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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中心乱象调查:钱交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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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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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郑萃颖,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因工作和旅行频繁出境的石女士,几乎每年都要到签证中心办理签证。近两年她却发现,签证中心收费的名目似乎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高。

“以前办意大利和西班牙签证还行,今年坑得令人无法接受。”她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今年6月,她在某签证中心办理加拿大签证,网上约不到号,要另付1580元“拿号费”、1350元“VIP通道费”,加上签证费用,一共花了3800多元。

“签证中心的网上预约平台放出的号数量有限,你7月份申请,可能到9月份都排不上号,但只要缴纳1580元的费用,就可以省去排号的过程,直接去签证中心办理手续。”一位旅行社签证业务人员告诉界面新闻。

到了办理手续的环节,还有其他费用等着你。户口本翻译不规范,签证中心提供的翻译服务每页收费75元,翻译一本户口本就要数百元;签证办下来了,每寄送一份收取快递费65元,即便一家三口用同一个地址收签,也要交3份费用。

不仅个人申请签证被坑,旅行社在签证中心办理业务也得交“过路费”。签证服务中介程明告诉界面新闻,以往国内旅行社代送个人签证资料不需要特殊资格证明,只有团队送签才需要旅游局颁发的“黄白卡”,但从今年开始,某著名签证中心忽然不分团队、个人一律拒收,没有黄白卡的旅行社必须另交200元。

签证中心的收费问题甚至引起了外交部的关注。

今年5月,外交部领事司在“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发文,称有网民反映个别欧洲国家在华签证中心出现额外收费等问题,外交部领事司正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了解情况并沟通意见和看法,希望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切实保障政策签证申请秩序,为双边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或许是因为外界压力,据界面新闻了解的最新消息,石女士办理签证的签证中心已于上周悄然撤下“VIP通道”等项目,旅行社送签的额外收费也暂停收取了。

签证中心“产业链”

签证中心在中国从无到有,再到成为一门生意,是最近十年内发生的事。

李明在北京做了十几年签证代办,他记得,在签证中心出现之前,申请签证只能去使馆,而使馆办理能力有限,例如瑞士大使馆原先的签证受理办公室只有二三十平米,总共两个窗口,即便早上8点半去排队也不一定能在当天送上材料。

加上当时多数使馆没有中方人员维护网站,许多条目解释得模棱两可。例如要求申请人准备护照、照片、申请表,但具体多大的照片、护照有效期多久都没写明,导致申请人经常因为资料不合格被拒收。从外地赶来的申请人,往往得在北京住好几天,才能把材料递交上去。

当时,使馆门口经常停着一些私人面包车,现场加工申请材料。“这些面包车里有电瓶,连着打印机、复印机。如果你没有机票预订单,他们在门口给你现场做,一张收你800元,第二天再取消预定;户口本复印,一页10元,复印一本户口本就要100多;没订酒店,他们也能代订。有时候,零零碎碎能在面包车里花大几千。”李明回忆。

这些流动面包车证明了签证服务的市场需求。对于使馆来说,办理签证手续需要招聘签证官、租借场地,成本高昂,与使馆自身的工作目的也不相符;而对于签证申请人来说,自己准备材料、和使馆打交道,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双方都迫切需要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处理签证申请工作。

最早发现签证生意商机的是印度人。全球最大的两家签证服务公司VFS Global和BLS均来自印度,从承包印度各国使馆的签证业务起步,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

目前VFS在全球有62个客户国家,在147个国家运营3093个签证中心;BLS有36个客户国家,在62个国家运营2325个签证中心。两家占据了全球各国政府签证业务的大部分。除这两家以外,承包各国签证业务的较大公司还有TLScontact,2007年创立,目前在90个国家运营超过200个签证中心。

2000年以后,中国出境游客数量迅速上升,这些签证服务公司也随之进入中国,如今中国已成为他们的重要市场,如VFS在中国有354个签证中心,而按照VFS签证中心总数和覆盖国家数量算,每个国家平均数为21个;根据VFS原母公司Kuoni集团财报,2015年VFS Global的营收有71%来自亚太市场。

签证中心乱象调查:钱交到哪去了?

中国各城市VFS签证中心数量不过,在国内,签证申请人和旅行社日常接触到的并不是这些印度公司。

中国法律法规规定,提供外包签证服务的机构必须是本国地方性企业,并持有相关行业管理机构和工商部门的经营许可证,因此无论VFS、BLS还是TLS,在中国都要与中资公司合作,才能开展业务。

例如,VFS Global的合作伙伴包括北京双雄对外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双雄”)、北京东方天晓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天晓”),以及前文提到的上海申慧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申慧”)等。

去年10月,国家移民管理局曾发布《关于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境外就业除外),该通知意味着管理局在移民、出境中介市场放开准入,允许中小签证代理进入市场。

但目前看来,中小代理在签证办理流程中仍局限于非核心环节,即帮消费者准备材料、代送材料等,真正有能力与使领馆对接的还是那几家“老面孔”。

签证中心,到底赚不赚钱

对VFS、BLS等签证服务产业链上游企业来说,签证代办是一门好生意。VFS原母公司Kuoni集团财报显示,2015年VFS Global的营收在集团总营收中占比9.5%,但在息税前利润EBIT中占到66.4%;签证板块在集团其他旅游业务亏损的情况下常年旱涝保收,并持续增长。(注:2016年欧洲领先的PE投资机构EQT收购Kuoni)

签证中心乱象调查:钱交到哪去了?

VFS的收入情况对于中智、申慧等“二包工”来说,要从签证上赚到钱,却没有那么容易。

在VFS旗下多个北京签证中心工作过的员工王佳佳告诉界面新闻,签证中心的收入主要包括两部分:基础服务费,不同国家标准不同,平均下来每个申请人100元左右;拍照、打印、“VIP通道”等附加项目费用。签证中心的成本则包括付给外方公司VFS的固定费用,以及场地和人力成本。

场地费是签证中心成本的大头。使领馆和外方公司对签证中心有硬件要求,比如意大利要求签证代理公司必须有展厅,否则就不能代理他们的签证中心业务,这些条件都意味着更高的租金成本。例如,上海申慧运营的签证中心位于外滩,有整整四层楼;而在北京,中智经营的签证公司位于芳草地,每平米月租金达1000多元(租房平台数据)。

北京某公司签证部经理刘伟达认为,签证中心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方面,越来越多省市新开设签证中心,业务不断分流;另一方面,随着部分国家签证政策放宽,从一年签放宽到几年多次签证,签证申请者不再需要每次出国都办一趟签证手续。

这导致签证中心开始提高服务费价格。“想赚更多钱,只能在提供服务上想办法,比如照片、快递费、贵宾费。”他说。

如刘伟达所述,签证中心依靠底薪加提成的薪资制度,用额外服务费收入来补贴人力成本。王佳佳告诉界面新闻,北京签证中心一线工作人员的基础工资在3000元左右,双雄运营的签证中心基础工资在4000元左右,其余靠服务费提成,平均每月的提成收入在200到1000元不等。“南方城市提成会高一点。”她说。

程明也表示,上海签证中心员工的基础工资约3000元,提成收入可以与工资持平。“相当于变相鼓励员工去开发潜在增值渠道,比如每单快递提成2元,每拍一张照片也是2元,短信提成1元……平均每个申请人提成4-5元,一天经手30个号,大约获得提成100多元。”程明介绍。正是这种模式,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

界面新闻就收费问题联系了多家中方运营机构,均未得到回复。VFS Global方面则回应称:“签证费用和申请签证服务费用,由相对应的政府同意许可。”

从事旅游业法律咨询的李志轩向界面新闻分析认为,签证费价格由各国使领馆定价,签证代办价格则由代办机构定价,签证中心收取服务费用是合法的。而消费者反馈的签证中心不合理收费行为,按照《价格法》的规定,只要是在境内发生的价格行为,均由价格主管部门管理。

“签证中心收费的高低,由其自行定价,在竞争中形成。去年国家移民局取消签证资质审批,但签证中心能否有效与各国使领馆对接提供代办签证服务,并不是谁都能办得到;目前具有代办签证能力的机构是否可以有效竞争,从而形成竞争价格还很难说。物价部门对于其中的收费乱象有权担负监管职责。”李志轩认为。

而对于签证中心来说,真正强劲的竞争对手已经出现,那就是电子签证。

VFS在回复界面新闻采访中谈到,VFS Global最近发布了泰国的电子落地签服务,有助于前往泰国的旅客快速通关。“手机签证申请服务在中国变得非常受欢迎,相当于把签证中心搬到了申请者的家门口。当代中国旅行者都希望每一步的旅行过程都更快速和舒适,所以我们也在和我们的客户政府推进实现更便捷的签证服务。”VFS称。

一位在斯里兰卡北京签证处工作过的员工告诉界面新闻,“更多的审核流程增加了繁冗的环节,不利于更快获得签证。而电子签更容易在一些以旅游为重要产业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实现。”

(应受访者要求,程明、刘伟达、王佳佳、李明均为化名)

你的球鞋鉴定师真的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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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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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作者为王怡,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17世纪欧洲疯狂投资郁金香,而到了21世纪,球鞋正在被人们赋予许多超越实际分量的价值。于是,能够辨别球鞋真假的鉴定师,地位日益凸显。

鞋盒、鞋标、中底、鞋垫、型号、配色……仅仅几秒钟,一名资深的鉴定师就能给出鉴定结果。而这个结果能牵动着消费者、鞋贩子和球鞋平台方的利益和名誉。

这样的鉴定过程,绰号“995”的业内知名鉴定师每天要重复上千次。

大部分时间,他从睁眼到入睡之间,都会被四面八方涌来的球鞋照片所包围。碰到“双十一”这样的购物狂欢节,数量更是急剧上涨。

有时候,995感觉自己似乎在一条工厂的流水线上,一直重复同一个动作,周而复始。收下对方的5元转账,他的一次鉴定就正式完成了。 这个单价乘以他每天鉴定的单数,远超普通青年的日均收入。

 995说:“球鞋鉴定师前期积累经验的阶段,其实不需要投入太多金钱成本,主要是时间和精力。”

你的球鞋鉴定师真的靠谱吗?

球鞋鉴定师需要长期的学习积累。(图片来源:engadget)

刚开始从事球鞋鉴定时,995根本想不到球鞋有朝一日可以“火出圈”。

他从业,是因为自己曾买了假鞋——大学时,995花两千多元购买了一双Air Jordan 1北卡蓝,结果被其他人鉴定为假鞋。

心有不甘的995开始自己研究球鞋鉴定。早期,他在网上的论坛和贴吧搜集球鞋大神们的鉴定帖子。研习别人经验的同时,他也注重自己对比总结,研究各个代工厂的工艺,并且经常从各个渠道拿到市面上还未发售的球鞋进行预习,甚至会偷偷从假鞋贩子的朋友圈里看看他们最近的动向。

995过去四、五年积累起来的经验,终于在最近两年,借着球鞋的风口迎来了爆发期。

“我刚加入这个圈子的时候,球鞋圈真的只是一个圈子而已,”995说,“现在很多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本来不是做球鞋的,是因为他们看中了这个圈子的发展,有点像炒股和赌博的心理。”

 “球鞋这一两年扩散出去了,成为了消费升级的一部分,” 球鞋平台有货UFO的业务负责人大魁眼看着身边很多不懂鞋的人,纷纷花大价钱将“椰子鞋”穿上了脚。

你的球鞋鉴定师真的靠谱吗?

球鞋展会SneakerCon今年首次在中国举办。(图片来源:SneakerCon)

以球鞋鉴定、转售为主要业务的球鞋平台,融资和业务量齐飞。

近三个月来,毒App、斗牛DoNew和nice好赞纷纷完成融资;2019年5月,二手交易平台转转旗下的球鞋交易平台切克上线首日,GMV(成交总额)便突破百万,首周GMV破千万; 而去年“双十一”上线的UFO,首日GMV就突破了100万,目前的总体GMV接近10亿。

根据虎嗅网报道,目前国内最大的球鞋平台“毒”2018年的月度GMV已达到2亿人民币。

但球鞋鉴定师一职并没有因球鞋走红而变得更加规范和标准化。

大量涌入鉴定师行业的新人聚集在了人才梯队的中下层,而上层尤其是顶层的鉴定师依然寥寥无几。在995看来,行业内叫得上名字的鉴定大神不超过20个。

即使是如995、奥巴马、Ben与999等鞋圈知名的鉴定师,其知名度的建立也主要来自大众口碑,并不会有任何官方认证。甚至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有些鉴定师的名气是靠打嘴仗、炒作助推起来的。

“行业里面是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规矩,‘鉴定师’这三个字是大众给你的,”995说,“你的鉴定经验要多,准确度要起码能够达到98%以上。”

而且,决定一双球鞋价值的鉴定师,很可能成为假鞋贩子渗透的环节。

花重金买通鉴定师为一批假鞋洗白,是很多假鞋贩常用的伎俩——几个月前,995就曾收到过十几万元的单笔报价,这是他印象中最高的价码。对方请他洗白的球鞋,只要995给出“真鞋”的鉴定,就能以每双在三、四千元的价格售出。

如果鉴定师坚决不肯就范,对方甚至会采取言语威胁、曝光个人信息甚至直接找上门来等行动。

因此,鉴定师们普遍对自己的身份信息保密。从鉴定早期开始,995就一直戴着一个钢铁侠的面具,到现在面具上已经满是磨损痕迹。身边很多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球鞋鉴定师的身份。

你的球鞋鉴定师真的靠谱吗?

球鞋正被更多人捧上殿堂。(图片来源:StockX)

消费者对于假鞋的提防心逐渐加强,更多人会选择多个平台交叉鉴定,甚至会更加信任球鞋平台的鉴定结果。因此,个人鉴定师与平台的权威性正在融合。

以毒、get和nice为代表的平台,各家都有自己的鉴定服务,并且有众多以兼职挂靠为合作形式的鉴定师。知名鉴定师的入驻会提高平台的口碑,而平台的用户基础会提升鉴定师的业务量。

目前,转售平台的鉴定结果有时对一双球鞋具有盖棺定论的权威性。

大部分交易平台都会给经过鉴定的球鞋出具的鉴定证书;UFO还给每双球鞋附带了NFC射频标签,将鉴定信息储存在芯片内供消费者用手机读取,并提供鉴定视频;而切克也会给球鞋提供RFID旧编码作为身份识别。

最近,995加入了让转转旗下的球鞋平台切克,成为其独家首席鉴定师,一直单干的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规划——想从一个从业者,变成行业的标准制定者和教育者。

955说:“我们在保证团队不断有资深鉴定师加入的基础上,去尝试培养一些在圈内非常有潜质的新人,让他们崛起。”

你的球鞋鉴定师真的靠谱吗?

球鞋生意的火热刺激了球鞋交易平台的快速发展。

据切克负责人Ken哥介绍,目前除了995以外,还有多位资深的鉴定师全职加入切克。而 995除了鉴定工作,还会参与切克平台的球鞋潮品鉴定品控、鉴定团队体系建设及管理的工作。

Ken哥表示,为了避免此前球鞋鉴定中个人鉴定师“一言堂”、不同鉴定师标准不一导致结果不同的情况,切克希望将平台和鉴定师个人的经验整合到一起,并将其变成平台的优势。

而UFO也在建立自己的鉴定师团队和标准化分级。大魁介绍,目前UFO总共有11个全职鉴定师、34个全职鉴定助理。公司将鉴定师分为7个级别,每个级别都有培训和考核机制;每周,公司还会更新市面上的高危鞋款,对新的鉴定点进行培训,还会邀请业内知名的鉴定师进行经验分享。

界面新闻曾联系过球鞋平台nice好赞,对方表示鉴定服务属于保密工作不便于公布。

7月23日,又一家海外球鞋交易平台GOAT宣布进军中国。本土平台的崛起,海外平台的涌进,都全方位地提醒着从业者,球鞋领域虽然混沌,但是旺盛。

抱着球鞋的买方卖方,依然会络绎不绝地叩响鉴定师营业的大门。在鞋圈里自由发展的鉴定师们,似乎也需要从鞋堆中抬起头,决定是否要继续“野生”还是站队,换言之——更精细的职业规划。

瓶装水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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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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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赵晓娟 张钦,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当天气逐渐炎热的时候,超市和便利店货架上的“斗争”就已经开始。虽然今年夏天你同样会看到各式新款饮料霸占冷柜的黄金位置,但是另一个明显变化是,曾经单调的瓶装水区域,在夏日也变得热闹起来。

农夫山泉新推了一款叫做“锂水”的产品,卖点是水中所含的锂元素,更适合中老年人。

这似乎是不得已的做法。不同于饮料可以在新口味、创新添加物方面做文章,瓶装水在货架上似乎总是被忽略的产品。

瓶装水的夏天

农夫山泉推出的“锂水”

透明的塑料瓶,总也不外乎红色、绿色和蓝色等包装物料,区别更多的是品牌名字以及产地,很多人对“丰富的矿物质”、“天然”、“纯净”这些营销中的关键词已经脱敏。

眼下在瓶装水看似风平浪静的市场,主打微量元素、或者概念性水产品在市场上不断涌现。

不止农夫山泉这样的传统水企在寻求创新性产品,一些原本不卖水的公司也来“凑热闹”了。比如一直以卖零食和乳制品的旺旺,也开始推出自己的瓶装水产品。还有伊利这个营收规模快要接近800亿元的乳企巨头,在去年12月宣布,拟新建伊利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饮品项目,投资金额为7.44亿元。

界面新闻查询天眼查发现,安图伊利长白山天然矿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于2019年1月注册成立,资料显示,该工厂正式投产的时间2024年,伊利水产品的受众、定位、规格以及产品价格带等细节均未对外公布。伊利选择进入这一行业的理由是,未来五年瓶装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9.5%,是高速增长的饮品品类之一。

欧睿国际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瓶装水市场规模从2013年的1061.4亿元规模已经增长至2018年的1830.9亿元,预计到2023年这一规模将增长至2435.6亿元。

但无需等到2023年,当气温上升到人们开始无法忍受的时候,瓶装水的激烈大战便开始了。

瓶装水的夏天

2元水的秘密

绝大多数消费者可能也注意到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但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仍将手伸向了他们最为熟悉的几个品牌,甚至一个品牌。这有可能与便利店和超市的有意为之相关。

便利店寸金寸土的货架上,往往能看出经营者们关于瓶装水消费特点的洞察。

以北京便利蜂为例,除了冷柜中各占一条轨道的5-6款水产品(依次是VOSS塑料瓶装、康师傅涵养泉、农夫山泉、怡宝、百岁山、巴黎水),熟食区下方的地面小货架也大面积陈列了几款瓶装水,农夫山泉550毫升装占据了这种上下两层的货架的一半面积,另一半的下层货架被怡宝占据,上层留给了百岁山和统一爱夸。

瓶装水的夏天

便利店熟食区下方的瓶装水陈列。摄影:赵晓娟

这种品类的选择暗示了便利店主要消费人群对水的选择。但到了大型超市,则又是另一番景象。

从0.5元的冰露到几十元的玻璃瓶装天然矿泉水,以几十个品牌多达100多个SKU琳琅满目地在货架上等候顾客光顾。这里也不像乳制品区域经常有促销员扯着嗓子叫卖,不设置促销员是各家水品牌达成的默契。

尽管昆仑山广告语写着“人,生而平等,水,绝对不是”,而超市货架的水能不能平等,更取决于“兼顾利润与销量最大化”这一条件。

从事瓶装水销售10年的王文凯告诉界面新闻,瓶装水的品牌非常固定,或者说在价格同等或相近的情况下,消费者经常更愿意选择忠于熟知的品牌,而此时,超市最喜欢让2元左右的瓶装水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水的价格带方面已经从以前的一元消费转化为2-3元的价格区间,现在很多超市门店已经比较少卖一元水(尤其是便利店和小商店)。因为进货价都在0.4-0.6元,再加上冰冻成本基本不赚钱。相反两元水的毛利率在单瓶1元左右,这一部分的水企基本是销量最高的,也是消费者认知度最高的。例如农夫、怡宝、娃哈哈晶钻、百岁山等都在这一价格带,南方市场应该还有益力,这一价格区间也是市场最难被撼动的。”

销量更依赖于超市的促销活动。在山西太原一家大卖场内,负责水饮的采购经理王汾(化名)告诉界面新闻,农夫山泉、今麦郎凉白开,以及百岁山在其所在的超市系统走量很好,促销活动带量很明显,“凉白开在活动的时候差不多销量都是翻倍的。”

在北京百子湾的一家永辉超市,由于农夫山泉的销量大,永辉特意增设了一名该品牌的补货员。这与欧睿国际关于瓶装水追踪的数据趋势一致,也投射出大众消费对瓶装水的选择。

瓶装水的夏天

欧睿给出的瓶装水市场份额前5名分别是:农夫、怡宝、康师傅、冰露、娃哈哈,其中农夫山泉和怡宝份额逐年在扩大,康师傅和娃哈哈下降明显,尤其是康师傅,其市场份额则从2014年是第一名下降至2018年的第三名——即便康师傅和娃哈哈通过升级包装以改变形象,仍然没能遏止这一趋势。

4-8元的水“故事多”,但也“死得快”

除了上述大众类瓶装水,往往在货架上还有XX山、XX泉瓶装水,这些水产品定价多数在3元以上,以5元居多,尴尬的是,这些瓶装水并不曾被购买者熟识,并且很轻易被农夫山泉或者百岁山,甚至正在搞促销的依云水替代。

“喝咖啡或者果汁,你可以说就是这个味道。但是喝水,很多人根本分不清喝的是什么味道。”在王文凯从业的10年中,大部分消费者(不论是几线城市)都不是很能区分得开天然水、纯净水和天然矿泉水的差别。这其中,需要拥有采矿资质的天然矿泉水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看中,多数的4-8元水也几乎是这一类型。

“太过便宜容易被商家嫌弃,但太贵又容易被消费者抛弃。”一位阿尔山矿泉水前员工向界面新闻透露,这类水需要更精准的定位,比如走影院、高端会议、餐饮等特殊渠道,并不适合与农夫山泉之流在超市货架“硬碰硬”。

瓶装水的夏天

永辉深圳门店的瓶装水货架。摄影:赵晓娟

恒大冰泉曾因定位不准导致被恒大集团放弃,目前已经“自降身价”。据王文凯回忆,恒大冰泉2014年进入瓶装矿泉水市场时定位高端饮用水,售价5元,并邀请彼时因《来自星星的你》而爆红的全智贤和金秀贤来代言。

但恒大错就错在找了怡宝的人操盘,而且采取的是简单粗暴销售方式——用铺天盖地的广告来和大力度的促销教育消费者,最后从4元降至2.5元,最终被恒大地产剥离——2016年,恒大集团27亿出售了粮油、乳制品及矿泉水业务中的全部权益,也曝光了恒大矿泉近40亿元的亏损额。

今年7月22日,王文凯在郑州丹尼斯超市看到,正在促销的恒大冰泉一提(12只)仅售10.9元,合下来一瓶不足1元,直接冲到1元价格带。连王文凯都想不通这种促销逻辑,“先不说人力成本,仅从东北运过来的成本也不止这些”,超市通常在品牌促销时不会进行负毛利促销,这些亏损基本由品牌商承担。

另一已经消失的品牌,是曾经在南方市场很被看好的益力,这个属于达能收购而来的品牌,今年1月被关闭了工厂。这被看做是达能更希望发展依云、AORAKI极境之兰等高端水品牌。

高端水是伪需求?

7月25日,天猫联合尼尔森发布的《2019年天猫高端水趋势报告》显示,从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高端水在天猫平台的月平均成交额增速为130%,主力消费群为25-34岁的有孩家庭;二线地区的消费占比最高达40%,其中安徽省的销售同比增速高达200%,超过上海、浙江、广州、江苏等一线地区。

不过这里的高端定义为售价5元以上的瓶装饮用水,品牌包括依云、巴黎水、斐济水等国际品牌,以及与农夫山泉莫涯泉、西藏5100、昆仑山等国产品牌。

于“吃土群众”而言,以玻璃瓶为代表、售价20元以上甚至更高的超高端瓶装水并不在其购买范围之内,这类产品的需求小众且稳定。如果想增加销售额,就得扩充品类。

被华彬集团引入中国市场的挪威天然矿泉水品牌VOSS,加入了4-8元价格带之列。

在中国湖北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竹溪县找到水源后,去年VOSS的产品带从纯进口的玻璃瓶、19元的价格带产品增加了6元的PET瓶装产品,这被很多人看做是冒险的举动。“认可VOSS的消费者可能更看重其挪威的水源地,现在他们推出国产版,也有人戏称为低配版,这会打乱消费者对其品牌的认知。”

但VOSS恰恰觉得这是产品的细分。其公关部人士告诉界面新闻,VOSS不同的产品线,选择的渠道策略不同,玻璃瓶针对的是高端渠道,如五星级酒店、餐饮等;PET瓶针对零售渠道。目前该产品已经在全国超过20个省/市上市,并聚焦一二线城市发展,围绕品质生活、时尚潮流人群,主要对标目前包装水市场上零售价在5~8元的国产/进口水饮品牌。

目前看来,细分、扩充品类是比高端更为重要的趋势。

瓶装水的夏天

雀巢今年3月推出的云南山泉新品

旺旺在今年7月开始在其自动贩卖机上销售瓶装水品牌“凉白开”。快消品巨头雀巢,在今年宣布了2个动作——将平价水雀巢优活升级了新的瓶型和包装,同时其在云南的瓶装水品牌云南山泉推出了3元价位的天然矿泉水,为了这次升级,雀巢水业务让其法国研发中心设计了云南山泉的瓶型,瓶身图案以云南特色元素为主,包含4款包装图案。

这些在产品品类、价位、包装方面的细分都透射出品牌急于需求更多出路和多元化的情绪。

但挑战又在于,二三线城市的消费并未达到,在他们的眼中,看到这句广告语“人,生而平等,水,绝对不是”甚至想不起来这是哪个品牌,但如果价格足够便宜,或者包装设计足够吸引人,才可能会最终被记住。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文凯”为化名。)

失序的魅族:黄章与李楠的“费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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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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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作者为林腾、韦杭,陆柯言对此文亦有贡献,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7月17日晚上10点,珠海唐家湾,魅族创始人黄章在面对用户提出的“李楠离职的传闻”的时候,愤怒地敲下了“对公司来说能挣钱的就是人才,亏钱的就是费财”这句话。

第二天,消息炸开了锅。即使黄章平时口无遮拦,但这是黄章从未有过的、公开且有指向性地指责公司元老级高管,魅族现员工和前员工们几乎整天都在讨论这件事。

魅族公关部负责人对界面记者无奈地说:“不要再追问了,楠总的个人动向不能评论”。

“李楠提离职的时候,黄章还对他说前程顺利,为何现在突然就翻脸指责”,一名接近黄章的魅族高管对界面记者表达了不解,“他们俩其实都没有争吵过。”

魅族前员工,现华米科技副总裁裴帆迪则在微博上开始声讨黄章,他写道“没有李楠,JW(黄章) 就不可能现在还有机会坐在家里逛论坛”。

7年光景,李楠从黄章口中最初的“人才”变成最后的了“费财”,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章的愤怒与绝望

界面新闻记者从接近李楠的人士了解到,李楠已在6月底的时候就离开公司,最近一直在准备官方宣布离职创业的消息,没想到黄章先捅破了这张纸。

界面新闻独家获悉,2018年8月份,魅族16发布会之际,李楠曾经在魅族16的销量问题上设定了一个数字,但黄章认为魅族16在当时的市场反应不错,因此要“Double”。

对这个销量的提升,李楠并不赞成,他认为太冒险,也没有在备货流程上签字,但黄章坚定认为要搏一把,最后绕过了李楠,直接要求销售渠道执行。

黄章的强势并没有带来结果。一名魅族的核心渠道商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魅族16刚开始销售火爆,但中期黄章单方面要求加量,导致渠道压力很大,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消化完。因为去年下半年高通855芯片的产品陆续上市,加上品牌势能下滑,因此中后期销售非常困难”。

这件事也加剧了魅族资金链的短缺。2018年8月份,魅族16正式发布,而在今年5月,珠海国资委正式注资营救魅族。

另一方面,在魅族16发布前后,黄章将李楠一手建立的“魅蓝”关停,让李楠全力负责魅族16的市场和营销工作。“这让李楠觉得有些不可理解”,上述人士说。

在这之后,李楠和黄章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在魅族16的备货争议发生之后,李楠就开始淡出了公司的管理,如今每天开着跑车在珠海的乡村里转悠。界面记者了解到,李楠现在在交接工作,并且密集地见一些投资人,准备创业。

直到黄章在论坛上直接指责李楠为“费财”,黄章的不满才暴露给了公众。

但在一些魅族员工看来,黄章的自大与傲慢已经人尽皆知,他说出这样的话也不足为奇。

一名魅族员工说:黄章有一次进入公司大堂时,前台没有起立,他直接开除了那名行政员工。黄章还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我在家里不会自己盛饭,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

2017年,黄章正式放弃看电影、听歌、种菜、喝酒的生活,回归魅族,并对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裁员、引进新的管理人员、打造高端机等等,但收效甚微。

一方面,魅族15和魅族16都因为大规模加量的问题使得渠道和资金压力增大;另一方面,黄章在前一段时间引入国资委的资本时候说“如果可以,宁可不要做大股东”,种种言行都看出他对公司管理力不从心。

上述接近黄章的人士分析,事到如今,黄章可能认为短期内魅族没有逆转的可能性了,让中层稳定才是首要任务,因此“费财”这番话是通过否认元老来肯定中层的力量,增加他们的信心。

黄章在论坛里数落完李楠之后,还补充到“启用stay hungry,stay foolish的骨干”。

李楠的魅蓝起伏

黄章指责李楠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李楠加入魅族的故事本是一段江湖佳话,但在企业的衰落趋势面前,7年的感情都化为了泡影。

一名接近李楠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曾问过李楠是否会怨恨魅族和黄章,李楠回答:“不会,反而感激魅族给他平台施展营销方案”。

2009年,李楠发表了名为《iPhone可有设计哲学?》的文章,黄章在当时看到后邀请他加入魅族。2012年,李楠正式加入魅族。从魅族移动互联网拓展部高级总监,一路上升到了公司副总裁。

李楠加入魅族后进行了几个有意义的尝试,一是建立了魅族的营销体系,二是建立了魅蓝,三是引入了阿里的投资。

2014年是魅族的第一个转折点。 那年2月,黄章在公司内部宣布 “从火星回到地球”,在剖析了小米的成功之道后,魅族进行了扩展品牌和产品线、引进外部融资、启动员工持股等一系列改变。

在品牌层面,魅族则成立了一个子品牌——魅蓝,这个品牌的负责人正是李楠。

在2014年8月到2015年8月的一年时间里,魅族全年总销量突破2000万部,同比增长350%,进入了国产手机十强。一名魅蓝内部人士说,在这些增长中,魅蓝的销量实际占到了70%。

李楠在魅族最大的成就也在于此。当时小米与荣耀等中低端手机已立足市场,竞争激烈,李楠利用亚文化的品牌定位,提出了“青年良品”的概念,这让魅蓝在节约了大量成本的同时,在市场中获取了充足的份额。

界面得到的一份魅蓝内部数据显示,2017年,魅蓝的销量为1600万台,收入达到144亿,毛利率为12.9%,毛利为18.5亿,整体费用率为11.7%。

“但问题在于,黄章其实并不care魅蓝”,上述人士说,黄章一心想做的是聚焦高端,获取更大的利润,他对魅蓝的品牌模式并没有多大兴趣。

界面新闻独家了解,2018年,黄章本来想把魅蓝卖掉,因为这可以达到聚焦高端、裁员和融资的目的。但黄章认为,魅蓝卖掉之后,李楠作为核心市场销售团队会离职,而当时魅族的核心营销团队杨柘等人已经离开,因此为了留住李楠辅助做魅族16市场和销售,最终没有卖掉魅蓝,而是停止运营。

4年的魅蓝,就这样从高光时刻被打入了冷宫。

“绑定阿里”计划流产

除了魅蓝之外,李楠倾注精力最大的应该是推进与阿里的战略合作,但根据界面新闻调查,这项计划至今为止,因为种种原因而最终未能达成预期。

2015年年初,魅族科技与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宣布,阿里巴巴集团将投资魅族5.9亿美元。这项计划是由时任阿里CTO的王坚与李楠直接洽谈,王坚当时亲自到了珠海,历时数个月之后达成了协议。

“当时跟阿里投资的对赌其实有两项,销量不是2000万,而是1500万,另外将魅族的系统和互联网运营都交给阿里管理,阿里每年给魅族付费”,一名接近此次交易的人士回忆。

李楠在当时认为,面对有高效率的小米、技术实力强大的华为,以及还有线下渠道积累深厚的OV,魅族可以说毫无优势,只有绑定一家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才有翻盘的希望。

虽然最终获得了融资,但在对赌执行过程中,魅族却让阿里感觉到了“信用破产”。

“一开始魅族觉得系统和移动互联网的收入无关紧要,但在手机销量起来之后,却认为这是一块大蛋糕,不愿意把这块业务交给阿里管理”,上述接近交易的人士称,2017年,阿里已经彻底跟魅族决裂,并在魅族董事会上提出要撤资。魅族的系统则在一次升级中,全部把阿里的YunOS更换成了Android。

关于为什么魅族要临时变卦,目前依旧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楠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了不少内部的掣肘。

在外界看来,魅族当时的管理层中的“白永祥、杨颜、李楠”被称为了三剑客,界面新闻了解到,实际上,这三人其实关系一般,并不是外界所说的铁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甚至矛盾重重。

在魅族系统层面,一直是由Flyme事业部总裁杨颜管理,在消极执行阿里系统的对赌协议上,接受界面记者采访的人士都表示,可能正是杨颜下的命令。

虽然完成了销量的对赌目标,但魅族内部消极执行系统上的合作,彻底让阿里方面失望,这件事也被认为是王坚被调离阿里CTO的原因之一。

“5.9亿美元对阿里来说不算什么,阿里不想成为财务投资人,而是战略投资人”,上述人士说,从现在来看,魅族一旦销量下滑,背叛阿里、失去阿里的后果就显而易见了。

自信魅族的盲目扩张

“一手同花顺打飞了”,这是绝大多数手机行业的人士对魅族的评价。

魅族衰落是从2016年开始。当时的魅族总裁白永祥召开了会议,提出不能再单纯追求销量,要开始追求利润。与此同时,白永祥还从vivo公司挖来了一位产品总监,负责魅族2016年的产品规划。

魅族在2016年的策略是,依赖2015年达到2000万销量的品牌和渠道能力,用机海战术快速覆盖线下渠道,扩大规模;压缩产品成本,并用线下的高溢价获取更大的利润。

按照oppo、vivo在2015年之前的做法,它们利用门店在全国广泛普及的优势,在全国各地覆盖配置接近、但设计不同的产品,价格则要比互联网手机品牌高出不少。除此之外,还在省级卫视、户外配合品牌广告轰炸,让品牌得到最大范围的认知。

魅族在学完了小米以后,2016年又开始学OV。这一年,魅族发布了多达14款手机——魅蓝Note 3、Pro 6、MX6、U10、U20、魅蓝MAX、魅蓝E、Pro 6 Plus等——比2015年多出了8款型号。

那一年,魅族在销量的刺激下急速扩张,一个数据是,2014年魅族只有1400人,2017年的已经到达了4300多人。

成本大规模增长了,销量却不增长,这是魅族出现问题的根源。

一名深度参与过魅族运营管理的人士评价,魅族在后续许多激进和错误的决策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扩张后的成本压力导致的。

“我们定销量的时候不是根据品牌能力和产品能力,而是根据运营成本反推的销量,因此有时候销量目标会非常离谱”,上述人士说。

2017年,黄章回归之后,白永祥力邀前华为消费者业务部CMO杨柘加入魅族,进行魅族Pro 7的市场和推广,这个建议得到了黄章的默许。而李楠则从魅族主品牌中退居二线,负责魅蓝事业部。

界面新闻了解到,当时这个新任的营销团队信心满满,对Pro 7进行大规模加量,试图通过卖出更多的机器来弥补超出运营成本。

但最后的结果是却是,魅族Pro 7系列上市开始就销量不佳,没有多久就开始降价销售,而杨柘也在不久后,黯然离开了魅族。

黄章与摇摆的魅族

广东珠海市唐家湾镇东岸村,魅族科技的总部向海而生。

黄章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数码王国。他从不在大众面前露脸,经常以“J.Wong”的ID在论坛上出言不逊,他高傲而执拗,却又在若干年前被称为中国最接近乔布斯的人。

黄章算得上是中国手机行业中最早期的匠人和先锋,但在变幻的市场环境下,他和他的魅族一直在变化、摇摆,却从未打下扎实的根基。

魅族手机横空出世之后,黄章一如既往保持小而美。直到在管理层的逼迫和小米启发下,黄章接受了资本的注入,开始注重销量。而在华为OV模式崛起之后,黄章又选择了利润先行。

一次次的变化让魅族变得伤痕累累,也让控制欲极强的黄章说出了“不想做大股东”的想法。

“不能说完全是黄章的责任,这是魅族管理层集体做出的决策”,一名魅族高管评价。

但无论如何,随着魅族元老管理层的离去,黄章还有多少时间挽救魅族,已经成为了一个谜。

“黄章回来之后很努力,但魅族现在的情况是,每三个月就会增加一倍的难度,黄章不能犯任何的错误了”,上述人士评价。

25海里之隔,切断了深圳与珠海的连接。7年前,大量年轻人不远万里,乘船跨过海峡,抵达魅族总部,他们称之为“朝圣”。

7年后,年轻人们带着失望与懊恼,开始陆续登上了回城的船。这一次,他们称之为“逃离”。(界面记者陆柯言对此文亦有贡献)

氢能商业化之路:除了昂贵的燃料电池车,还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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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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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界面新闻,作者 | 钱伯彦,编辑 | 张慧,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像水一样平凡,像造物主一样伟大。

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在发现这个宇宙丰度第一的元素后,以古希腊语的水和创造者为词根,将这个一号元素命名为氢。

除了遥不可及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外,当下概念大热的氢能,是否担得起拉瓦锡两百年前的期望?

西门子集团CEO凯飒(Joe Kaeser)对此深信不疑。氢能替代火力发电的腾笼换鸟,是他的答案。

7月15日,西门子宣布将在德国边境小城格尔利茨(Görlitz)投资3000万欧元新建氢能创新园。就在一年前,凯飒宣布关闭当地燃气轮机工厂,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

氢能商业化之路:除了昂贵的燃料电池车,还能干什么?

西门子CEO凯飒和萨克森州州长Kretschmer宣布将建立氢能创新园。身后是几乎被抛弃的燃气轮机。图源:路透社

看好氢能发展的不仅仅是凯飒。氢能概念在一年之内火遍全球。

今年1月17日,韩国政府发布了《氢能经济发展路线图》;3月,中国将“推动加氢等设施建设”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内的氢能产业园、小镇遍地开花;6月15日,在日本长野县召开的G20能源与环境部长级会议,确立了“日美欧氢能经济同盟”。

内需下的内虚:叫好不叫座

“大干快上”的背后是冷冰冰的数据——至少在市场最为广大的乘用车领域 ,燃料电池车的商业化之路并不顺利。

中汽协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全国燃料电池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18倍,但只有1264辆。去年全年的燃料电池汽车销量仅为833辆。相比之下,2018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25.6万辆,差距为三个数量级。

放眼全球,燃料电池车同样叫好不叫座。据美国能源部数据,截至2018年,全美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6500辆,2018年销量为2368辆,同时期全美的电动车销量则为112.6万辆,差距同样是三个数量级。即便是大力投资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的日本,截至2018年底,日本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也仅为2800余辆。

一直以来,燃料电池大规模商业化之路受到两大致命缺陷的掣肘。

一方面,无论是天然气重整制氢还是水电解制氢,效率都仅在70%区间内。以乘用车为例,电动汽车行驶100公里需耗费15-25kWh的电能,燃料电池汽车则需要约1公斤氢气,制取这些氢气需要40kWh的电力。在批评者看来,此举与通过“造桥-拆桥-再造桥”来拉动GDP一样毫无意义。

另一方面,燃料电池需要昂贵的催化剂铂,加上高企的上游制氢成本,及比充电桩更加稀少的加氢站,使燃料电池汽车的生产和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2014年,丰田推出全球唯一一款量产燃料电池汽车Mirai(未来),其在美国已取得累计3700辆的不俗销量。但其中八成销量集中于不惜成本建设了30余座加氢站的加利福尼亚州。

Mirai的成功经验能否推广至目前仅有25座在运加氢站的中国?或是在运加氢站低于20座的法国、英国、韩国?这很难不令人产生疑问。

燃料电池技术还面临着最大的对手——成本持续降低的动力电池技术。

“在全社会脱碳问题上,我们需要全局观,但政府更愿意相信电池技术。”丰田燃料电池项目负责人广濑胜彦教授(Katsuhiko Hirose)在G20部长会议上也承认,电动汽车在产业化道路上得到了政府机构更多的垂青。

动力电池所不能:燃料电池机遇所在

2016年,戴姆勒公布了全世界第一款纯电动卡车eActros。它明显暴露出动力电池的两大缺点:寿命和重量。续航里程只有200公里,仅能运营于170公里固定线路之间,相比柴油版本的Actros,载重量缩水近半。

以锂电池1000次循环为例,电动汽车保证20万-30万公里的总行驶里程并不困难。这个数字对于城市交通或许足够,却难以胜任连轴转、百万公里级别的商用车领域。加上电动卡车上重达数吨的电池挤占了载货重量,很少有物流企业对其商业化产生兴趣。

动力电池所不能的,却是燃料电池之所长。

相对原子质量为1的氢元素在轻量化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没有活动部件、工况稳定的特点,又使燃料电池的寿命长于动力电池。

6月17日,德国尤里希(Jülich)研究中心宣布了一项新纪录,其高温燃料电池已在700度高温下连续运行了十万小时,相当于十一年的寿命。

正因如此,在部分对耐用性及轻量化要求严格的商用领域,燃料电池已展现出特有的优势。

丰田代号为Project Portal的燃料电池卡车已在南加州的长滩港和洛杉矶港运营了两年有余。将两具丰田Mirai的燃料电池单元进行叠加后,该型燃料电池卡车获得了670匹马力及320公里的续航里程。G20峰会时,日本人特意将其运回长野,作为日本氢能战略的最好写照向世界展示。

今年4月16日,美国公司Nikola Motors和德国博世集团合作研发的Nikola Two Alpha也正式面世。1000匹马力以及1600公里的续航,即便是特斯拉推出的首款电动卡车Semi,也难以匹敌。

如果说在商用车领域,燃料电池技术和动力电池仍处于同一起跑线,在轨道交通领域,只有燃料电池方案能够替代在非电气化铁路线上运行的柴油机车了。

2018年7月12日,法国阿尔斯通研发的全球首款氢燃料电池列车Coradia iLint正式取得欧盟颁发的许可证。该年9月,德国下萨克森州的铁路运营商LNVG宣布,向阿尔斯通订购两辆列车进行试运营,并保留追加12列的权力。

今年5月21日,德国区域铁路运营商RMV也宣布,以5亿欧元的价格向阿尔斯通采购27辆Coradia iLint。目前,首批两辆燃料电池列车已累计运营了万余公里。

尽管燃料电池列车的采购和运营成本仍比内燃机列车高约四成,但随着排放要求的愈发严格、制氢成本的下降及部分铁路线电气化的不可操作性,燃料电池技术成为铁路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

氢能商业化之路:除了昂贵的燃料电池车,还能干什么?

Coradia iLint。图源:阿尔斯通

比轨道交通更巨型化的是什么?答案是海运。

与车用汽油机相比,燃烧柴油甚至重油的船用发动机更是环境杀手。此前常年被忽视的海运业,渐渐感受到了环保政策的压力。

包括悉尼、阿姆斯特丹以及汉堡在内的多个港口城市,已将目标锁定在了定期停泊在市区的巨型邮轮。以汉堡港为例,汉堡市区三个可供邮轮停靠的码头中,仅有一个能够向邮轮提供电力。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保证船用电子设施及娱乐设施的持续运转,船用发动机在港口停泊时也不会完全停转。

据德国环保协会NABU计算,全球15艘最大邮轮的硫化物总排放量,相当于7.6亿辆乘用车。

和对载重量敏感的商用车主一样,船东们也不愿意随船搭载可能数千吨重的动力电池。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燃料电池技术。

2016年起,蒂森克虏伯船舶系统公司(ThyssenKrupp Marine Systems)与迈尔造船公司(Meyer Werft)投入了5000万欧元,合作研发名为e4ships的船用燃料电池技术。

目前,两家合作生产的30kW级别的燃料电池,已装在往返于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之间的MS Mariella号船上,稳定地运行两年有余。两家公司预计,该技术可在两至三年内大规模推广。

不过,燃料电池千瓦级别的功率,目前只能负责给船用电子设施供电。面对100MW级别的船用推进系统,燃料电池显然仍不够强大——至少两年内如此。

氢能商业化之路:除了昂贵的燃料电池车,还能干什么?

MS Mariella号上的燃料电池已能够供应船用电子设备的部分供电。图源:Viking Line

HySeas III,这艘计划2021年起往返于苏格兰奥克尼(Orkney)群岛之间的渡轮,将成为船用燃料电池技术的里程碑。这是一艘额定载客量为120人和18辆机动车的公海渡轮。

由瑞士ABB集团和加拿大巴拉德公司牵头组建的校企联盟,已将燃料电池功率提升至MW级别,这使该渡轮的纯电动化成为可能。HySeas III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受限于电网的并网容量,当地制氢所需的所有电力皆来自多余的风电以及潮汐发电。

钢铁行业的救星?

不仅仅是轨道交通和船用推进系统,燃料电池应用的名单远不止于此。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研发的首架燃料电池四座客机HY4、丰田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合作的燃料电池月球车、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研制的燃料电池自行车LiteFCBike、U212潜艇上基于燃料电池技术的AIP系统……几乎所有交通工具上都出现了燃料电池的身影。

但燃料电池并不是氢能应用的唯一代表。氢能的下一个大客户或许是钢铁行业。

在《京都协议书》框架下,欧盟计划2050年前实现碳排放比1990年降低80%的目标。能源行业可以依赖可再生能源,交通领域寄希望于电动化技术,钢铁企业在炼铁过程的碳排放却难以规避。

不论是使用焦炭的传统高炉法,还是使用天然气的直接还原法,目前主流炼铁过程本质上仍基于碳或碳氢化合物的还原剂与铁矿石中氧元素的反应。作为副产物的二氧化碳,一定会出现在化学反应式的右侧。

这些温室气体不仅阻扰欧盟的减排目标,还推高了欧洲钢铁企业的运营成本。

仅以德国为例,根据德国钢铁行业协会的数据,若保持目前的碳排放量不变,到2030年,德国钢企将额外支出35亿欧元用于购买碳排放许可证。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碳排放问题,绝佳还原剂氢气成为了欧洲人的救星,因为它的最终反应产物仅为水。

氢能炼铁的先驱者是全球首个试点项目HYBRIT(Hydrogen Breakthrough Ironmaking Technology)。该项目位于瑞典北部城镇吕勒奥(Luleå),由瑞典钢铁公司(SSAB)及瑞典最大能源供应商大瀑布公司(Vattenfall)投资1.5亿欧元建设。

在该项目经过改进的工艺流程中,直接还原法中广泛使用的天然气被氢气替代,氢气将直接与球团矿进行还原反应并得到直接还原铁(即海绵铁)和副产物的水。

如果在后续工艺过程中使用依托可再生能源的电炉炼钢,理论上,整个冶炼过程的碳排放将降低95%以上。

该过程中消耗巨大的氢气,其制备、储存、运输及供给均由大瀑布公司负责。目前,大瀑布公司给出的制氢方案是基于多余风光发电的水解法。

氢能商业化之路:除了昂贵的燃料电池车,还能干什么?

HYBRIT项目流程图。图源:Vattenfall

为了测试氢气在直接还原炉中反应的稳定性,瑞典钢铁公司计划,2021年起首先使用天然气、氢气混合气进行还原反应,并逐步提高氢气比例直至完全氢能化。

这一开始于2016年的项目,计划2025年示范运行,2035年实现商业运营。届时,瑞典全国的碳排放量有望因此降低10%。

瑞典钢铁公司的创新之举,迅速引爆了包括全球第一大钢企安赛乐米塔尔,以及蒂森克虏伯、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及奥钢联(Voestalpine)等钢企对氢能的研究。

各家钢企的冶炼过程均选择了直接还原与电炉炼钢的组合,但在如何确保氢气供给的问题上,各家做出了不同的尝试。

不同于瑞典钢铁公司和奥钢联求助于本国的电力供应商,蒂森克虏伯选择与法国液化空气集团(Air Liquide)进行合作,后者在制氢、运输、储存以及运营加氢站等环节上有丰富技术积累。

安赛乐米塔尔和萨尔茨吉特选择自力更生。前者将目光投向了本公司汉堡工厂生产过程中副产高炉气中的氢气;后者则计划自行建造功率达720kW的高温电解制氢设备。

(界面新闻记者彭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刷牙不手动,人人来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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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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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杨秋月,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微博圈最近有个传说,2019年没接到电动牙刷广告的大V不是真大V。

今年上半年,不少人逛微博时都有一种被“电动牙刷”支配的恐惧。无论是偶尔带货的生活方式博主,还是低调知性的文化大V——甚至是韩寒家的宠物狗,都接起了电动牙刷广告。

而小红书、B站等社交平台,同样也是电动牙刷广告的火热战场。

“如果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大规模推广,电动牙刷在今年不会有这么强的存在感。”陈茂辉是国产电动牙刷品牌“萌牙家”的创始人,今年以来该品牌与700多个微博大V进行了多次合作推广,每个月销售额达到900多万,是两年前月销量的四五倍。

2019年被业内人士称为“国产电动牙刷元年”。

根据阿里提供的数据,2019年1-4月,在淘宝天猫购买电动牙刷的消费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5%,其中来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者人数更是暴增了228%,消费增速达到一二线城市的1.5倍。销量增长突出的主要是性价比更高的国产电动牙刷品牌们。智研咨询预估,中国电动牙刷市场2020年的市场规模将达500亿元。

电动牙刷是怎么突然在中国流行起来,形成一个如此规模庞大的市场?事实上 ,这是一个中国发达的制造业与热闹的社交网络共同作用的故事。

“便宜货”打开了新市场

2015年之前,似乎只有所谓的中产消费者在使用电动牙刷。当时,中国电动牙刷市场被外资品牌垄断,国产品牌规模极小。欧睿国际数据显示,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外资品牌宝洁、切迟杜威、高露洁和飞利浦包揽中国电动牙刷市场份额的前四名。

“过去电动牙刷是一个有点高高在上的品类,但主打性价的国产品牌进入市场后,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使用门槛。”凯度消费者指数业务部门大中华区总经理虞坚说。

陈茂辉还记得,2015年创业初期,国内仅有的几家代工厂主做外贸生意。“当时国内牙刷品牌只卖几十块,根本不敢把国外品牌当竞争对手,都在逃避这一市场。”他说。

但当国产电动牙刷的队伍开始庞大时,情况就不同了。国产电动牙刷企业看好这一市场的潜力,在2015年纷纷进入市场。如今线上零售额较高的品牌如U-smile、萌牙家、吉登、素士、花上等,都创立于这一年。
萌牙家品牌电动牙刷花上品牌电动牙刷

萌牙家品牌电动牙刷花上品牌电动牙刷

花上品牌电动牙刷

花上品牌电动牙刷

尼尔森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口腔护理市场增速6.6%,其中电动牙刷手柄增速最快,达到83.1%。

过去,国产电动牙刷的功能实现绕不开国外品牌核心部件的专利技术壁垒,但在2015年前后,随着国产制造商在技术上的突破(如磁悬浮电机、线性电机),已经有效降低了成本,拉低了大众使用的门槛。

“2015年飞利浦产品卖到1000元以上,其实成本并不太高,主要是品牌价值抬高了定价。目前出厂价两三百的产品,可达到10年前千元电动牙刷的品质。”一位不愿具名的从业者对界面新闻说。

经过几年时间,百元电动牙刷打开了新市场。

赛嘉电器是国内最早一批拥有电动牙刷技术的制造商之一,目前主要在扩展国内B端市场,尝试发展自有品牌“赛嘉”以试探市场、洞察消费者。赛家电器副总经理刘会明也观察到,2015年国产电动牙刷的出货量还比较少,但到了2018年市面上已经有几百个电动牙刷品牌,定价在几十块到三四百的产品最多。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牙刷类型分为声波振动式和旋转振动式,其中声波振动为国产电动牙刷主流。

相较于动辄上千元的国际品牌定价,百元左右的国产电动牙刷显然更能够让中国消费者接受。事实上,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消费者在口腔健康上的开销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而对于电动牙刷领域,比拼性价比的确是国产品牌拉拢消费者的方式之一。阿里平台数据显示,低价是国产电动牙刷的一个重要趋势,“从99元到89元再到79元,价格持续下探,越下探,下沉市场越买账。”

电动牙刷是否“暴利”?

低价产品的确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国产电动牙刷的销量,但这种竞争策略对行业持续发展没有益处,甚至会伤害初次尝试电动牙刷的消费者的体验。

“为了冲量,有些低定价的电动牙刷是亏本在卖,有点像共享单车当年的补贴策略,但这种方式很难长期有效。”陈茂辉认为,电动牙刷正处于风口期,很多人想进来赚一笔。

但他否认了“电动牙刷是个暴利行业”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目前市面上价位上千元左右的电动牙刷,出厂价在170元左右,价位300元左右的,出厂价可能不足百元。在“裸机”基础上,再算上包装、物流、推广等成本,“净利润不到10%”。

不过,一些出厂价三四十甚至更低,售价只有几十块的产品,质量还是难以保障,“通常电池或电机至少20元左右,有些低端产品会用几毛钱的电池。”陈茂辉说。

这些低端产品的背后是“小作坊式”代工厂的日益增多。

据刘会明介绍,目前国内电动牙刷产业带主要集聚在江浙和广东一带,但真正能从电机制造到整支电动牙刷生产的工厂可能不到二十家。

“2016年之后代工厂开始增多,现在大约有300多家,95%以上都是小作坊。”陈茂辉说。

通常来说,大厂工程师带上20几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小工厂,但由于人员精力不足,产品把控很难到位。“一方面用材用料会参差不齐,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规范的验证,电器安全性、防水性、小零件刷头牢固度等方面难以保证所有批次都合格。”刘会明解释说。

低价化的市场竞争导致中型代工厂生存艰难。它们在价格上拼不过小作坊,品牌运营能力又不够强,更难以吸引追求稳定供应商的高认知度品牌,所以被上下挤压。“很多规模中等的代工厂都已经在转型,因为生产的产品卖不动。”陈茂辉说。

没有一个大V能抗拒电动牙刷

竞争一激烈,推广也就多了起来。

“教育市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陈茂辉的感受是,消费者从认知到购买电动牙刷的的过程仍然很长。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营销先行”成为很多品牌不得不采取的市场策略。

与品牌们靠流量明星、网红来引流不同,国产电动牙刷偏爱“知识”水平较高的大V。

以微博软广刷屏的“萌牙家”为例,香港作家马家辉、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调查记者王志安、编剧柏邦妮、牙科医生等不少行业大V都跟它合作过。而且推广形式多为“讲故事”或“传播口腔知识”的长图文。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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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口腔健康相关的科技类产品,电动牙刷由于大众普及率和认知度很低,品牌现阶段非常需要科普性强的知识传播,进行消费者教育与市场推广。这使得有学历背书、可信度与说服力强的大V成为合适的推广者。

而且“牙刷”的使用人群和场景十分日常,对大V所在行业领域和推广时间没太多要求,再加上品牌的大规模、高频率投放,所以造成了“所有大V都在做电动牙刷”的观感。

此外,陈茂辉也不相信一般网红的流量真实性。萌牙家会人工挑选“高学历”的KOL进行投放,他认为这群人与粉丝互信度更高,带来的销售转化率也不错。为提升曝光度以扩大品牌影响,同一位博主每年会合作5-7次。

收到过萌牙家广告邀约的博主曾向《南方周末》透露,博主根据“咖位”高低,可获得一次性几千至上万不等的酬劳,或是每单抽取几十元佣金。

事实上 ,这些大V起到的是“临门一脚”的作用。中国消费者的口腔健康意识已经开始提升,他们或许只是需要一些信任的意见领袖告诉自己,应该如何在这个方向上花钱——哪怕是和口腔健康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现代人饮食结构的变化导致对肉类、糖分、咖啡等摄入较多,再加上消费升级与生活观念的转变,推动了牙齿健康保护需求的增长。近几年大型口腔机构、高端民营齿科市场的兴起,正畸市场的爆发,都是口腔护理市场崛起的标志。

“电动牙刷是口腔护理市场上相对靠后的品类,这之前漱口水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增长。”虞坚认为,中国消费者在美和健康方面意识的提升,使相关的消费品类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不过,电动牙刷是刚需吗?

根据凯度消费者指数提供的数据,2018年中国不同城市级别电动牙刷家庭渗透率中,北上广成都为5.8%,省会城市为7.1%,地级市为5.8%,县级市/县城为4.5%。这意味着,电动牙刷行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而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下沉市场,电动牙刷功能需求的场景化、细分化都在发生。

“我们不能用固有思维去看下沉市场,各级市场都有分层化趋势。”虞坚认为,基础清洁功能之外,电动牙刷品牌正在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场景开发更多功能模式。

线上的电动牙刷供给线已经很丰富,有品牌针对老人、孕妇人群推出抗敏感电动牙刷,也有为儿童开发的结合趣味性和智能定时元素的产品。

此外,“新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从功能性需求,转向对产品设计和颜值的需求。”

“花上”品牌创始人周欢留意到这样一个场景,对于女性消费者来说,电动牙刷在洗漱间放置的时间很长,每天“陪伴”女生化妆打扮,产品的颜值和细节很容易影响用户一天的心情。
图片来源: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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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最早推出千元以上电动牙刷的国产品牌,特别重视产品设计与颜值。据周欢介绍,花上在产品设计上坚持“极简”,外观没有logo,而是通过高颜值的外观、细节处的设计体验感提升品牌辨识度。例如,产品按键的弧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与手指关节的匹配度做了100多次方案才满意;几款热销产品的颜色都历经了半年的上百次试色才实现。

但最终的问题是,电动牙刷是刚需吗?

虽然不少口腔医生都曾表示,如果刷牙方式正确并保证刷牙时间,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的清洁效果没有太大差别。但中国人口腔健康观念不足,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真正“好好刷牙”的人并不多。

国际公认的标准刷牙方法是“巴氏刷牙法”,是一种可有效去除龈缘附近及龈沟内菌斑的方法。它要求将牙刷与牙长轴呈45°角指向根尖方向,刷毛既要轻压牙齿又要覆盖一点牙龈,并在原位做前后方向短距离的水平颤动4-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mm,每次刷2-3个牙。这至少要花费2分钟时间,有研究显示,掌握这一方法且能坚持1周以上的成年人不超过30%,能长期坚持的更少。

如果想保持更好的口腔护理习惯,电动牙刷的工作原理和某些功能设计比普通牙刷更有优势。例如,其刷洗幅度和频率比手动的大很大,使用更方便省力;自动定时和记录刷牙行为的功能有助于良好口腔护理习惯的养成。

但也不能过度夸大电动牙刷的功效。如果想有效控制牙菌斑、保持口腔健康,使用牙线或定期洗牙非常关键。

实际上,在口腔健康观念很强的美国和日本,电动牙刷、牙线等专业口腔护理产品的使用很普遍,这些国家的电动牙刷渗透率超过40%。

但在电动牙刷渗透率远不及10%的中国市场,这一行业仍处于非常初级的发展阶段,行业标准仍在制定中。

即便是销量增速很快的国产电动牙刷品牌,也仍然处于建立用户认知度、塑造品牌的初级阶段,他们不仅要挑战知名国际品牌的地位,更要应对行业风口期“想赚快钱”、“低价竞争”的小品牌们。

“未来2-3年,那些从未做过市场调研,只会追风口的低端品牌很快会被市场淘汰。”陈茂辉说。

快手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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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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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肖芳,编辑:文姝琪,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用xx借条把花呗还上!”今年,在一向讲求价值观的快手上,也出现了现金贷的广告。

内部员工一时哗然。在部分员工看来,过去几年,有众多普通人因为不靠谱的现金贷广告被套路贷,因此快手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应该出现这类广告。

但最后内部争论的结果是,因为销售部门面临的业绩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广告无可避免。他们只好自我安慰道,至少,快手和某些给不靠谱现金贷做推广的平台相比,还是克制的。

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的观感来看,快手都变了。

变化是从6月份开始的。6月18日,快手创始人发内部信宣布冲刺3亿DAU(每日活跃用户数),不再做一个“慢公司”。

内部最明显的感知首先是工作时间和工作量。两年前,快手停止了大小周,把工作时间从早10点到晚10点改成早9点半到晚7点,虽然一些业务也会加班,但总体上工作强度不算特别大。

去年,抖音增长势头非常猛,快手内部开始有这样的声音:抖音这么猛,我们这样不行。一位内部员工告诉界面新闻,现在他上班更早回家更晚,但每天还是有做不完的事。

内容和商业化方面快手也更加激进了。在商业化宣布在原来百亿的基础上提高50%的营收目标之后,快手又在7月23日宣布,未来一年将拿出价值100亿元的流量,为10万个优质创作者的成⻓加速。

同时,快手最近还数次登上苹果App Store免费榜单的第一名,在拉新上也冲得更猛。

“压力肯定是有的,无论是来自外部竞争的压力,还是来自投资人的压力。”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K3战役

据界面新闻了解,冲刺3亿DAU在快手内部代号为“K3战役”,快手App、快影、A站几个产品都制定了拉新的目标,商业化、MCN(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等业务线也都确定了具体的目标,为实现3亿DAU服务。其中,一二线城市用户和南方用户是快手拉新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K3战役中,快手对待MCN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今年春节以来,大量MCN机构入驻快手,初期快手的态度是要坚持普惠原则,只为MCN提供入驻对接,告诉MCN什么样的封面和标题更受欢迎,但不给流量上的倾斜。在公布流量扶持政策之后,快手要对一些MCN给予流量支持,这意味着快手在分发逻辑上在向抖音靠近。

一家MCN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快手接下来会着重扶持MCN,已经选择了一批账号准备给予流量助推,但还没具体说会给多少流量。

快手商业副总裁严强在7月16日的小型媒体沟通会上提到了赋能MCN的原因。他表示,快手去年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很多的用户去低门槛的生产优质内容,但他们对MCN的赋能是非常少的,这件事是不公平的。

此前,界面新闻在《快手求变,与抖音竞速商业化》一文中提到,快手运营人员鼓励MCN做精致的内容,而不是做快手原来那种比较土的内容。快手通过MCN提升内容质量的意图明显,更重要的是MCN可以促进“快接单”平台的收入增长。快手商业化今年系统梳理了产品和所服务的对象,快接单对应的是MCN和KOL,也要分担一部分提高后的收入目标。

除此之外,快手电商开始收取佣金并以快币的形式返还给商家,促进商家使用作品推广和直播推广。

创作者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获得更多收入,再以此为动力发布更多作品——而快手则能获取用户和收入,这是快手K3战役中试图构建的商业生态。

一位内部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这可以理解为提高商业化目标也是为3亿DAU服务,赚更多的钱才能花更多的钱去买量,把用户买过来。

过去,快手在买量上算不上激进。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快手在预装上花费12亿元,应用商店投放花费6亿元,7亿元花费在信息流等渠道,而比较激进的公司仅在预装上的花费就达到几十亿元。

K3战役之后,快手明显提高了买量的预算。七麦数据显示,快手最近一个月在iOS和Android渠道的下载量和排名都比之前有较大提升。

在快手“光合计划”发布会上,快手高级副总裁马宏彬还特意公布了一二线城市日活用户超过6000万,南方地区日活用户超过8000万。

改变的背后

去年年中,抖音的日活用户超过了快手,快手的增长一度陷入停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在快手的内部交流会上,“为什么抖音会超过快手?”这样的问题被员工频繁提起。

快手的高层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入困境。在今年年初的公司年会上,快手创始人程一笑曾坦言,2018年快手遭遇了很大的挑战,如果不追求极致就赢不了。

界面新闻还了解到,在一次内部的月度交流活动快手中学上,快手联合创始人杨远熙提到了管理层去南方调研的情况——快手突然变成第二名,管理层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战役。

一位内部员工表示,此前高层说到快手的问题时都不会讲得特别透彻,冲击3亿DAU的内部信是最透彻的一次。6月18日,快手创始人发内部信称,他们对现状很不满意,松散的组织、佛系的态度,“慢公司”正在成为快手的标签。“这让我们寝食难安。”

内部信提到“一家伟大的公司,需要每个人,都为之努力”。但在一位早期的前员工看来,快手现在的处境,很大程度上是创始团队的原因造成的,“他们根本没想过把公司做这么大,快手现在的规模远超他们的预期。”

这位前员工认为,快手的崛起是正好赶上了流量下沉的红利,公司并没有打过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清楚要干嘛。

一位在2016年分别接触过张一鸣和宿华的人士表示,当时张一鸣在想如何做海外市场,但宿华想的是如何优化产品。

2017年年中,快手明确了要做新产品、海外市场和商业化,但这三块业务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很大的进展。

一家在东南亚某国对接抖音和快手落地的服务商表示,2018年年初,快手率先进入该地小范围投入并取得快速增长,但几个月之后,抖音也进入同样的市场,并以高于快手几倍的资金投入。快手很快就停止了资金的追加,该市场也迅速被抖音占领,“快手是在试验”。

在商业化上,快手当时也并没有想清楚。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2017年有品牌方主动找到快手谈合作,品牌方对其中一个产品很感兴趣想进一步询问,快手的反馈结果却是产品还没研发出来。

快手在快速成长中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层管理能力没有完全跟上公司成长的速度。2017年开始,快手员工规模快速扩张,但员工对级别、汇报关系以及职责划分都不是很明确,时常会出现跨部门沟通不知道找谁的问题。今年,快手发布了职级体系,管理混乱的情况还没有完全解决。

管理层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在寻求改变。据界面新闻了解,这次K3战役中,宿华和程一笑都不在指挥部名单中,马宏彬担任总指挥。

此前,马宏彬在快手负责战略、增长等工作,今年运营也归他负责。快手内部对马宏彬的评价比较高,种种迹象显示,他将在快手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快手着急了

今年年初,快手制定的DAU目标是2亿出头,而1月初就已经达到了1.6亿。如果按原来的目标执行,快手大可继续佛系一年。

但显然,快手坐不住了。

虽然今年的短视频用户增长红利已趋于结束,但离天花板还有距离。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按短视频需求的人群占比和频次计算,用户空间应该是社交软件的三分之一,DAU大约在3亿左右。

谁能率先达到3亿DAU,意味着谁能占据这场战争的主动权,这意味着能买的量都买光之后,双方就要进入对存量市场的竞争。截至7月,抖音的DAU已经突破3.2亿。快手截至5月的DAU达到2.5亿,与抖音还有较大差距。

另外的问题是用户分布。抖音和快手在竞争中呈现“南抖音,北快手”,北京抖音占比略高。南方城市是快手目前重点投放的市场,已经进行了落地推广等更有针对性的投放,提升南方用户占比。但有业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两家在大部分城市的竞争中不太会出现颠覆性的格局改变。

自从走入公众视线以来,快手一直被追问和质疑的问题是下沉用户的比例是否过大。快手官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快手的用户分布和中国互联网的用户分布一致。

但根据快手最新公布的数据,其二线城市以下用户的占比达到70%,占绝对优势。据界面新闻了解,今年上半年,快手用户中iOS的占比大约为15%,而且新用户中iOS的占比还在下降,而且快手在iOS的留存不佳,相比之下抖音在iOS的留存更高。

快手用户的下沉化直接影响了品牌广告主的投放策略。奢侈品、汽车广告更多投放给了抖音,快手上则以小米、韩后等国产品牌为主。今年,快手在品牌广告重点发力的也是三四五六线市场,帮助品牌方快速触达二线城市以下的人群。

但在新增用户的压力下,能否触达更多一二线城市的用户?这可能是快手最后的机会了。目前,快手加大了iOS渠道的投放,最近一个月快手在iOS榜单的排名较之前有明显上升。

此外,快手还需要在收入层面也追上抖音。一位快手内部人士表示,现在快手的营收压力很大。

界面新闻曾独家报道,快手把今年的营收目标定位300亿元,与抖音的500亿也有较大差距。但实际上,预计快手直播收入今年能超300亿元,在300亿~350亿元之间,商业化收入提升至150亿元之后,快手的收入规模也能达到500亿元。

快手的直播业务也不再佛系。去年,快手的直播收入为200亿元,这是在没有太多运营干预的基础上达到的。但目前,快手已经开始通过运营手段拉动直播业务增长了。

在快手“光合计划”发布会上,快手宣布今年将新引入不少于500个头部游戏内容创作者,投入价值10亿元的流量、资源、资金打造快手游戏主播在站外的影响力。同时,快手游戏内容将引入MCN、公会等合作伙伴,加强运营,向游戏主播提供专业的内容意见。目前,快手签约了数百位独家主播,未来还会签约更多。

过去的快手是一款撞上增长红利的产品,收获上亿规模的用户,可以说超乎这家公司的预期。但在抖音的竞争下,去年快手用户增长一度陷入停滞并被赶超。今年短视频用户红利趋近结束,平台的竞争更加激烈,快手需要向市场证明的是,在自然增长红利结束之后,它依然有通过运营手段继续增长的潜力。

快手着急了,它不得不“变脸”。

快递鏖战义乌:最低1.2元一单,业务量超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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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 杨霞,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中国网红直播第一村”——浙江义乌市江北下朱村(当地人称北下朱),普通人很少关注它的具体位置。但有两类人会在这里川流不息:电商主播、快递。

淘宝粉丝超138万的主播“安安”,曾受邀从杭州来义乌做直播。晚上七点开始,她连续手机直播了4小时。在她卖力宣传下,60款水晶饰品全部卖断货,创造了90多万元销售额。

第二天,这些售价在60到300元饰品,就从义乌的厂家打包、迅速发往各地消费者手中,平均每个快递包裹运费不到2元。

“在义乌,每一个商户老板都关注快递。”在北下朱新办公室里,方水耀不无感慨地说。他曾在义乌申通快递担任一年多副总,今年4月开始创业,投身社交电商。

义乌,以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著称,因此也造就了快递的“价格洼地”。全中国乃至全球物流成本最低,吸引了更多电商、直播平台落户这里。

社交电商拉动快递业务增量,快递业越发陷入了价格战的厮杀中。

在义乌,正在上演一场愈演愈烈的快递公司生死战。

快递量全国前三

北下朱只是义乌的一个缩影,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快递从义乌发往全国。

义乌,浙江金华下属县级市,面积、人口数量都不起眼,却长期跻身于全国快递业务量排名前三的位置。

据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各城市快递量排名中,义乌仅次于广州,力压上海、深圳、杭州、北京等一线城市,排在第二位。

许多义乌商家以小商品为主,小到针线、纽扣,可能每件商品的利润最低只有几毛钱。如果快递价格差1毛钱,就可能造成一年几十万元的利润差。因此,价格始终是他们考虑选择何种快递的第一要素,其次才是网络覆盖范围、服务水平、时效性等。

这意味着,价格优势在这里被放大,成了快递占有市场的最强竞争手段。尤其对于新兴的快递公司,如果网点密集度、成本控制比不上老牌快递公司,搅局的唯一手段就是低价。

在义乌的市场份额,很大程度影响快递公司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因此价格战在义乌打得最为惨烈。

横向比较,2018年快递业务收入排名中,义乌低于上海、广州、深圳、北京、杭州等城市,总收入不及上海的五分之一。

从另一组更直观的数据来看,2019年1-4月义乌快递业务量累计13.33亿件,收入5.35亿元,单件快递平均单价约为4元。对比之下,业务量第一的广州快递单价10.45元;业务量第三的深圳快递单价是13.45元。

据界面新闻记者实地了解,以电商件为主、加盟制的三通一达、百世等快递公司在义乌价格都低得令人乍舌:如果日均发件量超过3万票,均重在150g以内,快递价格最低达到1.2元-1.5元;均重在500g,快递价格最低达到2.2-2.4元。

即使平时以服务获取较高单费的顺丰,在义乌这块“价格洼地”也难独善其身。“别看顺丰好像不搀和价格战。但是碰到一些大客户,还不是照样拿出首重4-5块的价格。” 当地某家快递的管理层甄海透露。

纵向来看,义乌的价格战大有越演愈烈的趋势,官方数据佐证了这一变化。

据申万宏源交运的研究显示,快递行业均价逐年下滑,2018年同城件和异地件综合均价为8.14元,相较2013年下滑幅度高达25.8%。义乌的快递价格则从2015年的单件均价7.44元跌到2018年的4.38元,跌幅逐年扩大,2018年跌幅接近27%。

首重价格更是跌破底线。据甄海回忆,义乌快递企业之间早就开始在打价格战,如今到了白热化阶段:从2015年每单首重4元多拼到2元多,现在甚至到了平均1元多,已低于成本价。

都是直播惹的“火”

快递鏖战义乌:最低1.2元一单,业务量超北京上海

红播会前台堆积着包裹(图片拍摄:杨霞)

北下朱地方不大,街道和中国其他小乡镇没差别,除了遍布街道的红底招牌特别大,无一不带着“网红”、“直播”、“微商”字样。在这样火热的氛围下,连村里路边卖烧饼的大爷,傍晚都会拿出手机津津有味地看直播。不算宽敞的街道上,跑的全是小货车和快递车。

据方水耀描述,白天在店铺里分拣、打包的店员,待到晚上六七点,就竖着五、六部手机,直播卖货,月入数万元是家常便饭。做电商的有人开着保时捷去打包快递,骑着快递三轮车送货的可能年收入过亿元。

得益于去年电商直播兴起,江北下朱村已经形成了“全民搞直播,全民发快递”的流水线,发往全国各地的快递业务量增速呈现几何倍数增长。

从杭州起家的网红直播孵化基地——红播会,年初搬到方水耀在义乌北下朱办公室的对面大楼里。令红播会副总姜辛津津乐道的,除了小商品种类丰富,当地政策扶持,创业氛围好,义乌发货成本全国最低也是吸引其过来的重要原因。

从淘宝的9块9全国包邮,到如今拼多多6.9元包邮,连年降低的快递价格默默支撑着电商的繁荣。

报价的秘密

红播会采用商家代发货模式,直播基地本身发货量不算大。当地主要合作圆通快递,在首重之内可以拿到2.2元一单发全国。

姜辛的朋友在义乌做小件日用品生意,日均发货量7万单左右,从圆通快递拿到的价格是首重之内1.8元一单发全国。另一位在义乌卖头饰布艺的商家使用申通快递,因为货量比较大,拿到的价格是150g以内每单1.6元发全国。

即使是同一个快递公司,每个义乌商家拿到的价格表也不一样。

熟悉当地快递市场的甄海介绍,造成上述快递价格差异的因素很多,如货物的类型、体积、均重等。

打火机、刀具、有化学成分的化妆品等易燃易爆货品,快递公司可能根本不愿意接单,即使接单价格也会更高;如果是雨伞、袜子等体积较小的货品,可以拿到更划算的价格;类似折叠单人床这种大件,运费价格相对更贵;货物均重150g、500g以及首重1公斤以内是几个常见划分区间,均重越高,发货商家越不容易砍下价来。

即使有上述标准,快递低价依然还有许多“潜规则”。快递员给商家的报价,先要看关系,还要看总部的政策。

从流程上来说,地方快递公司要提前从总部采购面单。行规是商户要预先向快递公司充值购买面单,即支付首重价格,续重的价格一般按照行业标准算,例如,发江浙沪是5毛左右一公斤。

有时,按照快递总部冲击日均几百万业务量短期目标的要求,义乌本地快递公司会放出一批极低的面单购买价,过期不候。

甄海当着记者的面,给一位相熟的快递业务员打电话询价:“现在不超过一公斤一天一万票,全国包邮什么价格?”对方第一时间问:“这是给谁的价格?”

“换一个人打电话,报价说法可能就不一样。”甄海直言,“除非你货量很多、关系很熟,不然那些业内的最低价格,普通商户根本拿不到。”

对于老道的快递员来说,如果能从公司拿到最低1.5元一单的价格,可能会先报2元,中间有0.5元价格浮动区间。而这一部分价差,可能成为快递员收益或快递公司收益,或者部分作为给客户回扣。

所以,商家们更青睐于通过朋友推荐快递公司,这样拿到的价格也更靠谱一些。

不过,在义乌,快递江湖的核心规则至始至终只有一个——只要你有货,你就有议价权。

不同于寄件频次不高的C端个人,快递公司给高频寄件的电商客户报价优惠幅度非常大。快递公司之间争夺电商客户白热化的价格战,往往普通消费者根本感知不到。

按照方水耀的话说,“如果你只有百八十票,快递公司随便你发不发;如果日均发货量在1万票以上,就可以拿到比较理想的价格。如果日均1-3万票,那么各家快递公司都会争抢,价格相差也就是几毛钱。”

对赌义乌

有数据统计称,浙江占全国快递业务量的1/5,义乌占浙江快递业务量的30%。快递公司在义乌的市场份额,对于快递公司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具有重要影响。

距离北下朱约20公里的地方,方水耀过去的办公地点——义乌申通总部大楼就在那里。

沿着这条四海大道,汇集了三通一达、顺丰、邮政、百世、天天快递等几乎所有能叫上名的快递公司。临近的普洛斯物流园区、东宇物流园、红狮物流园区,还有各种外贸、物流公司。

在义乌当地,这里又被称之为“快递物流小镇”。快递价格战打得白热化,如此近的地理位置让彼此有些尴尬。

“这几家快递公司门对门,车来车往,太透明了。”同样在这里办公的甄海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几家快递公司员工相互跳槽,各家每天的票件量、总部的放价政策,最近价格底线,大家彼此心里都清楚。

没人否认,价格战始终是一场由上到下的战役,尤其爆发在以电商小件为主的几家加盟制快递公司之间。

总部制定政策,下面加盟商层层执行。尽管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背地里又是咬得紧的对手。 

在本地快递江湖里,还流传着许多传说。

几年前,本地几家快递公司老板约定明天一起把快递价格涨五毛,结果有一个快递公司却晚了几天才涨,顺势借低价抢了不少大单。后来,那位老板对外推脱称,“哎呀,都怪我手下人理解错误,执行不到位。”

近几年,头部几家快递公司先后上市,市场份额也成为了重要业绩衡量指标,无形之中进一步加剧了价格战。

“尽管利润率降低,但业务量依然在增长,整体利润还是随之增长。” 甄海淡然地说,尽管有一些搅局的快递公司在义乌亏损上百万元,但大多快递公司还是赚钱的。

对赌,也成为快递价格战一种特殊的“赚钱”手段。

甄海介绍,总部和当地加盟商约定某个时期内达到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总部会给予一定比例的返点或者补贴。因此,尽管加盟商主营业务实际没有利润甚至亏损,但在对赌利益诱惑下,依然有动力去低价抢市场。

如果对赌失败,一切损失由加盟商自行承担。不少加盟商承受不了风险与亏损,最终选择退出,由总部收归直营。在义乌,申通是目前唯一还没有收归总部直营的。

方水耀分析认为,在价格战中,快递公司总部拿到了市场份额,资本市场看到了数据,加盟商拿到了总部补贴,都没有受损。电商商家赚钱,电商平台也赚钱,又往快递公司投资。因而,价格战其实是前置成本降低,钱还是在那里,只是分配方式变了。“从博弈论的角度,快递企业价格战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但它是一个死循环。”

蝴蝶效应

有快递公司会因为价格战倒下吗?这个结果许多人不敢想,也不愿意想。

义乌,只是快递全行业价格战的一个典型缩影。

曾经有一些做小件的、新的快递公司要做大市场份额,都会把义乌当作重点市场来争夺。结果陷入竞争激烈的红海,只能一步步压低价格,然而往往又竞争不过网点齐全、资本雄厚的老牌快递公司。

这两年,全峰、快捷等二、三线快递相继出局,行业市场集中度连连上升,段位差不多的几家快递公司开始争夺排位,无疑让这场价格战硝烟气更浓。

在足够的业务量支撑下,义乌本地的快递公司依然可以做到薄利多销,在总部补贴下也算是“活得滋润”。

“在一些业务量不多的地方,网点可能就没这么好过了。”甄海说,末端网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加盟制快递公司中,快递价格有一个分配链条。例如,快递员给商家的发货价,包含扫描费、面单费、中转费、派送费等多个部分。其中,扫描费、面单费、中转费等上交总部的,派送费是交给负责配送的末端网点。在价格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最初发货价不断压缩,末端网点拿到的派费也越降越低。

湖南某县城的百世快递一级加盟商殷志华向记者诉苦,如今从义乌过来的件,他能拿到的派费每件只有0.75元。对比来自广东地区的派费最低1元,其他部分省市在1.4元-1.5元不等。

今年上半年,殷志华所在区域3月和5月分别调低了一次派费。在3月之前,来自义乌的快件派费还是1元。

由于收件量不多,派费是每个末端网点最核心的收入。他接手网点三个月以来,前前后后共投入了约130万元,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每个月亏几万块。

“刚开始感觉价格战还没这么凶,没想到后面越来越离谱了。如果派费再跌,我就不做了,反正想转手也转不出去。”殷志华说。

这不是个例,一位河南圆通快递加盟商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当地快递公司今年派费都有不同程度降低,其中来自义乌的派费最低也只有0.7元左右,平均快递派费则不到1.3元。加上名目众多的罚款,基本不挣钱,末端网点生存艰难。

末端网点经营不好,直接影响快递服务质量,这场价格战最后买单的可能还是消费者。

7月20日有媒体报道,在福建泉州晋江金井镇晋南韵达快递金井分部,地上各种快递散落一地,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市民只能在现场翻找自己的快递。该快递分部负责人表示,从今年4月份开始,就有员工陆续辞职了,这两天剩下的最后7位员工更是集体停工,而分部上面从4月份开始就拖欠派送费,目前达到了10多万,员工纷纷拿不到工资就走了。

殷志华不无担忧地说,“目前许多小网点快活不下去了,未来可能更多网点养不起快递员,人手不够就不能送货上门,还不是只能放在驿站?”

(应受访者要求,甄海 殷志华为化名)

“孤岛”上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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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2018年9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展春园社区养老驿站试运营,该养老驿站是学院路街道运营的最大公建民营养老驿站。来自视觉中国。

2018年9月12日,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展春园社区养老驿站试运营,该养老驿站是学院路街道运营的最大公建民营养老驿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罗洁琪,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政府正在推进一项新的尝试:建立养老驿站。截至2018年底,北京已经建成680家社区养老驿站,计划到2020年全市建成一千家。我们的记者探访了其中一家养老驿站、他们的心理咨询师,以及几位老人。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有尊严地老去?

王阿姨回忆自己行医的一生,工作是快乐的,不过,也要好的身体。“我不怕死。我也不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是应该到来的,幸福的事情。是很正确的,死亡,是冰冷的夜晚,也是安宁,是幸福,是平等的对待。” 在两次采访,将近三个小时的谈话中,王阿姨思维敏捷,逻辑清晰,这是她唯一重复过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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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良轻轻地敲了三次门,没有动静。他等了几分钟,又敲了三下。死一样的静寂让人不安,他开始使劲敲门,大声喊“王阿姨”。

门慢慢开了一条缝,光线照进了昏暗的屋子,一位银发老人扶着门把手,抬头看见刘大良,脸上露出笑容,“你怎么才来看我?”她伸出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大良的手,迎他进门,走了两步,停在狭窄的过道上喘气。她一边抚着胸口,一边说,“你这一来,我的心脏又乱跳了。”

那是6月17日,下午四点多,太阳炙热袭人,王阿姨的家却静寂昏暗。房子坐落在北京西城区胡同深处,是典型的老楼房,没有电梯。房间不足50平方米,窗外繁茂的树叶挡住了光线,让下午过早地变成了黄昏。屋子里很空旷,很多旧物扔掉了,剩下不多的家具都铺上了浅色棉布,收纳得干净整齐,好像主人马上就要远行。卧室的床上叠放着两个枕头,凹下深深的窝,是整个屋子唯一的活动痕迹。

王阿姨今年81岁,曾是西城某医院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退休后,还被返聘为专家,每天病人都排着长队等她。70岁那年,由于体力不支,从岗位退下来。丈夫去世了,也没有儿女,她开始了独居生活。这几年,由于患尿毒症,心脏房颤,眼睛白内障,而且楼里没有电梯,她已经无法独自出门。

王阿姨刚洗完头,银丝短发干干净净,一身小碎花的开襟衣服。桌上的青花大瓷碗里是米饭,上面盖着点青菜末,旁边的小碗有三块没有刺的鱼肉。饭菜早已凉了,几乎没动过。她说,这是养老驿站中午的送餐,是一个小老头送到家门的,18元的餐费,5元的送餐费。虽然有饥饿感,但是也吃不下。为了活下去,饿了就吃两口, 断断续续地吃到晚上九点钟。吃不完,就扔掉了。

她手里拿着一块医用纱布,开始擦眼泪。刘大良看到她眼睛周边的皮肤全红了,问她是哭了吗?她说,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眼睛越来越花,最近经常流眼泪,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星期前,刘大良上次来的时候,症状还没那么严重。

王阿姨说,可能手术植入的晶体是日本进口的,是“反华的晶体”。她成长于东北的日占区,从小会说日语,唱日本歌曲,可是,她不喜欢日本,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能忘。说起日本,她叹了一口气,“别让我回忆了”。她把手掌放在胸口,轻轻地抚了几下,停止说话,然后用左手按着右手的静脉,安静了一会儿。

缓下来后,她对刘大良说,“家变成了无期徒刑的监狱,简直是活在孤岛上了,像王继才一样。王继才,你听过这个人吗?” 

刘大良摇摇头。

“你要多读书看报啊。王继才是海防民兵,守着一个孤岛,有病没法看,心梗猝死,最后被追认为烈士。” 

刘大良是个年轻的小伙子,30岁,在北京读了心理学的学位,有专业资格证书。一年多以前,他来到西城区的一个养老驿站,做专职的心理咨询师。养老驿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投资经营的基层养老机构,分布在街道,大约从2017年开始,在一些城市开始试点运作。

居委会熟悉辖区内的老人状况,她们把独居的王阿姨引荐给刘大良。在初认识的阶段,他每周上门探访一次,迅速建立信任和亲近感。熟悉之后,就两个星期去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

王阿姨慢慢走到了床边的衣柜,打开抽屉,拿出一张被撕下来的黑白证件照。那是她年轻时的模样,一头乌黑的卷发,朱唇皓齿,单眼皮下,是明亮的双眸,眼神坚毅自信。她笑着说,当年医院里的钟大夫形容她的皮肤像葡萄一样,一碰一动就出水了,”你看,我现在什么模样。你看到满脸的老人斑了吗?” 

”小刘,你们还年轻,三十有余,四十而不足。我是八十有余的人,想法不同。自杀,进养老院,找保姆,你觉得那个好?Kakovo vashe mneniye, pozhaluysta, ob”yasnite, ya ne mogu zhdat’ ” ,她很流利地说了一句俄语,然后微笑着,翻译成中文解释给刘大良,“你的观点是什么?请解释。我等不及了。” 她喜欢用俄语捉弄刘大良,上世纪50年代,她上的医学院是用俄语授课的,所以俄语至今流利。

刘大良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含糊应付了一下。王阿姨恼怒了,“小刘,你有什么想法,就要痛痛快快说出来!别这样扭扭捏捏的。” 

刘大良笑了笑,他早已熟悉了王阿姨率直的脾气。

“孤岛”上的老人

记者采访的当天,养老驿站给王阿姨送的餐,她从中午吃到晚上。摄影:罗洁琪

做了一辈子内科医生,王阿姨很明白,衰老已经让体内的脏器像陈旧的塑料,一捏就碎。

在她以往的人生,人类的脏器一直是她救治的对象。她无儿无女,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行医之中,不但精于医术,而且自愿查全院的病房。她自称,只要“王老太太”坐镇,遇到什么疑难病例,大伙就不会慌了。有些妈妈因为孩子不拉大便给她打电话,她说明穴位,解释顺时针,逆时针,分别按摩多少下。然后吩咐,“十五分钟,给我电话,我听结果”。电话如约响起,对方说,“你胜利了”。说起行医往事,她满脸自豪,“不打针,不吃药,我有这本领。” 

她回忆说,1980年代,北京一位副市长患病,费尽周折,不明病因,最后由她确诊并救治。副市长为了感谢她,问她需要什么。她要了一个煤气罐——当年炙手可热的稀罕物。2003年“非典”时,她65岁,是医院的返聘专家,仍奋斗在一线,在抗击疫情之外,还给年轻的医护人员讲课,强调切断传染源、易感人群和传染途径的流行链。她微笑着说,如果你们只听录音,不看人,听到那么响亮的声音,一定会以为是年轻人在讲课呢。70岁,她彻底离开了医院的岗位。

彻底退休后,曾有一段时光,她和老同学会聚餐,集体拍照。渐渐地,大家都开始行动不便,只能打打电话,偶尔问候。后来,电话也越来越少了。她感觉到生命的火苗越来越弱,就连曾经热爱的医生工作也不再具有意义。她陆续烧掉所有的荣誉证书,包括年轻时的照片。她觉得自己什么证都不缺了,除了一张《死亡证》。少有的例外是,在床边的衣柜里,依然珍藏着一个小药瓶,是“非典”期间最珍贵的消毒药,一般的医护人员得不到。

她也曾雇请过保姆,照顾饮食起居。有一次,她生病住院,出来后觉得,家里囤着的洗发水和椅子都少了。她报警,当着警察的面,把保姆遣退了。后来,北京保姆的价格越来越高,月薪超过5000元,比她的退休工资还要高。她就再也舍不得请保姆了。

她常常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的人。有几个50多岁的男人经常光着膀子在打牌,从下午1点多打到5点钟。有时候,遇到要紧的事情,她从楼上喊话,央求人家帮忙。未必都是热心的人。有一次,她求人去药房买个氧气袋。人家说,没空。还好后来,有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自告奋勇帮她买了。

不能独自买菜买药,是失能老人面临的共同困境。刘大良所在的养老驿站提供代买菜买药的服务,王阿姨曾经使用过。政府给她发了一张失能卡,里面有400元的充值,可以在驿站使用。但是价格偏高,代购物每小时80元,400元很快就用完了。超过部分,就需要老人自己付现金。王阿姨每个月的退休金不足5000元,买药就花掉1300元,她舍不得花钱购买驿站的服务。

2017年底,刘大良第一次见到王阿姨。熟悉了之后,王阿姨央求,带她出去透透气,去超市买菜,去医院买药。刘大良明白,这违背了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守则,他上门探访是提供心理支持,社工的角色才是解决具体生活问题。带老人出门,会有风险。可是,他不忍拒绝这位81岁的老人。他先把轮椅搬下楼,然后扶着她一步步下楼梯,每走两步,就等她喘气,平复呼吸和心跳。到医院之后,王阿姨不愿意排队候诊,大喊一声“排什么队”,径自从轮椅站起来,走进诊室,站在医生面前,任性地说,“我以前就是医生,请给我开药”。刘大良和旁边候诊的病人们都惊呆了。她从医一辈子,曾是医院最优秀的内科医生,内心放不下那丝骄傲。

离开医院后,刘大良推着她去了一个大超市。超市里很拥挤,推着轮椅拐来拐去,无论刘大良,还是王阿姨,都觉得精疲力尽,完全得不到预期的快乐。回到家后,王阿姨主动说,不用再陪她出门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下过楼。

在为老人提供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刘大良倾听了很多隐秘的生命故事,让人唏嘘的情感。他总是给予理解和尊重,肯定对方的生命价值。刘大良认为,这种倾听不止是心理慰藉的技巧,也是发自内心的共情,因为理解了生命的衰老和死亡。衰老常常是在某个拐点急速下滑,而死亡则充满了意外,甚至来不及告别。

李明兰就是一个在冬夜突然去世的老人。她住在北京著名的古物市场琉璃厂附近,2017年底,居委会的人带着刘大良,第一次上门探访。窄窄小小的灰瓦木门粉刷得很干净,拐进去,就是一个大杂院。人还没进,就响起了狗吠。一眨眼的功夫,一只小狗就蹿到了刘大良跟前。过道上堆满蒙尘的杂物,破烂的旧自行车,每一家都门户紧闭,听到狗吠,才有人悄悄把门打开,看看来者是谁。 

过了很久,老人才开门。刘大良看到她佝偻的身体,才理解了,老人要抓住身边的东西,缓缓挪动身体,很艰难地过来开门。人老了,腰弯了,连裤子都系不紧了,走两步裤子就往下掉。门很脏,屋里的一切都很脏,堆满了东西,连助行器都没空间腾挪。老人递给刘大良一张小凳子,觉得不好意思,再递来了一块毛巾,让他自己擦一擦。

她90多岁了,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独居老人。年轻时,一个人在北京做保姆,寄钱回家养孩子和老公,自己住在房租便宜的北京大杂院。后来,儿子来了北京,娶妻生女,50多岁时因病去世。孙女已成年,在城里打工,夜里留宿老人的家里。老人呼吸不顺畅,睡觉时会发出声音,孙女骂她老不死。后来,孙女搬走了,偶尔也回来看她,送点米。

让刘大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老人的很多个手关节都没法伸直,明显变形了。老人告诉他,摔过很多次,没钱上医院,就成那个样子了。一个夜里,她又摔跤了,站不起来,就慢慢地爬出了家门,敲响了邻居的门,求人家把她扶起来。

她一直有自杀的念头。第一次见面后,刘大良评价,她的自杀危险系数很高,就一个星期探访两次。老人得知他来自养老机构,以为可以帮助自己,就给他下跪,求他把自己安排进养老院,有一张床,一口饭就够了。她说,“一个人活得太艰难了,不想活了。” 

她是真的不想活了。她曾找来绳子,挂在床头的铁杆,试图上吊。可是,她太衰弱了,连系绳子的力气都不够。系不紧,没死成。后来,她改用一根皮带,可是,皮带太短,她的脖子够不着。最后,她用一把刀扎向自己的肚皮,没刺到心脏,还是死不了。

说起心中的绝望,她只有一两滴眼泪。刘大良说,人老了,眼泪会变少。作为心理咨询师,他只倾听,不承诺。他曾悄悄地回去问公司,是否能特例特办。公司是以经营为目的,不愿意开这样的先例。于是,他再去政府,想了解是否有救助政策。得到的答复是,老人有大杂院可住,尽管,没有产权;她有孙女,不属于孤寡老人,而且,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低保,所以,不够资格进公办的养老院。离她家不远的养老驿站可以为失能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护理,可是需要亲人把老人送过去,而且每天收取100多元。

虽然处境无法改变,但是见到刘大良之后,好歹有了个说话的人,她的心情好了一些,再也没自杀过。她央求他帮忙写信,写给老家的亲人。她对亲人说,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老了,走不动了,活得特别艰难,很想回去。在那个黑暗蒙尘的房间里,她一边说,刘大良一边写。他心里清楚,写那样的信,只是对老人的情感安慰,寄不出去,因为她已经记不住亲人的地址,也记不住电话号码。

去年冬天的某个晚上,她孙女来了,送了一些粮食。老人不大需要了,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邻居对她孙女说,”老人可能时间不长了,最好留下来过夜。”孙女不愿意。

在寒冷的冬夜,不知道什么时辰,老人真的走了。“走了,是解脱”,刘大良说,王阿姨活在孤岛,明兰阿姨是死于无人救助。

“孤岛”上的老人

明兰阿姨去世的大杂院。摄影:罗洁琪

杨先生的家和李明兰相隔两条马路,他是一个爱面子的知识分子,也属于老有所依的人。

退休前,他是一名大学教授,所住的社区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高知老人。他有儿子,有房子,老伴走后,独自住在那套干干净净的两居室。去年,他83岁,患认知症。老年驿站和他就相隔几条街,负责巡视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去辖区内的老人家里,特别是独居老人。

以前,年轻的女员工会回来抱怨老人对她动手动脚。后来,驿站就安排上了点年纪的妇女上门,可以更从容地处理那样的尴尬局面,降低工作的风险。

有一天,一个自称是他同学的人打来电话,告诉他在电视上买工艺品,再去香港拍卖,可以挣很多钱。他想自己再挣点钱,不给孩子添负担。于是,就心动了。

他通过电视购物频道上买了工艺品,通过“同学”联系了拍卖行,付了3万元的保管费。再过了一段时间,拍卖行说工艺品有可能流拍,如果交5万元,加入会员,会有优先权。他又交了。之后,他还把这种赚钱机会介绍给其他的老人。

交钱后,工艺品还没拍卖出去,老人隐隐感觉到,可能被骗了。可是,不敢对别人说。有一天,刘大良去家里探访,和拍卖行的人在楼梯间擦肩而过。刘大良问起,老人才说了事情的原委。刘大良上网查了拍卖行公司的名称和地址电话,打过去问,公司和人都是真实的。虽像骗局,但看上去都是自愿合法的。老人羞于承认被骗,刘大良也就没有擅自报警。

几个月后,他去世了,至死没告诉儿子被骗。那些钱,也就不了了之。

人去世了,似乎人生的一切都被埋入尘土。可是,有一个老人让刘大良至今忘不了。

那是张阿姨,83岁,高龄孤寡,是退休妇科医生,老伴已经走了20多年。刘大良最后一次看到张阿姨,是在她家的厕所里,在今年的四月。北京的这个春天特别漫长,直到五月,还有寒意。她摔倒了,光着下体,趴在一堆排泄物之中。排泄物是不成型的,是屎尿的混合物,散发着异味。她没有昏迷,也不清醒,一只手在轻轻地拍打地面,试图抬起来。

刘大良蹲下来,尽量安慰。可是,老人只是哼哼吱吱地胡言乱语,不能沟通。他就反复地说,”别着急,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厕所外面围满了人,有居委会的,也有警察,楼梯口还有几个辅警。但是,没有人敢去扶起老人家,怕她万一已经骨折。刘大良心里难受,干脆离开房间,走到楼下,等救护车。下来的时候,老人躺在担架上,身上裹了一层被子。刘大良心里松了一口气,”终于像个样子了”。

几个月过去了,张阿姨赤裸着下身,趴在厕所的地板上,脸在屎尿里蠕动,无意识地磨蹭,这个画面至今停留在刘大良的脑海,他觉得良心很受折磨,”如果是我的妈妈,无论如何,我要先把她扶起来,离开那一堆屎尿,太没尊严了!” 

6月的北京,已是盛夏,日光刺眼,但是胡同里偶尔有风,吹过一棵棵繁茂的椿树,绿油油的枝叶轻轻晃动。零零星星的老人坐在路边,摇着扇子闲聊、看路人。

这是北京的老城区椿树街道,青砖灰瓦、红门木槛的老平房里隐藏了各种名人的故居。一棵大树底下,有一个小四合院,一侧写着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红线区居委会,另一个侧挂着”椿龄守望站“的牌子。这是椿树街道红线社区养老驿站分离出来的居家服务中心,主要是为老人助浴和理发,测量血压,换洗床单被褥,也提供上门服务。

2014年,椿树街道办事处与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守望站,是国安养老银柏系列项目之一。

在守望站的几个房间里,主要摆放了轮椅、各种洗漱用品和洗衣设备,两位女性护工在忙碌地准备物品,登记老人洗澡的资料,看到来客,高声提醒,“不要进去,有老人在洗澡,而且是一位阿姨。”墙上贴着很多老人手写的表扬信,字迹都很清朗俊逸。有一位七旬老人的信里说,老伴身患脑梗,不能自理,喝水都要人喂,大小便失禁,孩子工作忙,顾不上,“洗澡和剪指甲都成了我们最大的困难,幸好有国安养老守望站的帮助”。

往胡同深处再走几十米,就是红线社区的养老驿站,门口挂着几个广告板,写着“红线驿站可订购老年餐”。另一个黄色板用黑色的毛笔字写着“驿站新服务”,驿站修脚50元/次,家政服务35元/小时,3500元起/住家,便民理发1元/次,洗衣服务190元/五件。

走进驿站,左侧是活动厅,摆了四张方桌,是驿站为老人举办各种集体活动的地方。当天下午,恰好是书法活动,有七八个老人自带纸张笔墨,在安静地临摹字帖。

“孤岛”上的老人

北京市西城红线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门口。摄影:罗洁琪

“孤岛”上的老人

西城区某个养老驿站的洗澡间。摄影:罗洁琪

“孤岛”上的老人

椿树街道办事处和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的另一个合作项目,属于高端养老院。摄影:罗洁琪

2016年底,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2017年,北京市民政局出台了《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由市财政局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向各区下达市级补助资金,按平均每个驿站30万元的标准拨付年度资金总额,政府和企业合资建立养老驿站,提供“呼叫服务,助餐,文化娱乐,精神关怀,日间照料,健康管理”六项必备功能。

养老驿站,是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培植的一项养老试验,企业投资和管理,政府资助,旨在应对迅速加剧的老龄化社会。2018年,时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两大特点,即“老龄人口增长迅猛”和“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截至2018年底,北京已经建成680家这样的社区养老驿站,计划到2020年全市建成一千家。每个驿站的基本配备是一个站长,一个社工,巡视员和心理咨询师,如果有日间照料,还会配相应数量的护工,厨房、防滑的洗澡间,防滑的厕所,卧室,理疗室和阅读间,活动室。各个社区的场所条件和人群特点不同,提供的服务有所区别。红线社区的驿站,由于在胡同边上,老人出入方便,人气就很旺,很多老人喜欢来参加团体活动。但是,120元/天的日间照料和150元/天的短期照料服务并不受欢迎,更多老人倾向于在家请保姆。

刘大良认为,驿站的服务要击中老年人真正的痛点,解决吃喝拉撒的基本需求。让老人吃上饭,这是目前最紧迫的需要。在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占老年人口的16.72%,失能老年人口占比4.78%。有大量独居的失能老人,活在楼上的“孤岛”。他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使用送餐外卖。可是,很多养老驿站不能提供送餐服务。

养老驿站的试验已经开展了两年多,刘大良说,他没听说过哪个养老驿站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政策目前是鼓励企业自负盈亏,然后根据实际的服务情况为驿站提供财政资助。可是,很多老人认为,养老应该是政府负责,不应该想着怎么挣老人钱。养老驿站的投资方,目前都是实力雄厚的国有大企业。对于企业而言,投资养老产业是多维度的布局,真正的营利点在中高端的养老院。

在椿树街道的胡同里,离红线区养老驿站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个别致的四合院,是椿树街道的养老照料中心,门口钉着古铜色的牌子,写着”椿龄工程”,是椿树街道办事处和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的另一个合作项目,属于高端养老院,在露天的天井,有一棵粗壮的古树,参天耸立,开枝散叶。院子里是设计雅致的单人间或者双人间,共十几个床位,有护工陪着老人做穿珠等益智活动,也有老人在弹琴,接受理疗师的康复治疗。这里的床位是每个月一万一千元起,尚未包括护理费用和康复费用。目前的客户都是高知老人,退休教授、医生和企业高管等。

最受欢迎的是中端的养老院,也是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的,在椿树街道附近,一个床位约6000元。居住的大部分是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40个床位,目前仅剩2个空位。

所谓养老驿站,只是临时托管,并不能提供长期照料的服务。长期照料老人的养老院才是刚需,是真正紧缺的资源。养老驿站类似日本的社区养老院,提供日托和居家服务。2000年4月,日本开始推行长期介护保险政策,大部分长期介护的服务,例如日托机构,上门服务的护理员,这些费用的90%由保险覆盖,个人只需要支付10%。长期介护保险的资金有一半是人们缴纳的保费,另一半来自于税收。平均来说,一个人每月约缴纳8000日元(约人民币470元)。

几乎免费的服务,把很多老人吸引到各类养老机构,儿女们从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中解放出来了。每天早上8点多,下午4点多,日本京都市的街头有很多养老院的汽车在繁忙地工作。这种专门设计的汽车有升降板,能直接扣住轮椅,早上接老人到驿站,进行照料和集体活动,晚上再送回家。

日本不断地设计了精细的法律制度来应对超老龄化的社会,其中,政府财政是社会养老中非常有力的保障,甚至是兜底的角色。除了推行长期介护保险政策,保证老人去得起养老院之外,日本财政还超负荷地保障退休年金,尽量避免老人陷于贫困;在老人拿到年金之后,为了预防老人失智失能无法自理,或者被虐待、被侵占财产,日本又进一步完善了“后见人”制度,即意定代理。通过法律制度的引导,老人可以通过代理人管理财产,安排找养老院,去医院就医,甚至处理后事。

在中国刚兴起的养老驿站,目前需老人和家人自己负责接送,财政虽有部分资助,但是直接给了企业,不是给老人报销。日间照料和居家服务等产品的价格偏高,而且全部由个人承担,所以,至今未能推广。

在中央政府发起的这场养老试验中,心理慰藉是最特别的一项内容,由政府购买,免费提供给老人。在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把老人区分为活力老人和失能老人。活力老人可以参加养老驿站的集体活动,还可以去驿站,和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如果街道工作人员发现老人陷入绝望或抑郁,就会通知驿站的心理咨询师提供上门服务。

刘大良所在的驿站,一个街道共有20个社区,总人口大概有10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即三万人。在过去的一年半,他为1000多名老人提供过服务,包括组织集体活动,一对一的咨询,其中不定期上门探访的老人有20多个。

在附近的驿站,有另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李红。在服务了上千位老人之后,她发现,情感生活其实是老人的最大安慰。可是,很多年轻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老人的情爱需求。所以,大部分老人丧偶之后,都不会再婚。哪怕有合得来的对象,也只是名不正言不顺地偷偷同居。

曾经有一位7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进入她的咨询室,告诉她自己的故事。女教师年轻时忙于工作,疏于经营婚姻,夫妻之间甚少性生活。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更没有了性生活。年老后,丈夫病逝。她退休之后,遇见了一个心仪的人,是有妇之夫。她很坦然地承认,在步入老年之后,才发现了性生活的乐趣,开始享受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

可是,她的女儿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她被当成不伦之人。愤怒的女儿让她强行搬家,离开那个情人。她背着女儿悄悄地找心理咨询师,倾诉内心无法满足的欲望。李红也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坦然讨论性需求的老年女性。在她的经验里,倾诉性需要的更多的是老年男性。

有个70多岁的老年男性常来驿站,公开承认自己有女朋友。他和她同居,一起买菜做饭,互相依靠。尽管儿子反对,他仍然坚持老年之后来之不易的快乐。衰老因快乐而减缓了速度。而另一个丧偶独居的老人,常年沉浸在对老伴的悲痛怀念,身体每况愈下,体态日渐佝偻。

老年人谈恋爱,常常被认为是“老不正经”,甚至老人也羞于承认,这种欲望因为羞耻感而变得隐秘。李红认为,人类对亲密关系的欲望一直都在,不因衰老而改变,直到死的那天。

那位女教师被“棒打鸳鸯”后,仍然喜欢音乐,弹琴唱歌,有笑容,乐观开朗。只是,除了心理咨询师,谁也不知道,老人的歌声里有着思念,以及不死的欲望。

火苗越来越小,油越来越少,王阿姨说,就这样等着毁灭。孤单这些年了,都不知道孤单二字是怎么写的了。

在刘大良探访她之前,东北的外甥打电话来,劝她去养老院。王阿姨觉得养老院不适合自己。

她说,隔壁的老太太90多岁,去到养老院,就要死要活地回家。她的同学进去以后,也是马上就想出来,就算不退钱,也要回家。她认为,年轻人张口就说养老院,如果真正去了,心情就不一样,“这不是养老院高级和低级的区别,好的硬件能提供唱歌跳舞,看书读报的环境,如果老人能这么活蹦乱跳,还去养老院干嘛?如果什么都做不了,去养老院,就是为了等死。那还不如在家。” 

俩人争辩了很久,最后,外甥说不过她,“老姨,你把观点阐述得那么流利,你的头脑思维是超常的,你等于给我上课。” 

刘大良试图说服王阿姨去养老院,摆脱独居孤岛的困境,“在养老院有人搀着你溜达,有护工管你吃喝拉撒,有其他老人作伴,陪着聊天”。

王阿姨说,去养老院,最大的好处是死了有人发现。她问,养老院要多少钱?

“便宜的6000多,贵的10000多。”

“这么多钱,怎么去的呢?”

“主要是房租和人员的工资。” 

“我工作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自己都活不了,还要去养活几口人?”  

她想了想,继续说,也不是舍不得钱的问题,花了是钱,不花就是一张纸。一咽气,什么都没有了,“只是,我的思想转变不过来”。

她回忆自己行医的一生,工作是快乐的,不过,也要好的身体。她说,从来不服输,哪怕此刻,如果体力行,“还想去看病,看个饱,人和人排着队,让我看”。说起看病,她的声调变得激越。

随即,她又黯然了,“人死了,往太平间一弄,人走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人的一生没意思。现在,看着那些国家在打仗,这么打,这么闹,我都想告诉他们,别打了,没意思,争那些地盘干嘛呢,眼睛一闭就没了,萨达姆,怎么样,拉登怎么样,一死了,还有什么意思?” 

刘大良坐在床边的沙发上,听着老人不停地说话,她激动的时候,才停下来,平息呼吸。他提醒老人,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他要告辞了。可是,老人不管他,接着讲。

”现在,最希望我的眼睛能够复活,最后,我死于心脏骤停,安然离去,不留后患,迅速火化,骨灰埋在大树底下。我都安排好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把该收的东西,都扔掉了。一切都迫在眉睫了。

“死亡,早日来临,是很盼望的事情,不可怕。我不怕死。我也不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是应该到来的,幸福的事情。是很正确的,死亡,是冰冷的夜晚,也是安宁,是幸福,是平等的对待。” 在两次采访,将近三个小时的谈话中,王阿姨思维敏捷,逻辑清晰,这是她唯一重复过的句子。

6月17日下午5:45分,刘大良坚持要离开了。王阿姨缓缓从床沿站起来,慢慢地走着,送客人出去, 走到门口,伸出两只手握紧刘大良的手。我们步下楼梯,门又开着一条缝,王阿姨稍微弯腰弓背,扶着门把手说,“小刘,有空你过来吧,好吗?罗老师,你有空也过来。别忘了我,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石油巨头掘金数字新“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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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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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界面新闻,作者 | 侯瑞宁 ,编辑 | 张慧,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国际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BP)在地底下共有多少油气资产?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BP首席执行官可能不是最清楚的那位。

更准确的答案掌握在一款名为Sandy的地球科学云平台手里。它由科技初创公司贝尔蒙特利用人工智能(AI)开发而出。贝尔蒙特的总部位于美国休斯顿。

BP专家为Sandy提供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油藏和历史项目信息。然后,Sandy自动将这些信息结合在一起,识别新的连接和工作流程,从而创建出BP整个地下资产知识图。

BP的工程师们可查询数据,使用自然语言向功能强大的知识图提出特定问题,还可使用AI神经网络解释结果,进行快速模拟。假设原先对一个问题进行数据收集、解释和模拟,需要十个小时,利用这套平台后,只需要一个小时。

除了石油企业,国际油服公司也在向数字化加速迈进。今年5月,全球最大的油服公司斯伦贝谢宣布,公司更新并扩大了与谷歌云的合作协议,开发云原生勘探与生产应用程序来帮助客户从数据中获得可行的见解,并利用谷歌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的力量。

眼下,油气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在进行,但并不乐观。

国际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研究报告显示,与IT业、通信业和媒体娱乐业等数字化程度靠前的企业相比,全球油气行业的数字化程度约为4.7(指数取值从0到10),位居倒数第五。

“曾经油气行业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是走在前面的。”6月底,在亚洲数字化石油和天然气高峰论坛上,中国海油信息化部总经理王同良表示,但过去一二十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应用和发展,油气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落后了。

光环下的迟钝

7月10日,2019《财富》中国500强榜单发布,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石化,600028.SH)以营收2.89万亿元雄踞第一位。

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石油,601857.SH)以2.35万亿元的营收位居榜眼。

但在盈利能力上,“两桶油”被甩出前10名。

《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提供的数据显示,最赚钱的10家上市公司除了几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外,便是中国移动(00941.HK)、腾讯控股(00700.HK)和阿里巴巴(NYSE:BABA)。

这10家上市公司去年的总利润达到1.46万亿元,占全部上榜公司利润总和的约四成。

从行业看,IT公司亮眼。由阿里巴巴、腾讯控股领衔的互联网服务行业,收入总和仅占到500家公司的2%,但该行业市值接近11万亿元,占中国500强总市值的23.7%。

放眼全球,在与科技巨头的较量中,石油巨头也渐显颓势。

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榜单显示,营收最多的前10大公司中,有5家是石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壳牌石油公司(下称壳牌)、BP和埃克森美孚。

赚钱最多的前10大公司中,苹果公司位列第一,石油公司却无一在列。

“我们是世界第一大炼油公司、世界第二大化工公司,在行业领域已处于这样的地位时,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在哪儿?”在亚洲数字石油与天然气高峰论坛上,谈及公司数字化转型时,中国石化信息管理部副主任李剑峰自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并不是李剑峰的一个人的疑问。

数十年来,“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论断为石油行业带来了权力和财富的光环。加之庞大的资源数量、数以千亿计的资产规模、数以百万计的员工……这份沉甸甸的家底,使石油巨头们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时,显得有些迟钝。

对于触角庞大的科技巨头,让其进入石油行业会不会引狼入室?这也是石油巨头们的担心所在。

然而,数字化经济发展大势,让石油巨头们无法漠视数字化的到来。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GDP比重为34.8%。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2%和20.3%。

与此同时,传统的油气行业正在艰难运行。

2017年,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分别为8.77亿吨和5553亿立方米,均降至近10年来的最低点。究其原因,除了国际油价在低位动荡外,还因油气资源品位越来越差、勘探难度越来越大。

界面新闻查阅中国石油历年业绩报告发现,其单位油气操作成本从2007年的7.75美元/桶,升至2018年的12.31美元/桶,增幅58.9%。

东帆石能源咨询公司董事长陈卫东认为,经过百年发展,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可采的石油资源已经不多,“按照现在的成本要求,很多石油资源是采不出来的”。

2014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从110美元/桶的高位直线下跌,在2016年初曾跌至每桶30美元以下,后开始缓慢震荡上升,但至今仍在60美元/桶上下的低位处徘徊。

在低油价时代,降低成本成为未来石油行业的唯一出路,而数字化的应用,正是实现这目标的有效途径。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海油)董事长杨华曾预测称:新一轮成本竞争的支点大概率是数字技术,各竞争主体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速度与水平,将决定未来的能源版图。

石油与科技联合

石油巨头们终于意识到,未来的那桶金储藏在数据的“油藏”之中。

去年,BP发布的《BP技术展望》表示,随着数字工具依托云网络得到应用,到2050年能源系统内各分支的一次能源需求和成本将降低20%-30%。

数字工具包括了传感器、超级计算、数据分析、自动化、人工智能等。

在BP看来,能源行业数字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各类传感器,它们收集数据流,通过监测诸如石油钻机、炼油厂、车辆和发电系统等机械系统,为其提供数字化表达。

大数据软件对传感器网络所生成的海量数据加以迅速处理和分析,使人们能够在作业前和作业期间进行模拟,进而对结果进行建模和优化。

埃森哲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数字化转型倡议:油气行业白皮书》预计,2016年至2025年间,数字化战略有望为整个油气行业带来1.58万亿美元的新增价值。

石油公司正在加速与科技巨头的联姻。

今年2月,埃克森美孚宣布其在德克萨斯州二叠纪盆地的页岩开发业务将使用微软云、微软人工智能和其他微软服务,希望提高钻探效率、合理部署员工,并防止甲烷泄漏。

BP已经开始将来自传感器的实时信息与自己的模型和分析相结合,以优化产量。BP估计,这些数字工具推动2018年石油日产量超过3万桶。

国内“三桶油”的数字化建设也具备了一定规模。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华为在中国石油建成当时全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并于次年成为中国石油第一家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战略合作伙伴。

2015年,华为独家承建了中国石油两地三中心的核心网络。2016年,其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始从上游到下游打造智慧油田。

截至目前,中国石油累计建成各类数字化井超过14万口、数字化站场9800余座,约占中国石油井、站总数的52%和43%。

“中国石化从2000年起开始数字化建设,当时叫信息化。”李剑峰表示。

在中国石化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易派客是经常被列举的案例。

创建于2016年的易派客,前身为中国石化内部物资采购电子商务系统。截至2018年底,该平台累计交易金额4835亿元,累计上线商品401万种、上架单品5030万个、注册用户超过16万。

“经过了近四年的建设,我们看到了数字化赋能的过程,基本上实现了让所有的采购归口管理,大部分的物资实现集中统一采购,能够实现对供应商的统一结算。”李剑峰称。

目前,中国石化建成了基础设施与运维平台、生产运营平台、经营管理平台等三大数据平台。

中国海油也在国内外建成了八大数字中心,建立了亚太、中东、美洲三大IT支持中心。

据王同良介绍,在勘探开发中,中国海油已构建了以井为中心、井跟基地多学科协同作战的信息系统平台。这可以有效节省钻井时间、提高了目的层钻遇率,累计经济效益已超过16亿元。

这一系统平台包括井上数据的远程传输、实时监控系统、随钻实时地质分析、随钻实时地质导向,能够实时数据导入,构成了一个系统应用。

据界面不完全统计,目前,石油公司和科技公司形成的战略组合已包括:中国石油+华为,中国石化+京东,壳牌+腾讯,雪佛龙+微软,斯伦贝谢+谷歌,贝克休斯+通用电气,哈里伯顿+微软等。

转型挑战

虽借助了科技公司的力量,但油气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仍任重道远。

《BP技术展望》认为,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分为四个视域。目前,能源行业已跨越第一视域,即基础机器学习和增强、AR/VR等技术已在能源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第二视域,智能3D扫描、智能PPE、协作机器人等已在能源行业有所部署。

第三视域包含了正在形成中的创新技术,比如自动化智能机器、认知计算、隔热量子计算等。第四视域上的技术则处于早期阶段,人们才刚刚意识到他们的潜力,比如量子传感器、光学计算和生物芯片等。

“传统石油石化工业领域要进行数字化转型,面临很多挑战,下一步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李剑峰称。

参加亚洲数字化石油和天然气高峰论坛的嘉宾普遍表示,数字化大规模转型的最大挑战是企业文化冲突,即公司领导、员工对于数字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以中国石化为例,其作为拥有70万人的传统油企,专门从事信息化的人员只有不到1万,信息化人员所占比例低,对于信息化、数字化的认知程度也较低。

在李剑峰看来,很多人还未认识到数字化对于石油行业的冲击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了加强行业从业者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今年上半年,他专门为公司年轻干部做了七期培训。“我想把观念和理念告诉大家,让大家有意识地去面对这个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李剑峰说。

他认为,油气行业数字化成功的关键是文化的建设和组织的变革,需要让文化和组织适应未来数字化转型后形成的新运营模式和新业务。

数字化转型也是“一把手”工程。领导的认知程度对于该项工作的推动至关重要。

去年9月,杨华在给中国海油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中称:“以前,我们总觉得数字世界相对现实而言是虚拟的,现在,数字世界更像是把现实世界很多本质元素抽离出来以后构建而成的,它甚至比现实世界更真实。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

随后,中国海油下属公司开始印发落实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倡议书。

缺乏高素质的数字化人员,也是石油行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石油从业人员大都从石油院校毕业,IT专业毕业的学生多进入互联网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石油公司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现在有很多项目,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泰国国家石油公司首席大数据架构师Sittapong Settapa在亚洲数字化石油和天然气高峰论坛上表示。

Sittapong Settapa认为,石油行业要实现数字化,最重要的是石油公司能联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生态系统。

“这不仅是油气行业之间的竞争,更是这一行业与其他IT、银行等公司进行的竞争,为争取那些高素质的数字化人员。”Sittapong Settapa称。

目前,已有国际石油公司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人才团队。

7月初,BP启动了“BP中国-启迪之星数字创新营”活动,将目光锁定在了新一代汽车、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可视化与交互、采集和分析、区块链等七个核心技术领域。

BP希望通过这一项目,在中国发掘消费、无人化及效率提升、低碳化和数字安全等四个应用领域的创新企业及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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