信访程序进行申诉,郝彬这些年仍在为此事奔走。

而就公布处方一事,郝彬想不明白怎么就不能说了。

根据天津六中药官网产品信息,速效救心丸为国家保密处方,其公布成分有川芎、冰片。

关于处方的来源说法不一,最新的一种说法来自于2011年5月24日《今晚报》报道:“1982年章臣桂从上百种活血化淤药材中通过动物筛选处方”;在天津卫生局药政处一份1981年落款为天津市中药六厂、天津市中药研究所的《速效救心丸的研究》中,则表示处方是由“临床医师的长期筛选肯定药味(川芎、冰片)”

而第一种说法站不住脚的原因则是,根据此前天津市卫生局药政处的资料《速效救心丸的研究》显示,在获批上市前,速效救心丸的动物的药理试验、毒理试验都收录在《速效救心丸药理研究报告中》,并无其他动物试验数据,而郝彬表示,所有速效救心丸当时的动物试验都是由其所做,上述《报告》的第一作者也为郝彬,章臣桂为第二作者。

“国家保密处方”

令人生疑的不止处方来源问题,还有速效救心丸包装上的“国家保密处方”字样。

目前国家明确的六个“国家级保密配方”为云南白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华佗再造丸、麝香保心丸,并未有速效救心丸,并且也未有“国家保密处方”此项说法。

速效救心丸:一款“神药”背后的质疑

图片来源:天津六中药官网

虽然有资料显示,速效救心丸1995年通过国家医院管理局和国家科技保密办公室对于速效救心丸作为机密的认证。根据2017年、2018年中新药业年报显示,中新药业拥有“国家机密品种1个”,虽然并未提及具体为哪个品种,但是根据广发证券研报显示,该机密品种为速效救心丸。

一业内人士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有关药品的保密制度涉及到了国家对医药品种的保密问题。而一些中成药在上市过程中,由于担心会被仿制,所以列为秘密、机密品种。

按照2016年新颁布的《中医药法》第四十三条,“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而按照前文所说,速效救心丸研发为上世纪70、80年代,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传统中药处方范畴。但是该项条款中并未写明,对于已经认定为保密、机密、秘密的品种要如何解决。

除了《中医药法》,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也明确,除另有规定外,机密级保密期限不超过二十年。上文已经提到速效救心丸为1995年被列为机密,按照最新颁布的《秘密法》,速效救心丸可能已经过了保密期限。

而即便是国家级保密配方,列入其中的6个中药也一直因配方保密的正当性问题广受质疑。被列入国家保密配方的6个药物皆为早年获批药物,毒理、药理和临床试验都未并非按照现行标准提交。在不公开配方的情况下,业内外均担心,是否会含有有毒成分。此前作为国家保密配方的云南白药,就曾按原食药监规定修改药品说明书,宣布配方中含有制草乌,而草乌具有毒性。

在速效救心丸公布的成分中,有一味中药“冰片”。冰片分为天然冰片和人工合成冰片,人工合成冰片主要以松节油为主要原料经化学方法加工而成,除和天然冰片一样含有龙脑外,人工合成冰片还含有大量异龙脑。已有研究证明,异龙脑毒性高于龙脑。

受质疑的商品名和过度宣传

速效救心丸成分中并未标明其所用的为哪种冰片,郝彬表示设计速效救心丸时所使用的冰片为人工合成冰片,“但就是天然冰片也不能常服,在中药里,冰片是外用药,不是内服药。”正是由于此,郝彬对速效救心丸的宣传中提到的“常用”颇为不满。

在2018年世界杯期间,速效救心丸的视频广告中,宣传语有“情绪紧张、熬夜加班、过度劳累,关注心脏健康,常备保驾护航。” 在速效救心丸的药品说明书中,只写到“行气活血,祛瘀止痛,增加冠脉血流量,缓解心绞痛。用于气滞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说明书中未有一项是该宣传语中提到的字眼。
图片来源:天津第六中药厂微博

图片来源:天津第六中药厂微博

界面新闻记者在某广告营销微信公众号上看到该视频,但是无法查出当时视频投放在哪些平台。此外,在中新药业天津第六中药厂认证微博上,其中有条微博发布了一张图片,图片内容为“速效救心丸 一直在身边”。

速效救心丸属于处方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5条“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以及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不得作广告。前款规定以外的处方药,只能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作广告。”

事实上,关于速效救心丸过度宣传的争议由来已久,除以上关于适应症和用法用量和广告投放问题外,2017年原国家食药监曾出台《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和《关于规范已上市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的通知》,前者明确中成药命名需“规范命名,避免夸大疗效”原则,其中一条便有“不应采用夸大、自诩、不切实际的用途。如:强力、速效……等。”

虽然一直存在声音呼吁,家喻户晓的产品不适用此命名,但是两位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中药行业人士皆对此心存疑问,一人质疑“如果文件没有废止,就是有效的,那么就应该被执行。”而另一业内人士认为不止“速效”二字存夸大之嫌,甚至“救心”两字是否合适都难说。

不少家庭都将速效救心丸作为急救用药使用,但是郝彬介绍速效救心丸只对轻度的心绞痛、憋气有效,“严重的心绞痛,没效!绝对没效!这时候还是要用硝酸甘油。”

知名科普达人急诊夜鹰表示,速效救心丸名字就含有营销色彩。“心绞痛,是冠状动脉狭窄,血流减少,受累心肌供血不足时的一种表现。常于劳累或激动时发作,即刻坐下或躺下休息,三五分钟大部分可自行缓解。”在此种状态下,国内常用的应急药物包括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心绞痛时含几粒可能缓解疼痛,不含它,安静休息,心绞痛也大多能缓解。”

问药师创始人、原北京和睦家医院药师门诊主任冀连梅介绍,西医治疗心绞痛的急救用药为硝酸甘油。“如果持续 10-15 分钟的胸闷胸痛不能缓解,就要高度怀疑急性心梗。此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去医院处理才是最重要的,远远胜过一切所谓的急救法宝。”冀连梅此前在科普文章中也提到。

而由于商品名的误导性,会造成公众滥用的情况,夜鹰甚至见过上楼心跳加速含速效救心丸、头晕含速效救心丸、高血压含速效救心丸,甚至酒后含速效救心丸的情况。

“实际上无论硝酸甘油还是速效救心丸,都不能达到传说中的救心神效。”急诊夜鹰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当真正心脏病发作心肌梗死时,救命的措施应该是:

  1. 呼叫急救车
  2. 安静休息
  3. 早期溶栓或介入治疗
  4. 心脏骤停时,即刻心肺复苏与电除颤

“迷信它能救心,实际上硝酸甘油也不能达到传说中的救心。”急诊夜鹰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和上个世纪获批的众多中成药类似,速效救心丸的毒理、药理及临床试验数据并不完善。查询《速效救心丸的研究》可发现,在1982年速效救心丸试产试销前,速效救心丸的全部毒理、药理和临床试验数据为:急性毒性试验、常压缺氧状态下存活时间试验、急性缺血缺氧的对抗作用试验和310例临床观察。

一位在中药CRO的负责注册的专业人士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列出了目前中成药审批所需要的药理毒理研究资料和临床试验资料。前者所含试验包括:主要药效学试验,一般药理研究的试验,急性毒性试验,长期毒性试验,过敏性、溶血性和局部刺激性、依赖性等主要与局部、全身给药相关的特殊安全性试验、遗传毒性试验、生殖毒性试验、致癌试验、动物药代动力学试验。

而在当时速效救心丸递交的临床观察中,在医生的结论部分也都有所不确定。204医院的罗焕添医生曾写“有的(关于有效)提法,纯粹是主观意断”,红桥区三防院的50例观察结果中写到“多数患者胸闷、气短,明显改善。头痛、头晕无改善。”

“一般来说,毒理试验要在通过GLP认证实验室进行,临床试验要在GCP条件下进行。这是对试验单位资质的要求。”该专业人士表示。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原因,受限于当时制药及审批环境,以当下规定要求以上试验和临床实属苛刻,但是对于一种大规模使用甚至可能存在滥用的药物,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及时补充上市后再评价数据,验证药物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似乎是更负责任的做法。

根据药智网数据显示,速效救心丸已有三项试验题目:

  1. 速效救心丸治疗慢性稳定性心绞痛(气滞血瘀证)的随机、双盲单模拟、安慰剂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
  2. 速效救心丸干预对ACS患者血管重建术后的影响研究;
  3. 速效救心丸治疗慢性稳定型冠心病心绞痛前瞻性社区队列研究。

上述第二项试验题目试验状态为结束,第一项尚未开始,第三项为正在进行。

根据中新药业所属的天津医药集团官网显示,2016年12月速效救心丸真实世界临床研究项目正式启动,“第1期将观察5000例患者,全国50个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将进一步推动速效救心丸这个上市34年的‘老产品’跃升成为临床疗效特点明确、安全性评价规范、市场价值定位准确的中药大品种。”但界面新闻记者未找到此项目的最近进展。

界面新闻记者曾电话咨询中新药业、天津第六中药厂关于速效救心丸的有关问题,前者宣传部门电话接通一次后,让记者半小时过后再打,但此后再未接通。后者表示要核实一下再联系记者,也未有消息。

采访完郝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郝彬在夜里走着,感慨了一句:谁也没想到,这个药会有这么大的名声。

新城控股百亿利润中有多少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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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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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陈菲遐,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毫无意外,新城控股(601155.SH)跌停了。

7月3日晚间,新城控股公告称,公司于2019年7月3日接到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振华因个人原因被刑事拘留。

7月4日开盘,新城控股的股价一路大泄,以309万手的封单数,稳收跌停板。当日,该股报收38.42元/股,96亿市值蒸发殆尽。

在7月3日之前,新城控股业界黑马的身份应该无人质疑,股价的飙升是一大力证。2018年10月至今,新城控股的股价一路从18.88元/股,最高上涨至44.91元/股,涨幅远超其他房地产同行。

作为一家发家于常州的房企,新城控股赶超同行业的速度超乎异常。这家公司销售额连年翻倍,2018年突破2210亿元,一跃进入全国房企10强,排名第8位。

不过,新城控股这家企业在较为稳重的投资者眼里,却不是个好标的。在一些头部券商研究员看来,新城控股是激进的“骗子”。他们认为,新城控股的排名可以从20一路上蹿至第8的背后,是超高的财务技巧,以及背后的野心。

这家公司的快速扩张令人应接不暇。新城控股2018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新城控股实现营业收入541.33亿元,同比增长33.58%;新城控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4.91亿元,同比增长74.02%,连续三年高增长态势明显。新城控股2018年的净利润跑赢A股98%的公司。

新城控股百亿利润中有多少水分?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

与此同时,从资产与负债规模看,新城控股也是激进的。

新城控股百亿利润中有多少水分?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

数据中不难发现,新城控股营收与利润大幅增长的背后,资产以及负债规模也在快速攀升。截至2018年末,新城控股的的总负债从2017年的1575亿元,快速攀升至2793亿元,增速超过77%。

房企中,很少有企业如此快速的进行扩张。

与拿地、负债相对应的是同样高速攀升的销售规模。财报显示,2015年至2018年,新城控股合约销售额分别是319亿元、650亿元、1265亿元和2210亿元。此外根据棱镜的报道,为提升项目周转速度,新城内部制定了“0346战略”——拿地即开工,3个月示范区开放,4个月开盘,6个月融资性现金回正,12个月现金流回正,包括拿地、销售、租赁及融资。

但是拿地、销售都只是在业务层面,资产负债规模以及利润快速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城控股超高的财务技巧。

简单来说,新城控股运用了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利息资本支出以及新会计准则的影响等手段对利润进行了适当的调节。这些手段,引发了监管层的注意。2019年4月初,上交所连发长达7页的事后审核问询函,质疑其利润虚增、关联交易涉嫌利益输送等。随后,新城控股公告回应监管层问询。这份43页的回函内容,在监管规则允许之内,展现出超高财务会计技巧,但是却也暴露了新城控股百亿利润下的水分。这些过早确认收益的水分,都在为日后埋下隐性炸弹。

水分一:透支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简而言之就是非经常性损益。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28.09亿元,同比增长209.02%。而2018年新城控股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才104.91亿元,单单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得就占归母净利润的26.78%。与同行业对比,万科A的占比仅为0.3%,稍高些的中南建设也仅为2.4%。26.78%这一比例着实令人讶异。

新城控股百亿利润中有多少水分?

数据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

而具体拆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明细,其中占比最高的是2018年度新完工项目,变动损益达到14.64亿元,占比为52.12%。这些项目是完工但尚未实际运营的项目。公允价值上涨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类项目在2017年末尚未开业,2017年末评估机构参照项目所在区域周边市场租金水平,预测项目可实现的租金收入。

由于项目在2018年末已完工并签订租约,因此2018年末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时,调整为根据实际租金水平测算评估价值。而新建项目吾悦广场是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实际租金收入通常高于原预测的市场租金,所以导致2018年末公允价值有所增长。

新城控股百亿利润中有多少水分?

来源:公司问询函、界面新闻研究部

这样操作本无可厚非,但是新城的冒进就在于,过于乐观预估了项目租金情况,故而使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进一步抬高。虽然新开业的投资性房地产因上述原因导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但不排除后续新开业的吾悦广场数量减少,或新开业的吾悦广场实际租金水平低于原用于评估的市场租金水平,而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考虑,新城控股这样操作,是在透支未来的预期收益。如果未来没有新开业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很难上升,此次一步到位的确认让利润到了头;存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中,公允价值主要受租金的影响;如果按固定年限的现金流估算,则每年确认租金收入后,公允价值相应减少一年的现金收入。

总体而言,一次性将投资收益确认到位的做法,短期内透支了未来的可能性。短期刺激利润,长期而言弊大于利。

水分二:透支资本化利息支出

房地产企业的本质是通过借款扩大规模,利用周转率等方式加快项目运作。因此,地产公司的借款能力以及对于财务费用管控是对于房企的关注焦点。在这一方面,新城控股依然十分激进。

房企的融资借款分为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2018年度,公司融资借款利息及债券利息支出为39.96亿元,合同负债内含重大融资成分利息为53.60亿元。

这类利息实际上是借款产生的利息,本应该计入财务费用,并却认为当期的费用影响利润。但是新城控股的做法在于,将这类借款费用资本化了。年报显示,公司2018年资本化利息支出为88.50亿元,同比增长428.99%;资本化利息支出金额占归母净利润的84.36%,相较2017年的27.75%有较大幅度上涨。

一位长期跟踪房企的财务人员透露,房企均会将一部分利息资本化,15%的比例较为普遍。但是新城控股资本化的比例却高达95%。

这样做背后的原因,依然是调节利润。费用资本化的核心在于,企业认定这部分费用是必要业务支出的一部分,不能作为费用而应该计入成本。新城控股正是这样“认定”,将这部分利息的支出认定为成本,从而避免计入财务费用进而影响利润。2018年,新城控股将93.57亿元中的88.5亿元,认定为资本化支出,从而直接增加了新城控股88.5亿元的利润。如果按照15%的平均水平计算,新城控股2018年的净利润将直接减少74.5亿元左右。目前的百亿盈利将不复存在。

新城控股百亿利润中有多少水分?

数据来源:公告、界面新闻研究部

水分三:新会计准则下的自由空间

新的会计准则在2018年开始适用,作为过度年份,企业可以选择新会计准则或继续沿用旧准则。房企中,仅有新城控股以及万科A两家企业开始启用。而新城控股又是利用这一点,再次为利润注入了水分。

新城控股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此外,自2018年1月1日起,其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变更为:公司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并基于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

据一位审计人员透露,老准则一般按账龄提取不同比例的坏账准备。但各家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每个项目的情况也不同,这种方法不够精确。而新准则的应用使坏账的提取更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但也给了企业更多调节的空间。

这一准则在年报中的反应,则是合计448.68亿元的多笔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仅为0.1%或1%,明显低于正常水平。

新城控股认为,公司应收合、联营企业和应收房地产合作方的其他应收款项均与房地产投资项目有关,通常在项目取得销售回款时收回。公司按照其他应收款发生日计算账龄,部分应收款项账龄虽超过1年,但公司认为仍应分类为第一阶段的应收款项。

除此自外,新会计准则对公司2018年年报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影响较大。

根据新收入准则,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为:对于根据销售合同条款、各地的法律及监管要求,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条件的房地产销售,公司在该段时间内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其他的房地产销售在房产完工并验收合格,达到销售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受此影响,新会计准则直接增加了公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4.20亿元和6.62亿元。

业内人士看来,由于采纳新会计准则的可比公司较少,公司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能说采用新会计准则就是调节利润。但是无疑,新城控股的利润规模中,有变更会计准则的一部分原因。

依靠这些手段,新城控股可以保持百亿利润。但这必定不会长久。这家地产公司冒进的背后,值得警惕。

办公室的零食们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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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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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采访 | 伍洋宇,文 | 方园婧 伍洋宇,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赵玉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那批人了,往常每个月他们都要上门推销或者偷摸着塞广告单。

她依然记得,两年前的夏天她感觉几乎要疯掉了,每天都被那些无人货架的销售员追着跑。

“以前一周能见到四到五个不同无人货柜的销售员,一不留神,台面上可能就放着七八张新的宣传单。”赵玉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前台,以往可没少和这些销售打交道。

包括她自己在内,公司里的员工已经很少再光顾之前入驻的那个无人货柜了。

这一两年,这个货柜上的零食从琳瑯满目的水果、饮料、小零食和泡面等等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几瓶饮料孤单地躺在里面。

哪怕是这些饮料,也很少有种类的更新了。“每次都是那么几瓶,还不如下楼去便利店里看看又啥新上市的饮料呢,都喝腻了。”不少同事跟赵玉反应,大部分时候他们还是愿意结伴到楼下的便利店去买东西。

“本来工作就很疲惫了,下楼买喝的,顺便透透气。”去便利店买点喝的,成为了许多公司人可以短暂逃离工作压力的理由。

赵玉的公司采用的是每日优鲜旗下便利购的无人货柜,这家公司是仅存的几家还在继续投入无人货的创业公司,他们还在去年开始全面升级了现有的货柜,增加了智能锁、摄像头等功能,来减少货品亏损。

但即便如此,同事们打开柜子的次数还是少之又少,便利购来补货的人也降低了出现在办公室的频率,最后柜子里只剩下了饮料这类产品。

行情好的时候,无人货柜里互联网行业里投融资的频次以周计。2017年是无人货架最旺的一年,短短几个月,近50亿资金涌入,平均每个月都有2-3家创业公司宣布进入无人货架赛道。

但现在,做货柜的大部分公司都消失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办公室的人不爱吃零食了吗?

从无人货柜到无人问津货柜

钱正的公司楼下最近挤满了排队买便当的人,因为那里最近新开了一家便利店。

一般情况下,钱正和他的同事愿意下楼买便当的时候,顺便逛逛店里还有什么饮料零食,适合下午工作的时候做个零嘴。便利店的冰柜一般也有一些蔬菜沙拉、或者洗净的水果,保证每天的维生素C这件事上也不太成问题。

最关键的是,大家可以在买完东西以后,一起在公司门口抽个烟,吐槽一下最近项目的进度,或者领导的某个暧昧不明的眼色到底是不是预示着自己很快要被裁了。

这天钱正正跟同事聊着八卦,就看到他们经常买便当的那家便利店不远处,又有一个门店要装修,上前一打听,又有一个新的便利店准备开张了。

便利店们正在抢夺办公区域楼下的黄金地带。以便利蜂为例,这家主打互联网模式的便利连锁就一直以办公区域为主要发展方向,目前的主流客群以80后、90后的白领为主,主要覆盖在一二线城市的商圈和写字楼。

除此以外,曾一度反复强调自己无人货柜业务的每日优鲜,也逐步变得低调,又开始继续宣传自己的前置仓服务。截止到去年8月份,每日优鲜便利购的无人货架业务占到差不多60%的市场份额,第二名只占了10%,剩下的30%左右份额被多家分散拥有。即便如此,便利购的无人货柜数量也在逐步减少。

所剩无几的货柜里,品类也从原先的近50种,逐步缩减到不到十种,从暂时充饥的饼干、泡面,变成了一些小零嘴和饮料。

“只有公司楼下买零食不太方便,或者工作时需要长时间呆在工位上,熬夜情况比较多的,可能才对这些货柜的零食有一些需求。”钱正说,“否则大家都在中午吃饭或者下午到楼下透透气时,在便利店就近购买,选择更多,也很方便。”

小e微店曾经也是红极一时的无人货柜创业公司,到现在已经近两年没有再宣布融资消息了。采访中一家公司前台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小e微店到现在还使用非常原始的购买方式,前几个月甚至直接把零食铺在办公桌上让大家扫码购买。

“后来薅羊毛的实在太厉害了,基本没人付款都直接拿的。”最后前台把这些零食撤掉了。

再后来,钱正办公室的无人货架上不仅更新货品的速度很慢,甚至连货品的数量都变得很少。“大部分消失的货品还不是被人买的,是被公司的猫给偷吃的。”钱正曾亲眼见到公司里养的猫是如何熟练地从货架上叼住火腿肠,并一口撕开肠衣,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无人货架们原先幻想的市场逐步被便利店、和能够实现即时配送的前置仓服务所取代。从每日优鲜、便利蜂等公司近期主打的品类可以发现,这些创业公司主打的对象正是办公室人群,不少都提供新鲜餐食、现磨咖啡、早午餐等产品。

而那些只能提供标品的无人货架们,又有什么胜算呢?

两年时间,一地鸡毛

某些程度上来说,或许无人货柜的出现原本就是资本的一场误判。

最初资本的想法是理想化的。打动前阿里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的,是这个几个数字:两个月、30人、8000元收入和5%的耗损率。他觉得无人货架能够用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迅速吸引线下流量,然后把这些流量导到线上,再复制一个聚划算或者拼多多。

简单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低价的流量获取渠道,而且拼的是速度,速度快的就有垄断市场的可能性。所以他迅速创立了果小美加入战局。

资本是趋利的,但很多时候也是跟着形势走的,特别是出现了滴滴、快的的打车乱局,美团、饿了么的外卖之战,还有ofo和摩拜的打车混战,更让很多投资人相信理性分析有时候要让位于天时地利和人和。

果小美、猩便利、番茄便利等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拿到融资之前,他们甚至只是一个创业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跑几个办公楼测试数据,也没来得及做太多的市场调研。对于这种追着投资还处于概念中的想法的情况,被投资行业中以“期货”定义。

显示显然不尽如人意。先撇开办公室的人是否会长期买单不说,界面新闻记者曾经报道过,无人货架的盈利情况是十分让人担忧的。

以果小美在成都的运营点为例,最好的时候,每个货架日流水在100元左右,月营业额在2000元左右,以毛利率以30%来算,单个货架每月毛利有600元。此外,在北上广的数字必须翻倍,才可以支付设点的月租成本,否则就已经是亏本的生意了。

更糟糕的是,无人货柜的消费习惯此前都还未被培养出来。在记者走访的几个写字楼中,销售人员都遇到了层层阻碍,首先是微波炉和办公室的冰箱,已经解决了无人货柜背后所满足的需求,此外,大部分写字楼附近本身就有便利店、以及一些即时送达的线上超市,更是完全可以取代无人货柜。

如果在无人货柜中提供鲜食,则无法解决运送和售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果需要有人监管这些货柜,一方面是成本,另一方面是这就完全违背了“无人货柜”的初衷。“那不就是在办公室里开一个杂货铺吗。”一位前台对界面新闻记者说道。

阎利珉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在他的构想里,“线上流量汇聚到果小美的手上后,一定会变成极致单品的果小美版聚划算,办公室这个场景是非常好的熟人关系链,很容易互相影响,病毒式营销,拉人拼团是基于办公室范围的拼多多。”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本来就是每天面对面能够见到的熟人关系了,为什么还要费劲的转成线上流量呢?买零食本就是单一的买卖行为,想通过交易转化为社交,这件连阿里巴巴都还没想明白的事情,会仅通过一个货架就实现吗。

还没等阎利珉琢磨明白。2018年4月就传出果小美融资受阻,同时宣布砍掉线下业务,转型做S2B2C的社交电商业务。当初杀入这个领域的大量创业公司都已经转型或者倒闭。

熊猫资本的李论曾指出,无人货架的交易相关方太多,不太可能出现爆发式单量的增长,“在互联网交易平台中,交易牵涉的人越少,发展速度越快。”

无人货架这一条产业链上,涉及场地方、货架方、补货方和用户方等多个环节。无法简单地和打车、共享单车和外卖进行对比。

但资本已经管不及这些。果小美的一位离职高管表示,“这几百天的创业,浓缩了中国式创业的特点。我们是身处风暴眼中的当事人,我经历的这一切,反映出资本市场的焦虑,中国式创业的焦虑,还有人性的焦虑。”

零售本质的回归

启赋资本投资总监谢波曾评价,无人货架是“资产重、投入大、难掌控、风险大、格局也大”。

但本质来说,无人货架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满足过办公室人群的真实需求。“所有不顾零售逻辑、不考虑眼下的单位经济模型,只讲流量变现故事的公司都活不到流量变现那天。”一位创业者评价。

便利蜂的一项消费数据显示,北京地区夜晚消费需求在逐步提升,尤其夏天更为旺盛。在办公区域密集的北京西二旗便利蜂门店,25%的客流会持续到晚上12点,主要是因为该区域互联网行业人士居多,因此便利店经常是24小时营业。

“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有一定的差异化,比如在商圈、办公园区,夜晚消费比较多的是关东煮、热餐、零食和功能性饮料,而在社区附近晚上消费比较多的是小吃、啤酒、各种奶制品。”便利蜂相关负责人表示。

相比无人货柜,便利店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品类,以及一些非标品如新鲜餐食、水果冷饮等产品的选择。无人货柜唯一的优势或许是更便捷的获取方式。

“无非是走几步路在办公室拐角拿,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店买的区别,相比之下大家都更愿意下楼透透气。”钱正还是觉得,少走几步路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实在不愿意走,等上半小时,也问题不大。便利蜂、每日优鲜都设置有前置仓,可以实现线上下单,线下一小时内即时配送。

逐渐地,原来追求60-70个sku的无人货柜、无人冰箱,逐步又退回到了传统的无人售货机模式。

如果连货柜的形态都没有,就会大量出现只拿货不给钱的情况,货损太高。如果做货柜,就会出现成本高,流水不能保证,毛利率不可控的情况。货柜和防盗都做,保证运营时食品的新鲜安全以及及时补货,这笔账算下来,还不如前置仓来得划算。

最后,大部分的无人货柜创业公司都默默撤柜、裁员,只剩下本身有前置仓资源的每日优鲜便利购还保留了部分无人货柜在办公楼里。剩下的这批货柜,也被进行了智能升级,需要扫码才能打开,但货柜所保留的品类也主要保留了水果和饮料两种。

每日优鲜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候曾表示,作为无人货柜,它们主要通过提供“人无我有”的短保质期产品,例如水果、早餐油条包子等,便能够和传统无人售货机打出差异化。

“大部分的水果最后都烂在了柜子里”,赵玉说道,“烂了以后必须等到他们下一次补货的时候才有人来清理,如果水果不是每日更换,办公室里的人更愿意下楼购买。”

无人货柜或许不是一个伪需求,但是办公室里似乎并不需要那么多复杂品类的零食柜了。加上便利店和配有前置仓的创业公司逐步兴起,这场围绕着办公室人们的资本闹剧,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烟消云散了,一如那个角落里落着灰的货柜,再无人提及。

滴滴美团争做打车聚合平台,第三方服务商“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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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界面新闻,作者 | 柯晓斌,编辑 | 文姝琪,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面对美团、高德的狙击,滴滴正在求变。

界面新闻曾独家报道,滴滴在试水聚合平台,接入了第三方出行服务商秒走打车。目前,其已经和曹操出行、秒走打车、斑马快跑等服务商完成谈判,这些第三方出行服务商将陆续登陆滴滴APP,这意味着,面临强监管休整接近一年后的滴滴,将布局自有运力、聚合平台的双运营模式。

而一年前,与滴滴在上海、南京等城市酣战的同量级对手美团,在停滞一年后也转变战略,其打车业务从过去的自营模式,转而接入第三方出行服务商,上线聚合平台。

两者的策略殊途同归。此外,还有阿里系的高德打车通过聚合的模式,瓜分了滴滴的市场,也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玩家。据《财经》报道,高德打车业务日订单量已经超过400万单,每单按单收入1.5元-2.5元。

为何拥有流量的平台方都会以”聚合平台“的方式切入网约车市场?

“网约车生态中,最主要的两端是司机和乘客,虽然乘客的习惯已经教育完成,但单个平台的获客成本持续走高,达到150元每人。”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界面新闻透露,小的出行服务商虽然有一定运力,但是没有渠道获得新增用户,举步维艰。

“作为流量方,它没运力(车和司机),但有乘客,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和有运力的第三方出行平台合作,把流量直接变现成收入。”首汽约车CEO魏东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和传统的网约车租赁公司相比较,目前,第三方出行服务商因有一定的用户和运营经验,能独立完成司机和乘客两端的匹配,所以在和类似滴滴这样的平台谈判时,手中有一定筹码。短期来看,和平台合作能获得收益,但长期来看无疑是饮鸩止渴。”上述资深人士分析,当第三方平台用户全部转移到流量方,它就会和传统租赁公司一样,沦为平台的供应链,面临品牌弱化直至失去的风险。

“不管是从高德、携程来的,还是从美团来的订单,用户并不属于首汽约车,但订单都到首汽约车了,我们不是非得要求独立APP用户增速有多快,更在乎的是这个生意做的有多大,市场份额有多少。 ”魏东说,虽然接入了很多聚合平台,但对首汽约车而言,这只是作为用户的新增来源,它并不会只做第三方出行服务商,去年开始,首汽约车开始布局“加盟”模式,扩充运力,目前旗下加盟合作伙伴数量近1000家。

“活下去,最重要。”另外一个第三方出行服务商CEO陈斌则悲观地说。

玩家抢滩

“机会来了。”陈斌说。

作为一家C轮后的网约车平台公司CEO,去年一整年,他过得并不好,反反复复地签订了多次投资意向书和投资合同,但最后关头却总是阴差阳错地被跳票。甚至,公司一度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传闻当中,这些都让他焦虑。

但今年以来,他变得没有那么焦虑了。“很多事想通了,在这个烧钱的赛道上,投入再多钱去和滴滴抗衡,依然是鸡蛋碰石头,拼到最后也难突围,何必呢?”

“想通了”指的是接受并承认成为平台第三方出行服务商这件事,“走一步,看一步,至少短期内,能增加GMV,有一张比较好看的财务报表。”在陈斌眼中,美团、滴滴、高德等做聚合平台对他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机会也来了。目前,他已经和多家平台完成谈判。

的确,在滴滴一家独大的网约车市场上,近两年来,除了美团的公开较量外,并没有同量级玩家出现。尽管资金雄厚的传统车企大量入局做网约车,但本质上,其更多的还是想通过网约车去库存,重新盘活资产,最终实现销售。这也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ALL IN。

但也有一个例外,聚合平台的代表“高德打车”,快速从滴滴手中撕出了一道口子。作为和出行强关联的地图服务商,2017年7月,高德打车上线,依托庞大的C端用户基础,以聚合滴滴快车为切入口,陆续接入了曹操出行、神州专车、首汽约车等主流出行服务商,成为聚合平台,并迅速打开局面,据媒体报道,目前其日订单量已超过400万单。

相较于高德,另外一个玩家美团打车却颇为曲折。

2017年2月,美团App在南京悄然上线打车入口,试水一年后,去年3月正式登陆上海。随后,美团在这两座城市和滴滴进行价格战,并在登陆上海的第一天,美团打车官方宣布成功抢占了上海30%的市场份额。

不过,据美团招股书显示,其网约车司机相关成本从2017年的2.9亿快速上涨至2018年的44.6亿,仅2018年每月在网约车司机上的投入高达3.7亿元。

坚持自营模式的美团打车成为其报表上的负担,随后,美团打车业务停摆,直至今年4月下旬,美团打车再次开城,接入了曹操出行、首汽约车、神州专车等出行服务商,据美团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美团打车已经登陆了39个城市。

两个几乎同时起步的玩家,美团和高德用“聚合模式”再聚首。据界面新闻了解,平台和第三方的合作方式具体为,平台为第三方出行服务商提供流量入口,第三方出行服务商为平台提供运力,平台从第三方抽取佣金,但依据第三方出行提供的运力情况,平台抽取佣金不等, 每单最低抽取10%的佣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德快速发展期间,滴滴也进行了防御,对高德关闭了滴滴出租车的入口,同时开始构建聚合模式。“今年三月份,滴滴内部研究推出了解决方案,发展‘聚合’模式,或将在APP内新增’共享出行‘的一级入口,与快车,专车等入口并列。”滴滴相关知情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但滴滴官方向界面新闻否认了此事。

无论如何,滴滴、高德、美团等主流玩家都选择了聚合模式。

这背后其实是源于平台对于合规运力的恐慌。去年9月10日,在滴滴顺风车乐清事件之后,交通部要求对现有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即顺风车)服务的驾驶员进行全面清理,2018年12月31日前全面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并基本实现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驶员合规化。

而第三方出行服务商是最大的合规运力池。

运力2.0

“根本活不下去了。”一位和滴滴合作多年的传统租赁公司老板何明说。

作为滴滴最早的合作伙伴,过去一年,传统租赁公司过的异常艰难,甚至煎熬。“我们的主要盈利点来源于滴滴的返点、汽车后市场的金融产品,但滴滴小桔车服的推出后,实际上是吞噬了租赁公司的主要盈利点,”让何明更为难熬地是,去年滴滴顺风车乐清事件发生后,滴滴大幅度降低返点比例。

但是他几乎只能坐以待毙,从和滴滴合作开始,他就只负责给滴滴招提供运力(司机和车子),帮滴滴在城市端扩大市场的占有率,但乘客完全掌握在滴滴手中,在网约车这个双边(司机、乘客)市场上,因为租赁公司没有乘客,不能独立完成供需两端的匹配,这也就为如今租赁公司的溃败写下了脚本。

有公开报道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3月初,滴滴已经与4000多家租赁公司合作,租赁公司也成为滴滴最大的运力输送方。

“做得比较正规,比较大的租赁公司几乎都是和某一家平台签订了排他条款。”何明说。后来,各地陆续颁发网约车新政,超过80%的城市都明确规定“一人一车一平台”,要求司机在哪个平台申请的网约车道路运输证就只能在这个平台上参与营运,不能接其他平台的业务,不能交叉作业。“这是运力1.0时代。”

“一人一车一平台的规定实际上让现有运力无法最大化。”何明认为,聚合平台的兴起实际上变相打破了这种规定,比如,首汽约车的司机完全符合一人一车一平台的规定,但目前,通过高德、美团、滴滴、哈啰等主流的网约约平台都可以呼叫其车辆。“司机没有多平台作业,只是增加了接订单的渠道。” 

聚合模式的兴起也让网约车平台进入运力2.0时代。只不过,何明认为聚合平台是“别人”的游戏,和租赁公司无关,因为长期和某一家平台深度捆绑,租赁公司的运力早就成为了被默认成为某一家平台的私有运力,“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没自己构建平台,也就没有对司机、乘客双向的运营调度经验,租赁公司平台的用户全部来源于平台,别人只会认为我是供应链,而不是出行品牌。”

于此同时,作为网约车野蛮生长时期的产物,传统租赁公司的运力良莠不齐,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合规,依然充满挑战。

在网约车平台运力2.0时代,目前接入美团、滴滴、高德等聚合平台的大多都是自带品牌流量,或者背靠传统车企的新晋玩家,经过一段时间独立运营,它们对运力的管理已经自建起一套体系,能完成司乘两端的匹配,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租赁公司而言,其运力在合规上更具有保障性,因此也成为被争夺的标的。

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网约专车或快车用户规模达3.33亿,增长率为40.9%,用户使用比例由30.6%提升至40.2%。

这依然是一个具有巨大增量的市场。也是基于此,在滴滴拥有九成市场占有率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传统车企入局,网约车市场混战不断,不过,搅局者迄今尚未出现,小的第三方出行服务商已没有机会弯道超车,成长为与滴滴分庭抗礼的平台型选手。

就像陈斌说的,活下去,最重要。

饮鸩止渴?

“他们(第三方出行服务商)的以后也许就是我们的现在。”何明认为,第三方出行选择的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某天深夜下班,因着急回家,用滴滴叫车没成功后,他打开高德地图,匆忙地叫了一辆车。“下了车,我都没意识到这是哪个平台的车子。”

他的担心并无道理,流量全部转移到聚合平台后,没有用户的第三方出行服务商便陷入被动。但目前,有独立的用户基础、合规的运力、一定的品牌知名度、自建的运力管理体系,都是第三方出行服务商手中握有的底牌。

“目前,我们已经接入了美团,还有一些聚合平台陆陆续续接入中。”斑马快跑CEO李佳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其实是一个机会,可以增加斑马快跑司机的收入,能最大限度的优化运力。据知情人士透露,斑马快跑即将接入滴滴。

“假如第三方出行服务商的品牌慢慢被聚合品台吞噬消失了呢?”面对这个问题,李佳认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有助于扩大品牌认知度,目前,在高德、美团上面打车,还是可以看到第三方出行服务商的名字。“但怎么能让自己的品牌不被弱化,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假以时日,如果第三方出行服务商的用户全部转移到了聚合平台上,届时哪怕它依然还有独立完成司乘两端的匹配的能力,但因为没有用户,那么也就没有再去完成匹配的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和我们一样。”何明说。

“我平常在携程订,携程是一个聚合平台,可以通过携程选不同航班的飞机,但我也有国航的APP,因为有些功能、特价票只有在国航APP上才能出现。聚合平台好处是用户选择空间大,灵活度高。”魏东拿OTA打了个比方,无论是国航还是东航,目的都是通过携程增加销售额,把生意越做越大

作为网约车的老牌劲旅,首汽约车还有更多的想法。通过在巴士、城际业务的布局,首汽约车在出行领域在做更宽的布局。的确,只有通过多元化布局,才能不受制于人,避免成为聚合平台子集的可能。“我们希望自己独立往前走。”魏东说,首汽约车也有很多加盟商。

相较于魏东,陈斌可能比较绝望,聚合平台的模式是他在陷入资金链短缺传闻后的希望所在。对他而言,只有活下去了,未来才有更多可能。

“对市场要有抱着一个敬畏之心,梦想是要有,野蛮生长期,大家在乱战,大小玩家都在一个楼层上面,现在无非说这个楼里面空间越来越小,别人的地方大了,你的活动空间小了。你是去楼下还是去楼上的问题。楼上已经住了一堆大佬,流量方都在楼上坐着,人家的地盘早已经分完了,对于市场上的小平台而言,往地下走,成为运力供应商,未必不是一条路。”魏东说。

不过,不管是聚合平台,还是自营的模式,安全问题依然是一个难解的天花板所在。“用户通过高德叫来了首汽约车的车子,假如发生了安全事件,责任该如何界定?”

“原则上讲,首汽约车收了乘客的钱,首汽约车就是第一责任人。但高德作为流量提供方,高德也应该承担营运责任。”魏东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斌、何明均为化名)

加多宝与广药缠斗的这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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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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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许悦、牙韩翔,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7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这份加多宝与广药集团“王老吉”商标侵权纠纷案裁定,对于加多宝来说,可以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加多宝在官网贴出的裁定书显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重大缺陷,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裁定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并发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7月1日晚,广药回复界面新闻表示:根据裁定,该案件将发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并不意味着最终的判决,我们会全力做好该案件重审的各项工作,具体情况请以明天(7月2日)广药白云山上市公司公告为准。

两家公司的官司缠斗至今,已经过去9年。一切因商标之争而起,后又牵涉到包装、广告语纷争,在中国的饮料市场历史上非常罕见。由于官司的时间跨度太长,界面新闻通过梳理这两家公司的官司历史,还原出加多宝和广药集团之间这9年的恩恩怨怨。

加多宝与广药缠斗的这九年

2010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加多宝成功地通过广告轰炸,把一句“怕上火喝王老吉”传播得街知巷闻,凉茶这种广东地区的饮品成功冲到全国各省市,带火了红罐的加多宝王老吉。

与之同时,广药集团也有自己的王老吉,不过是绿色的纸盒包装。

实际上,加多宝的王老吉品牌是从广药集团处租用回来的:

  • 1995年,广药集团将王老吉品牌以20年的租期租给了香港加多宝;

  • 1997年,广药与加多宝投资方香港鸿道集团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 2000年双方先后签订合同,约定鸿道集团对“王老吉”商标租赁期限至2010年;

  • 2002年至2003年间,鸿道集团又与广药签署补充协议,将租赁期限延长至2020年。

问题就出在了最后这两份补充协议上。

2004年,加多宝投资方鸿道集团主席陈鸿道通过向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李益民,三次行贿共300万元港元东窗事发。2005年,李益民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陈鸿道则在被捕后弃保潜逃。

2010年,广药集团向鸿道集团发出律师函,以上述两份补充协议因以非法手段行贿取得为由,申诉李益民签署的两个补充协议无效。

2011年

2011年,加多宝王老吉的销售额已经在165亿-200亿之间,是当时中国销量最高的饮料之一了,在火锅店、烧烤店、小炒店到处都它的身影。

这一年的4月,广药集团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2011年5月,王老吉商标案立案,并确定在当年的9月开庭。但因为鸿道集团未应诉,官司被推到了12月。不过当日仲裁并未出结果。

2012年

扰攘了一年之后,双方又补充了材料,确定2月10日进行仲裁。考虑到王老吉品牌此时的价值已经过千亿,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建议双方进行调解,并将仲裁时间再次往后挪了3个月至5月10日。但是这次调解以失败告终——鸿道集团提出的调解条件是以补充合同有效为前提,而广药集团对此无法接受。

2012年5月11日,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定,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无效,鸿道(集团)有限公司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

双方的互相诉讼就此开始。加多宝不服裁决,5月27日,加多宝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并获立案后, 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并获立案。5月28日,广药又称加多宝非法利润达75亿,将依法索赔。

这一年的6月,市面上出现了两种红罐王老吉——广药正式发布了自己的红罐王老吉——消费者傻傻分不清楚。

2013年

这一年,“商标战”扩大至“包装战”。由于双方均主张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知名商标特有包装装潢的权益,2013年5月15日,广东省高院一审开庭审理广药集团和加多宝“红罐之争”案。加多宝提供了49份证据,证明正宗的红罐凉茶(包装)是属于加多宝的;广药集团提供的有20份证据,有相应的合同证据原件。

与之同时,“广告语战”也开打了。2012年11月,广药集团以加多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等广告语涉及虚假宣传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3年1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宣判,认定“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等是虚假广告。

2014年

2014年12月,加多宝最终还是输了“红罐案”一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当年12月19日已经判决,驳回加多宝的全部诉讼要求。并要求加多宝赔偿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5亿元以及合理维权费用26万余元。

尽管当庭表示坚决上诉,但是加多宝还是为此付出了代价。从2015年4月起,加多宝正式推出了全新的金罐包装,并且砸下巨额营销费用。

2014年,广药集团还向广东省高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在内的六家加多宝公司因侵害广药集团“王老吉”注册商标造成广药集团经济损失10亿元,后又将原10亿元赔偿金额变更为29亿元。随后六加多宝公司向广东高院提起反诉,请求广东高院判令:广药集团赔偿6加多宝公司经济损失10亿元;反诉诉讼费由广药集团负担。

除了“红罐案”之外,在这两年里加多宝王老吉的纠纷同样涉及了广告语、商标等等。

例如双方为“怕上火,喝王老吉”还是“喝加多宝”也争执不下。2014年3月,王老吉诉加多宝”怕上火喝加多宝“广告语涉嫌不正当竞争,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王老吉向加多宝及其经销商索赔500万元2015年12月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 ” 怕上火 ” 广告语专属王老吉品牌,加多宝须立即停止使用该广告语,并赔偿王老吉经济损失 500 万元。

2015年

金罐推出的当年,2015年6月16日,“红罐案”二审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不过诉讼主体仅为加多宝的母公司鸿道集团和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几天之后,王老吉又追加5家加多宝公司为共同被告。王老吉认为,广东加多宝仅为6家独立运营的加多宝公司中的一家,目前市面上流通的2000万件加多宝红罐侵权产品中大部分系其他5家公司生产,仅起诉这一家并不能限制其他加多宝公司的侵权行为。

在2015年,”配方案”也有了一审结果。2015年12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加多宝立即停止涉案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的侵权行为,并赔偿王老吉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500万元。

同时,还需在《广州日报》及加多宝集团官网首页刊登声明并公开道歉。这是王老吉与加多宝系列诉讼案件中首次出现商业诋毁的认定。

2016年

加多宝还是没能够赢。

3年前广药方面起诉加多宝及两家零售商“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等广告语涉嫌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做出诉中禁令。随后,广州中院下达判决书,一审判定加多宝“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怕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等三条广告为虚假广告,并判加多宝撤销原广告,向王老吉赔偿500万元,在多家媒体公开声明。

加多宝再次提出上诉,最终在2016年3月8日,广东高院做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一年,“配方案”也落下帷幕。

2016年7月19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332)发布公告称,广州医药集团、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下称王老吉大健康)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广东高院对王老吉加多宝“配方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加多宝上诉,维持原判。

尽管加多宝表示不服,仍要申诉,但中国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申诉不影响判决执行。

2017年

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宣判,认定广药集团及其前身、加多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都对涉案“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把涉案包装装潢权益完全判归一方所有,都有失公平,并可能损及社会公众利益。双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

广药集团及其前身、加多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均对涉案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发展和商誉建树,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将涉案包装装潢权益完全判归一方所有,均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并可能损及社会公众利益。

加多宝自然乐意,但广药集团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再审申请,认为“王老吉凉茶”特有的包装装潢权益归属于广药集团,加多宝集团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知名商品“王老吉凉茶”特有的包装装潢近似的包装装潢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改判不但没有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反而引起不良的示范效应,严重破坏我国商标许可制度,因此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广药集团的再审申请对关键问题进行审查后表示,广药集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其依据的《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规定的再审情形,故驳回再审申请。

该申请被驳回,给这场持续了数年之久的包装纷争告画下了一个句号。加多宝算是扳回一局。

2018年

2018年7月27日,历时七年多,王老吉商标侵权案一审判决发布。

广东省高院判处加多宝集团相关6家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赔偿广药集团相关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4.41亿元。

根据广东高院《一审判决书》决定,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福建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杭州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武汉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共计赔偿广药集团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4.4亿元。1469.3万元案件受理费用由原告与被告各负担一半。

但就在该判决发布的当日,加多宝集团官方网站即发表声明,称7月25日收到广东高院关于该案的一审判决后,加多宝不服该一审判决,并立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加多宝看来,2010年5月2日至2012年5月19日期间,广药和加多宝之间是合作关系,并依据协议履行义务享受权利,并不存在侵权问题。

2019年

此后又经历了漫长的一年,加多宝终于等来了它梦寐以求的消息。

2019年7月1日,加多宝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加多宝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就“王老吉”商标侵权纠纷案裁定的公告》,称已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就加多宝与广药集团“王老吉”商标侵权纠纷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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