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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三大航的烦恼:告别高增长,豪气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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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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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钱伯彦,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借助梦想客机,旅客们可以更灵活地飞抵目的地。”2018年11月的迪拜航展上,作为东道主的阿联酋航空CEO阿勒马克图姆(Ahmed bin Saeed Al Maktoum)依旧不改“壕航”的气魄,一口气宣布签下40架波音787-10客机的谅解备忘录。

另两家中东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也一直是航展出手阔绰的大买家。仿佛中东航空公司的扩张之梦永远不会终结。

中东三大航的烦恼:告别高增长,豪气不在

中东三大航空公司枢纽机场分布以及其年载客量。制图:钱伯彦

阿联酋航空:踉跄的巨人

2019年5月9日,阿联酋航空的梦想似乎受挫了。

当天,阿联酋航空公布了2018/2019财年(截至2019年3月底)财报,该财年公司营收979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267亿美元)仅比上一财年增长6%,而8.71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2.37亿美元)的归属股东净利润更是下滑了69%,为公司十年以来的最低值。

至于数月前被大肆宣传的40架梦想客机也同样消失在了年报和演示文稿中,外界普遍怀疑一贯高调行事的阿联酋航空可能已经取消了这笔订单,对此阿联酋航空官方并未进行回应。

中东三大航的烦恼:告别高增长,豪气不在

制图:钱伯彦

其实,阿联酋航空下滑的业绩早已有迹可循。

在5月初于迪拜开幕的阿拉伯旅游展上,公司总裁蒂姆·克拉克(Tim Clark)就坦言道:“我们并没有如预期地那样增长。”而在今年年初,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A380机队的阿联酋航空,更是破天荒地将未交付A380订单从53架砍到14架,转而选择机型相对更小的A330和A350。此举直接导致了空客宣布将彻底停产A380。

在年报发布会上,阿勒马克图姆将低迷的业绩归咎于上涨的油价和不利的货币影响。

的确,18/19财年内,布伦特原油价格从财年初的65美元/桶一度上涨至85美元/桶,目前仍停留在70美元/桶支撑线之上。在阿勒马克图姆看来,60美元/桶的油价才是航空公司能够正常盈利的合理区间。

而在阿联酋航空最重要的市场——欧洲市场和东亚市场,过去一年以来,欧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贬值也间接地推高了公司的运营成本。阿联酋一直以来都非官方地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其货币阿联酋迪拉姆是公司的财务结算货币。

不过,阿勒马克图姆给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经不起推敲。

在同样受到油价上涨和“不利”货币影响的欧洲和东亚,当地的航空公司同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业绩下滑现象。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在营收上涨不到1%(358亿欧元)的情况下,净利润仅下滑了2.1%。

此外,阿勒马克图姆在年报会上没有提及的还有一点:阿联酋航空18/19财年年载客量5860万人次,同比上一财年的5850万人次有所下滑。汉莎航空同期1.42亿人次的载客量则比2017年增长了10%。

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流以及重新恢复增长,阿联酋公司给出的答案是增加灵活性以及开拓更多的新航线。

第一步就是减小公司对油耗巨无霸A380的依赖。根据阿联酋航空的计算,A380需要260名乘客的上座率才能抵上飞机的维修费用,而利用A380开拓新航线也显得过于冒险。

自从2013年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启用之后,本已拥有迪拜国际机场的阿联酋航空再也不像欧洲航空公司那样受困于机场容量过小的瓶颈。为了塞满这两座机场并提供更多直达航线,一贯以A380和B777-300示人的阿联酋航空也开始加大A330等中型客机的比例。

2017年,阿联酋航空还开启了和廉价航空Flydubai的合作。借助Flydubai的现有网络,阿联酋航空在18/19财年一口气新增了61条航线,并实现了和Flydubai 216条航线的代码共享。

不过,被阿联酋航空视为增长引擎的Flydubai也同样也是个烧钱机器。由于航空燃油价格的上涨,2017年仍保持盈利的Flydubai在2018年却净亏损1.6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4350万美元)。

卡塔尔航空:政治牺牲品

与一向自视“豪华”的阿联酋航空迟迟才进军廉价航空相比,卡塔尔航空早已积极入股各国富有潜力的廉价航空公司。不过此举或许更多是出于无奈。

2017年6月,包括沙特、埃及、巴林和阿联酋在内的一众阿拉伯邻国宣布同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关闭了领空。已经持续近两年的外交危机至今仍未缓解的迹象。

自此之后,卡塔尔航空的客机不仅无法在除多哈哈马德机场外的众多中东机场起降,而且被邻国领空包围的卡塔尔人还不得不取道伊朗才能飞往欧洲或东亚。绕行所导致的油耗上升甚至逼迫卡塔尔航空不得不在部分航线上动用载油量更大的大型客机,尽管这些航线根本不能保证大型客机的上座率。

根据卡塔尔航空CEO阿尔贝克(Akbar Al Baker)在各个公开场合的说法,卡塔尔的外交危机不仅导致公司的运营成本上升了约20%(近100亿美元),还迫使公司取消了14条航线。今年3月初,卡塔尔航空还宣布放弃在西非和中非的扩张计划。

阿拉伯世界的内耗也一举扭转了卡塔尔航空持续多年营收、利润双增长的良好趋势。在外交危机爆发之前,卡塔尔航空是中东三大航空公司中唯一能保证5%净利润率的公司。

中东三大航的烦恼:告别高增长,豪气不在

卡塔尔航空营收利润双增长的趋势在外交危机后被打断(单位 百万卡塔尔里亚尔),制图:钱伯彦

2017/18财年,尽管卡塔尔航空获得了422亿卡塔尔里亚尔(约合116亿美元)的营收,比上一财年增长了7%,但却净亏损2.52亿卡塔尔里亚尔(约合6900万美元)。

比净利润变成负数更令人担忧的是,卡塔尔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正在大幅下降。这也导致了卡塔尔航空的年载客量从16/17财年的3200万人次下滑到2916万人次。除了因外交危机而导致的中东旅客数量大幅下滑之外,曾经希望靠2022年世界杯打翻身仗的卡塔尔还因为贿选、勾结FIFA主席因凡蒂诺等问题饱受诟病。

中东三大航的烦恼:告别高增长,豪气不在

卡塔尔的游客数量自外交危机后迅速下滑 图源:tradingeconomics

“并不是一切都顺利,但我们仍是业绩强劲的公司,”在CEO阿尔贝克看来,卡塔尔航空依然是中东财务最健康的航空公司,而且此前卡塔尔航空耕耘多时的入股廉价航空之举正是应对危机的良药。

卡塔尔航空目前持有智利南美航空(Latam)和国泰港龙航空(Cathay Pacific)各10%的股份、英国西班牙合资的国际航空集团(IAG)20%的股份。此外,卡塔尔人还将目光锁定在了人口第二大国印度。自从2017年入股印度靛蓝航空(IndiGo)失败以来,卡塔尔航空一直都希望新成立一家印度航空公司,以扩大在印度的市场份额。

根据卡塔尔航空的惯例,今年9月公司才会公布18/19财年财报。“卡塔尔航空是这个国家力量的象征,必要时国家将提供财政支持,”正如阿尔贝克所言,有着卡塔尔王室支持的卡塔尔航空其实还有打不光的子弹。

阿提哈德航空:激进的代价

自从总部位于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崛起以来,距离迪拜酋长国不过百里之遥的阿布扎比酋长国也很快扶持起自家的阿提哈德航空。与石油资源即将枯竭的迪拜相比,有着数不尽石油的阿布扎比从一开始就以疯狂烧钱和扩张而着称。

这家2003年才拥有第一家客机的航空公司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就迅速挤进世界一流航空公司之列,更是靠着不计成本地赢下曼城主场阿提哈德球场冠名权一炮打响公司在欧洲的知名度。

不过,“壕中壕”的阿提哈德航空也正在为自己的“鲁莽”而付出代价。2018年,阿提哈德不仅继续净亏损12.8亿美元,而且58.6亿美元的营收也比前年下滑了4%。

中东三大航的烦恼:告别高增长,豪气不在

(单位 百万美元,2016年公司进行一次性资产减计) 制图:钱伯彦

“过去一年,我们通过精简成本、改善现金流和加强资产负债表,持续地推进转型之路。”阿提哈德航空CEO道格拉斯(Tony Douglas)所指的加强资产负债表具体就包括裁员2000人(约占公司员工总数5%),取消42架A350、10架A320neo、19架B777的订单,以及以2.17亿美元的价格将总部大楼及两栋附属建筑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Aldar Investments。

而道格拉斯的转型之路指的则是彻底告别疯狂收购的过去。

2008年起,随着澳大利亚人霍根(James Hogan)的走马上任,阿提哈德航空开启了大肆入股并收购欧洲廉价航空公司的浪潮。霍根希望能够通过和众多廉价航空建立自己的航空公司联盟,以此从欧洲带来更多的客流量,作为和卡塔尔航空、阿联酋航空竞争的资本。

“是我将公司的营收从3亿美元带到了200亿美元!”即便已经于2017年被炒鱿鱼,霍根仍坚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

的确,阿提哈德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一样,很早便认识到了廉价航空的重要性。但是与卡塔尔航空倾向于入股已经立稳脚跟的廉航不同,阿提哈德更喜欢收购陷入困境、便宜的廉航公司,并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以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但阿提哈德先后收购的8家公司,至今仅有一家尚存。

2017年5月,意大利之翼(Alitalia)亏损严重宣布破产,随后意大利政府接管公司并将阿提哈德彻底架空;同年年底,瑞士达尔文航空(Darwin Airways)停止运营;2018年8月,曾被阿提哈德寄予厚望、将与汉莎航空争夺德国市场的柏林航空(Air Berlin)及其子公司Niki宣布破产;今年1月23日,阿提哈德持股40%的塞舌尔航空(Air Seychelles)宣布停飞飞往欧洲的航班;4月17日,阿提哈德持股24%的印度捷特航空(Jet Airways)又因负债12亿美元不得不全面停飞,进入破产程序已是时间问题。

目前,硕果仅存的只有阿提哈德持股49%的塞尔维亚航空(Air Serbia),但是这家仅有20架飞机的小航空公司无法撑起阿提哈德曾经的宏伟计划。

“现在是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正如阿提哈德航空副总裁雅库比(Sulaiman Yaqoobi)所言,阿提哈德还需要数年才能完成战略转型。

或许现在是时候,中东三大航空公司该铭记那句阿拉伯谚语了:“不求速度,但求质量”。

无人值守、按需调控,丹麦未来水厂长这样

jingjing阅读(37)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张慧,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5月初的丹麦,仍有寒意,时不时飘一阵雨。从哥本哈根的市中心出发,往西驱车约半小时,在经过大片油菜花田和绿草地后,到达了Marbjerg市。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幢幢尖顶、低矮的红色砖头房子。

因为地处北欧,冬天寒冷多雪,这样的房型设计,可以防止积雪压顶,也更利于保温。

在一处田野旁的低洼处,有一幢位于低洼处的红砖房,却有两个四四方方、一高一矮的房体结构组成。除了外形与当地其他房子有异,它似乎并没有其他奇特之处。

很难想象,它其实是一座水厂。它没有厂区,看不到严格的安保装置,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标志。

无人值守、按需调控,丹麦未来水厂长这样

Marbjerg水厂外观 。摄影:颜若雯

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服务性基础设施之一,在国内,水厂通常有严格的安保措施,复杂的厂区设置。

但Marbjerg水厂只是一幢房子,这幢房子也不需要安排工人值守。

哥本哈根约有110万人口,共有六座水厂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水源。Marbjerg水厂是其中一座。日供水量约1.5万立方米,可供给哥本哈根地区约12万人使用。

这座水厂于2015年重新建造,是目前哥本哈根最为现代化的水厂。它已实现了全自动化在线监测,总控制中心设在约30公里外的哥本哈根市中心。

“我手机上装有APP,通过它可以知道水厂的实际运行情况。”Marbjerg水厂工作人员David Koch Fogde介绍称,“如有异常情况发生,我会收到提醒。”通常情况下,他每周只需要来水厂一到两次,进行例行检查。

哥本哈根其他的五座水厂,虽也实现了一定的自动化监测,但每天仍需安排2-4个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管理和调控。

“未来,丹麦计划建设更多这样的无人水厂。哥本哈根在建的第七座水厂,就是参考Marbjerg水厂的标准。”David表示。

Marbjerg水厂有两部分组成,矮房间内,是简单的办公区,放置了一些基本的办公用品;高房间则是主厂房,分为水质处理装置区、泵房、储水区等。

进入主厂房的玻璃门,首先看到的左右两边各放置了五个硕大的蓝色罐体。Marbjerg水厂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为罐体为曝气装置和滤罐罐,作用是对原水进行曝气和砂滤处理。

无人值守、按需调控,丹麦未来水厂长这样

水厂内的曝气和砂滤罐。摄影:张慧

原水,指的是采集于自然界的天然水源,未经过任何人工的净化处理。丹麦自来水的原水100%取自地下。也因为此,不同于国内水厂,Marbjerg水厂里看不到敞口的流动水源。

由于丹麦地下水的水质级别很高,水厂只需对原水进行两步处理——曝气和砂滤沉淀,即可将水送进主管道,供居民使用。通常情况下,丹麦人都直饮自来水。

曝气,是指将空气中的氧强制向液体中转移的过程,目的是获得足够的溶解氧。另一目的是防止池内悬浮体下沉,加强池内有机物与微生物、溶解氧接触,保证池内微生物在有充足溶解氧的条件下,对污水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作用。

砂滤罐则是对原水进行处理的关键部件。它的罐体内装了石英砂颗粒,原水流入罐体时,石英砂颗粒将对原水进行过滤,从而实现净化。

目前国内多数自来水厂,一般需要采取的水处理步骤,可分为从水源地抽水、统一消毒、沉淀、过滤等,次氯酸钠、氯气、臭氧等消毒剂必不可少。

Marbjerg水厂工作人员打开蓝色罐体的顶端罩子,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冒着小气泡的清澈水体。

无人值守、按需调控,丹麦未来水厂长这样

经过曝气后清澈的水。摄影:张慧

也因为丹麦的原水来自地下,如何将水从地下30米处抽取上来,是首要步骤。水泵成为Marbjerg水厂里最为重要的设备之一,它们不仅抽取原水,也将处理后的水,泵送至居民水龙头里。

穿过蓝色罐体,往前的隔间里,是Marbjerg水厂泵房所在地。David表示,整个水厂60%的能源消耗来自于泵房,想要做到节能降耗,水泵的选择和使用是关键。

目前,Marbjerg水厂安装了八台格兰富品牌的水泵。格兰富集团是丹麦本土水泵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水泵生产商,成立于1945年。它目前在全球56个国家设有公司,约1.9万名员工,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工业、商业和居住建筑和市政水务。

无人值守、按需调控,丹麦未来水厂长这样

泵房内的水泵。摄影:张慧

界面新闻记者在水厂监测系统中看到,Marbjerg水厂当前每生产一方米水,约消耗0.1度电。David称,这一能耗指标在丹麦水厂中属于较低水平。

更重要的是,这些水泵已经实现数字化管理,可根据用户的用水需求,调节水泵的工作频率。

“根据监测数据,每天早晚的6-8点,是哥本哈根居民的用水高峰期,其他时间为低谷期。在这两个高峰时间段,需要多台水泵全速运作,其他时间里,部分水泵则处于低频率工作状态或者休息期。这样,水厂整体能耗可进一步降低。”David表示。

如果不分用水需求高低,水泵均处于运转状态,除不节能外,另一坏处是会造成自来水大量损失。一旦管道存在破损,供水管道压力越大,漏水越多。

自来水管的泄漏现象,实际上是所有城市面临的难题。降低水损率,也是各水厂追求的目标。

据丹麦环境食品部环保署的工作人员介绍,上世界90年代起,丹麦开始加强节能用水管理,一项重要举措是降低“水损率”,目前这一指标已降至7.4%。

由于自来水管网老化严重、城市基础设施开挖建设较多,中国城市的普遍水损率高约20%-30%。

未来,降低水损率这一难题,或可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解决。格兰富集团执行副总裁卢子昂对包括界面新闻记者在内的媒体表示,格兰富正对旗下水泵产品进行数字化转型,重要应用方向之一就是降低水损率。

“水泵上安装的传感器,除了根据需求调控流量外,还可随时监测到管网中发生的泄漏,便于及时维修。且可以根据综合大数据分析,提前预判可能会发生的泄漏。”卢子昂称,这是其公司水泵进行数字化转型后增加的一大竞争力。

丹麦环境食品部环保署提供的数据显示,丹麦自1990年以来,经济总量增长了六成,但水的消费量降低约四成。

除了提高设备先进性以降低水损率外,价格调控是丹麦政府控制工业、居民用水的重要政策。

据丹麦环境食品部环保署介绍,自1980年以来,丹麦的物价水平基本保持平稳,水价却增长了四倍。丹麦目前水价约合人民币每吨50多元,是中国水价的十倍以上。面对这样的高水价,无论工厂还是普通居民,都必须注重节约用水了。

操盘百度搜索广告14年:向海龙的功与过

jingjing阅读(61)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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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肖芳XF 方园婧等,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向海龙或许不会想到,百度上市以来首亏的财报成了他的“送别礼”。

5月17日,百度发布的2019年一季报显示,其第一财季净亏损为人民币3.27亿元(约合4900万美元),相比之下去年同期的净利润为人民币67亿元。

在这份不怎么好看的财报发布之后,百度CEO李彦宏通过内部邮件宣布了向海龙辞去百度高级副总裁、搜索公司总裁职务的消息。邮件中还称,百度搜索公司战略转型为移动生态事业群组,沈抖晋升为高级副总裁,全面负责该事业群组。

就在一周之前,向海龙还现身“2019百度联盟生态合作伙伴大会”,宣布百度联盟将升级为用户联盟;而现在,骤然成了百度的“过去式”。界面新闻记者向其询问未来的动向时,向海龙表示“先保密一段时间”。

尽管离职事发突然,但向海龙在百度内部失宠早有迹象。

掌管百度搜索业务十几年的向海龙,曾被认为是李彦宏之下最具权势的人物,但在去年3月,坊间开始传出向海龙辞职的消息。一位原百度搜索事业部员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百度内容生态业务负责人沈抖虽然名义上向向海龙汇报,但实际上李彦宏都会亲自过问。

在另一位百度内部人士看来,这几年向海龙在移动端并没有太多作为,百度的一手好牌也被打烂了,由此引发了高层不满。

李彦宏在内部邮件中也非常不客气地指出,作为领军人物,说“我们尽力了”没有用,要确保在必须赢的战场上取得胜利。每一位员工,在工作中要倾尽全力,确保每一件事情执行到位。

但李彦宏的表态没能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百度股价在5月18日美股开盘后应声暴跌,一度扩大至16%,报128.83美元。以此计算,百度市值距离最高点已经跌去了超过50%。美团、京东的市值都在步步紧逼百度,甚至可能将其超越。

没有了向海龙的百度,会变得更好吗?

向海龙的功与过

某种程度上,向海龙的起落恰恰是百度兴衰的缩影。

2000年,向海龙创办上海企浪并担任总经理,不久便成为百度竞价排名上海地区总代理,并发展成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网络营销机构,同时也是百度渠道体系中最有实力的代理商。

2005年2月,百度决定收购上海企浪,向海龙和原企浪团队加入百度,并带领销售团队连续三年保持200%以上的高速成长。

在搜索竞价排名上的洞察力以及成熟的销售团队管理能力,让向海龙在百度内部得到快速晋升。2007年1月,向海龙已经兼任百度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三个月后,又出任百度公司销售副总裁,负责公司竞价排名业务的全国销售管理工作,包括销售运营、直销管理、渠道管理和企业市场。2011年,向海龙调任百度公司商业运营体系副总裁。2017年,向海龙升任百度搜索公司总裁。

与向海龙步步高升保持同一步调,百度的营收和市值也水涨船高。2006年~2011年这五年间,百度的总营收从8亿美元快速攀升至145亿美元,增长了17倍,其中最主要的贡献者来自网络广告业务。

操盘百度搜索广告14年:向海龙的功与过

操盘百度搜索广告14年:向海龙的功与过

数据来自百度财报,界面新闻制图

2011年3月24日,百度首次超过腾讯,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以当天的收盘价计算,百度的市值达到445亿美元,相比于2005年IPO时的8.7亿美元,增长了83倍。

在PC时代,百度的优势是掌握绝对的流量入口,再通过流量变现,这是百度成长为互联网巨头的关键所在。

也因此,掌管现金牛业务的向海龙在百度拥有难以动摇的地位和绝对的话语权。2018年百度联盟峰会,向海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搜索公司的决策相对独立,完全由他和他的团队决定,除非一些资源层面找集团公司来协调。

但决策独立,也意味着很难接受他人的意见。知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陆奇加入百度之后,想要把百度搜索中屡遭诟病的医疗广告、互金广告封杀,却遭到了搜索部门的强烈反对。

这种态势也延续到了移动内容生态上,向海龙不仅没有做出太多贡献,甚至成为一种障碍。界面新闻记者向百度搜索事业部的多位员工了解到,2016年前后百度内部就有发展信息流广告的声音,但内部阻力很大,主要就是担心搜索广告被分流。

向海龙的关注点似乎全部放在搜索广告变现上,对行业的新产品、新趋势并没有太多关注和思考,甚至被不少人认为不懂移动业务。

有参加过去年百家号某场活动的媒体人士曾向界面新闻记者提及,向海龙当天所讲的内容和活动主题完全不搭边。例如向海龙致辞时大谈移动时代用手机阅读多么方便,这让现场一位百度员工感到十分不屑,“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谈这些老掉牙的东西。”

另一件事也可以作为一种佐证。2016年,百度对O2O业务进行调整,糯米被归入大搜体系,负责人正是向海龙。据知情人士透露,向海龙的思路简单粗暴,就是要把流量快速变现,并不关心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引流和留住用户。“向海龙一直在做他的老本行。”

向海龙选择了原地踏步,移动互联网却飞速向前。新的时代,百度在流量入口上拥有的垄断性优势被打破,搜索引擎的价值被稀释,仍处旧时代的向海龙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了。

李彦宏“甩锅”

向海龙成了百度上市后最差业绩的背锅侠。

尽管向海龙没有能力扛起百度转型移动内容生态的大旗,但百度过去几年错失移动互联网的最佳发展契机,却不只是他的错。

有知情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2016年前后百度也察觉到内容生态的趋势,发现今日头条从百度挖了不少人去做算法推荐,但由于搜索业务稳定增长,内部并没有太多动力去拓展内容业务。也就是在这段空窗期,今日头条快速崛起,抢占了移动内容生态的先发优势。 

那时的百度也做过一些新的尝试,选择在百度外卖上大力投入,押注O2O作为移动互联网的新业务方向。但百度的O2O业务遭到了阿里、腾讯的疯狂狙击,在腾讯的加持下,美团和点评合并改变了整个行业发展的格局。不得已,2016年年中,百度主动放弃O2O,把业务转移到搜索+内容生态上。

据《财经》报道,陆奇到任后一个月,将百度业务划为“四象限”。第一象限是关键使命+主航道,包括移动搜索、Feed和手百。2017年5月,沈抖升任副总裁,全面负责百度APP&信息流业务体系,包括百度APP、信息流、好看视频、百家号、百度新闻、百度浏览器、hao123等移动相关业务。

此后,百度的移动内容生态业务才步入正轨,但彼时的今日头条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百度在发展方向的摇摆让其错失了很多机会。有评论人士认为,百度之所以陷入现在这种困局,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李彦宏个人的问题。他既想做一家伟大的公司,又担心一时的投入会影响财务表现。瞻前顾后的结果,就是做什么都欠缺果断,事事慢人一步。

也因此,百度常常给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花大钱做小事。比如,1亿元收购自媒体“李叫兽”,在信息流领域进行了一场失败的尝试,最终以“李叫兽”离职告终。

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如果李彦宏不说话,下面的员工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说,他们摸不透老板的想法,就不会轻易做事。

《财经》援引一位百度中层的说法称,李彦宏极其隐忍、克制,他可以只按照数据和指标去处理所有事,但他却很难去面对、去处理一个人。所以一开始他总是选择回避,而一旦忍无可忍,便会直接做出一个丝毫不留情面的决定。

对向海龙的处理恰好也反应了李彦宏存在的上述管理问题——在百度创造14年来最差业绩之时,以生硬的方式“处理”了向海龙,而没有更早地解决问题。

从这一角度看,真正应该对百度决策失误负责的是李彦宏。

百度的严峻时刻

残酷的现实迫使百度这艘巨轮必须要快速调转船头。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李彦宏对内容生态业务投入了更多精力。2018年5月,李彦宏在媒体沟通会上表示,“过去这半年的时间不少同学知道,我在亲自带信息流这个团队。每天早上八点半跟核心团队开会,每天都是如此。”

从数据上看,李彦宏的努力初见成效——百度App花了两年时间终于追上了今日头条的脚步。界面新闻曾在《百度“偷袭”今日头条》一文中指出,在多份第三方数据报告当中,百度App的月活和日活都高于今日头条。目前,百度App的日活还在增长,截至3月的数据已经达到1.74亿,同比增长28%。

这种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过去搜索技术和商业积累以及高投入基础之上的。财报显示,从去年第二季度至今,百度销售、总务和行政支出费用一直保持着超过50%的增长。2019年第一季度,该项支出达到人民币61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春节期间,百度拿下了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的独家合作,共计发放12亿元红包。还有更多的资金花在了预装和应用商店投放上。

广告行业整体增速放缓以及在营销推广上的高投入,致使百度出现了上市14年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这种低迷的状态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百度预计2019财年第二财季总营收同比下降3%到增长2%。

同时,“以投入换增长”的策略,也让百度信息流的流量增长更加粗放。一位地产行业的广告主告诉界面新闻,百度App的垃圾流量非常多,虚假线索很多,如果不是因为和搜索捆绑销售,很多追求转化效果的广告主是不愿意投放百度信息流的。

显然,百度还需要在信息流领域做更多事。“面对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瞬息万变的市场格局,我们不能等、不能靠、不能怕,要敢于说真话、敢于试错、敢于创新。永远追求卓越,而不是给失败寻找借口。”李彦宏在内部邮件中明确表达了带领百度转型的决心,但过去百度决策失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还要继续花代价才能彻底扭转。

好在李彦宏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据了解,“百度七剑客”之一的崔珊珊回归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找百度各个层级的员工进行一对一谈话,鼓励员工说出对公司真实的看法。一位参加过谈话的员工表示,谈话让其备受鼓舞,自己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随着转型为移动生态事业群组,百度也要向搜索时代的巨头挥手告别了。在新的起跑线上,百度需要比以往跑得更快,才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我们跑了北上深的水果批发市场,发现水果降价至少还要等3个月

jingjing阅读(58)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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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杨立赟 赵晓娟 訚睿悦,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水果涨价引发社会关注,界面新闻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的水果批发市场发现,涨价确实存在,国产水果比进口水果涨价厉害,果树类比藤蔓类涨价多。也有部分水果表现相对稳定,而季节性原因导致的产量不足是主要原因。 

苹果持续涨价,“今天不买,明天更贵”

作为最常见的水果,苹果是这一轮涨价最明显也最受关注的一种。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界面新闻观察到,阿克苏苹果的批发价达到了10元一斤。一位批发阿克苏苹果的商家告诉界面新闻,这个价格已经很良心了,因为山东烟台富士都差不多这个价格了,即便这样,“冷库中的存货已经越来越少,苹果只能等到9月新一季下来价格才能下浮。”

上海徐汇区的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里,陕西洛川的苹果按个头大小和品质差异,标价每斤9元至11元不等。由于临近居民区,这个市场兼做批发和零售。一个上海市民看到苹果的价格,刚拿起塑料袋的手在空中停了下来。他告诉界面新闻:“前两天过来还是七块五一斤。”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用塑料袋装了6个小个的苹果,一边付钱一边说,“太贵了,少买点。”另一个摊位,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买两个苹果,12元。

一名苹果批发商告诉界面新闻,苹果一直在涨价,“今天不买,明天更贵。”

目前市场上买到的仍然是去年的库存,由于库存越来越少,价格也越来越贵——而今年应季的水果,还要等待4个月时间,才能出现在上海的市场上。

对深圳地区的商家而言,最让他们心有余悸的是苹果和梨子,“过年期间我拿一箱苹果105元,现在已经长到了190元一箱,梨子每箱也长了快100元。”一位来到深圳海吉星水果批发市场进货的零售商称,现在他店中的苹果定价在9.3元一斤。“我都觉得贵。”

我们跑了北上深的水果批发市场,发现水果降价至少还要等3个月

深圳海吉星农批市场。摄影:訚睿悦

深圳海吉星的批发商解释,今年苹果与梨子的暴涨与产地供需有关,一名海吉星的苹果批发商称,今年的果子少,但要的人多,目前市面上卖的是库存的老果。而且老果基本快要卖光,新果又还没上,价格自然贵,等今年七月新果上市,价格会下去些。

也有商户有另外的看法,一位在深圳福田区做水果零售的老板称,现在种植水果的成本太高,水费肥料费都涨价,种植利润变少,农户都不愿意种水果了。

涨价情况与香港相比更加明显。界面新闻在香港旺角区的街市发现,香港的水果大部分为进口水果,来自大陆的水果不多,且价格较高,其中红富士苹果25元4个,而新西兰进口的小苹果只需10元4个。

如果等西瓜降价,大概还需要3个月

“整体来说,今年西瓜产量不高,比去年同期价格平均高了20%。”北京新发地市场的一个西瓜批发商告诉界面新闻,云南麒麟瓜批发价已经达到4.5元至5元,属于这个市场里的高价瓜。而平价瓜以山东的甜王为主,批发价2.3元,去年这时候在1.5到1.8元,而它的零售可卖至3.2至3.5元。

北京市民如果等西瓜降价,大概还需要3个月。“再过半个月北京本地的大兴瓜和河北瓜即将上市,会让西瓜价格再降五毛。到八月份东北瓜一下来,整个西瓜市场才会便宜,西瓜也会迎来最便宜的一波行情。”他说。

我们跑了北上深的水果批发市场,发现水果降价至少还要等3个月

西瓜批发商卖完了整车的西瓜。摄影:赵晓娟

桃子是同样的行情。“这一箱10斤的水蜜桃产自河北,5月17日的批发价是12元一斤,产地发不出来货了,一天一个价,5月14日还是9元一斤,今天已经变成11.5元,就是因为产地的产量太少发不出来货了。水蜜桃今年是不会便宜了。”水蜜桃批发商所说的桃子,一箱15个,大约10斤,算下来,在批发环节平均一个桃子价格已经高达8元。

“火龙果涨了1块、梨涨了4块。”徐汇水果批发市场的一个商贩告诉界面新闻,今年是水果的小年,大多数水果都涨价了,几乎天天涨。我们这里的价格和产地的同步了。每天都在通电话报价。”

而芒果、西番莲、蜜瓜、西瓜等水果,也深圳市场有不同程度的涨价,特别是广东本地产的西番莲,去年便宜时1元多一斤,现在已经到批发价2元,涨幅接近一倍。

在香港,大陆产的荔枝20-25元每磅,金煌芒果22.9元每个。而菲律宾的芒果可以20元4个,澳洲红提28元/每磅。街市的摊主表示,他并未觉得香港的水果价格有较大浮动。

草莓、樱桃和进口水果相对稳定

不同于苹果、梨等果树类水果受到霜冻影响产量,大棚种植的草莓受气候影响较小,今年价格几乎与去年持平或者微涨。

曾经一度作为水果店网红的丹东红颜草莓,一箱有10小盒,北京的批发价每箱50元。而樱桃批发价在23-25元一斤,比往年的价格微微上浮。在深圳,山东樱桃目前270元四斤,商家表示价格较稳定,另外进口水果的价格也较稳定。

不过即便涨价,水果的价格也在动态浮动中,海南的蜜瓜,5月17日的价格为5元每斤,深圳批发商称前几日还要6-7元。广西的西瓜,目前为2元一斤,也便宜了几毛钱。批发商称,水果的价格都是根据上游供应商的价格调整,几乎每日都会改变。

相比苹果、车厘子等摊位前人声鼎沸,香蕉摊位就显得“门前冷落”。一个香蕉批发商一脸淡定地坐着说:“我们全是进口货,没涨价。”这些香蕉来自菲律宾、厄瓜多尔等不同产地。

我们跑了北上深的水果批发市场,发现水果降价至少还要等3个月

摄影:杨立赟

不过盒马鲜生回复界面新闻查询时表示,东南亚其它几种水果的价格整体较往年略有上浮,原因是中国消费者的需求量大于产地的产能,对进口水果有比较强烈的需求。例如,泰国东部的榴莲今年比去年增长了70%的产量,但是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卖断货,所以六月会上涨一波,等到7月份南部榴莲进入产季,价格会下行。

此外,进口奇异果价格也比较稳定,受干旱天气影响,今年小型果产量偏多。菲律宾香蕉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高温雨少,减产明显,下半年价格有上升的趋势。

“车厘子自由”仍需努力

国际果蔬报道,以智利车厘子为例,2017/18季的采摘期相比2016/17季延后了近15至20天,所以大量的对华出口都在2018年完成。2018/19季来看,由于智利11月份遭遇的恶劣天气对产量出现了不利的影响,但减产同人民币贬值、产品大热等效应相叠加,促使2018/19季的智利樱桃始终在高价位运行。尽管价格居高不下,但由于质量非常理想,所以销售情况稳定、复购率良好。

而由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年,美国樱桃对华出口量1.44万吨,同比大幅下跌46.73%。据华盛顿州西北园艺委员会估计,报复性关税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额外关税对2018年西北樱桃的出口影响约为9600万美元。

减产是国产水果涨价主因

上涨行情传导至零售终端的时候又有另一种表现,盒马鲜生方面称,从国产的水果来看,猕猴桃、苹果、香蕉、火龙果、荔枝等热带水果都涨价了,平均涨幅在20%左右。

涨价的原因主要受天气影响,今年全国大范围遭遇异常天气,如四川、海南、江浙沪一带等等,导致减产严重。像苹果这种日常消费的大品,去年底也开始大面积减产,导致今年库存较少,价格上浮。

生鲜电商每日一淘向界面新闻表示,水果价格上涨的原因要从多个维度方面分析,从时间维度讲,去年种植行业受极端天气影响,导致水果的供给量比较少,目前销售的一些品类是去年的库存,等到今年的水果成熟上市后,价格上涨局面很快就有较大改善。

根据国际果蔬报道,广东各荔枝产区的传出了减产的消息。增城各品种的荔枝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花期推迟以及开花率低的影响,水晶球品种的荔枝仅有五六成开花,桂味品种开花就更少,低至一两成,有的荔枝树根本没见花蕊。有的果树即使有花开,但也难以见到往年“花开满树”的景象,更多的是嫩叶。

而在东莞,荔枝的成花率都很低,约为往年成花率的5%,成花时间相比去年晚了一周左右,荔枝上市时间也会推迟一周左右,产量可能创下历史新低。在占广东荔枝产量一半的茂名,去年产量为55万吨,今年也面临大幅减产。当地种植户表示桂味荔枝会出现每斤50元的高价,其他品种价格也会出现50%左右的涨幅。尽管价格高企,荔枝还是会供不应求。

在批发环节已经涨价的水果到了零售环节,零售商为了避免把消费者吓跑,只能少量加价,以求薄利多销。

国内物价整体上涨的一个切面

实际上,水果价格上涨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国内整体物价水平在持续上涨。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来看,自进入2019年以来,除3月份全国CPI环比下降0.4%之外,其它月份均处于环比上升趋势。其中1月、2月、4月的全国CPI分别上涨了0.5%、1.0%和0.1%。5月9日发布的2019年4月份全国CPI数据显示,食品中,部分水果供应偏紧,鲜果价格上涨2.6%。

迷之自信黄其森及泰禾的三大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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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图片来源:泰禾官网

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图片来源@泰禾官网

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李慎 傅林林,编辑:李慎,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泰禾的走红很突然。

论规模,这家企业排在十名开外,量级远不及碧恒万融。虽然“黄两千亿”曾语出惊人,引发股价大涨及深交所问询。但论个人影响力,他跟许家印、杨国强、王石等大佬也不在同一个咖位。

更广的社会认知层面,黄其森曾担任政协委员,但这个行业,更有群众基础的是王健林王思聪父子、任志强、潘石屹。

可能只有“院子系”产品,还让人有点印象。自2002年走出福建,扎根北京后,院子捆绑明星横扫各大媒体头版,所到之处全是成龙打拳和范冰冰的大波浪。大家都记住了身穿中山装漫步院子的成龙,但没几个人注意到他身边那个头型方方的中年男人。

“站台站台,站一下就走,什么都没留下”。

“成龙、章子怡、范冰冰、冯小刚、景甜,几乎每个城市泰禾院子,都有一个当红国际超级IP明星为其站台,从而迅速在当地城市和全国其他城市院子形成品牌集中爆破。”网上一篇文章写道。

恐怕现在,泰禾也只敢提提成龙了。

泰禾到底有多少副总裁?

泰禾是这个行业的流量小生,他的走红就像“蔡徐坤打篮球”,或者“吴亦凡skr”的走红之路,点击量破亿,但也是全网骂的最惨的一次。

这家企业高管的频繁来去、短期负债引发的资金链问题、变卖项目、销售数据水分等问题,已经刷新了开发商整体三观。

行业普遍认为,围绕泰禾有三大未解之谜。

房企职业经理人做到副总裁级别,如果还没接到泰禾人力或猎头的电话,那一定是你手机欠费了。

一年半以前,泰禾的挖人范围扩大到部门总经理和副总级别。黄其森每天在他住的中国院子接待面试,万达、龙湖的人都曾一锅一锅的被端到泰禾。

随之而来的一大谜团是,泰禾到底有多少副总裁?

界面新闻统计后发现,在经历了近10位副总裁离职,1位副总裁失联后,泰禾的副总裁数量仍旧多达13位,这其中还有数位在酝酿离职。另外,泰禾还有一个多达21位总裁助理的总裁办。这是一个虚拟机构,总裁助理在级别上不属于高管序列,但又想体现他们是集团级的领导,于是设了个总裁办。

例如,最近提拔的王景岗、邵志荣,都是总裁助理兼大区域副总经理;以及之前的总裁助理兼设计中心总经理王峰,总裁助理兼品牌部总经理伍小峰。

“一个岗位两套人、三套人”,这在其他房企是绝无仅有的,但在泰禾是常态。

据界面新闻了解,黄其森这一套用人思路,来源于银行的“双人四眼”制度。

创立泰禾前,黄其森曾在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干了12年。无论后来做什么,银行人,是黄其森的底色。

银行从柜面到后台,无论吸储还是放贷,所有流程都是双人,互相监督制衡。“双人”又包括“双人临柜、双人管库、双人守库、双人押运”。

现金、金银、有价证券出入库及盘点结存,两人相互复核;出入库凭证和帐簿处理两人共同核对签章;非营业时间和节假日,必须有两人同在现场看守库房。

“四眼”即至少有四只眼睛同时盯住一笔业务。这种“四眼原则”不是简单的一笔信贷业务要有“双人调查、双人审批、双人核保”,而是强调有两只眼睛来自于市场拓展系统,有两只眼睛来自于风险控制系统。

在泰禾最主要的四大区域,每个区域分别有两个副总裁,此前,广深分别有许珂和余智晟、福州区域有郑钟和朱进康、上海和北京区域已经有了刘颖喆和钱嘉,但人力也一直在招人争取双人配置。

“黄行长”无比重视风控,副总裁余智晟被调查后,黄其森要求人力资源部成立4个考核组,对建设、商业、物业和酒店等板块进行集中干部考核巡视。

界面新闻此前报道,黄其森对内表示:“就泰禾来说,这几年但凡出问题的,无论是工程质量还是其他方面,背后往往都存在腐败行为,一旦有腐败和私心杂念,工作肯定做不好,一流的人才和薪酬,做不出一流的业绩,和腐败也有关系,所以需要人力资源干部把考核和监督的责任担负起来,人力资源工作虽然不接触钱财,但如果看错、用错一个人,对集团事业造成的损失也十分巨大,因而更要干净。”

黄其森把这套“一人多岗”制度发挥到了极致,势必需要从市场大量的挖人。

2018年1月,陈波从华夏幸福跳槽到泰禾,他为了黄其森挖来了大量的干部和储备干部。但荒谬的是,陈波任总经理的人力资源部,最多的时候有17个副总。

但其实,无论职业经理人换的多么频繁,泰禾最核心的铁三角——黄其森、廖光文、沈琳一直固若金汤。

“黄其森,54岁,福建闽清人,大学本科,工程师,毕业于福州大学建筑系,而后成为经济学研究生。”这是一份比绝大多数房企老板都清白、硬核的个人简历。

大学毕业后,黄其森进入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一干就是12年。关于他离开建行的时间说法不一,但可以确认的是,在他正式下海前,沈、廖作为先头部队,已经创立了泰禾的前身,分别担任总经理和副总。

沈、廖二人都是高校老师出身,廖还曾留学日本,俩人已经呆在黄身边超过25年。目前,廖光文担任泰禾集团常务副总裁,沈琳担任泰禾集团董事、副总裁。“铁三角”一直牢牢掌控泰禾的大局。

泰禾资金链断了?

最近一年多,房企高管们聊天,除了“你接到泰禾猎头电话没,”就是“泰禾啥时候崩盘。”

围绕泰禾的第二个疑问是资金链。

在市场调控下行背景下,开发商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泰禾曾一度被传为“第一个倒下的知名房企”。

最近一次言之凿凿的传闻发生在2018年8月,一则关于银行停贷、泰禾债务危机爆发,黄其森被边控的微信截图四处流传。当时,界面新闻曾独家报道了“黄其森现身香港为泰禾人寿站台”,打破黄其森被边控传闻。但至今,类似传言一直没有停止。

而资金链问题又包含了三个方面,销售额,短期负债,以及可变现项目。

近5年,泰禾从未公布过销售数据,而是代以第三方的统计数据。据克而瑞的统计,泰禾从2014年到2018年的销售额分别为230亿元、323.3亿元、400.1亿元、1007亿元、1303亿元。

行业普遍认为,泰禾的销售数据存在水分。据界面新闻了解,2018年泰禾地产板块实际销售额在700亿左右,加上非地产板块一共在一千亿左右,剩下的金额都有注水嫌疑。

短期负债方面,根据泰禾2018年年报显示,这家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39.31亿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115.58亿元,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金额达574.28亿元,货币资金对此的覆盖比例仅为0.26,2017年这一数据为0.31。

另外,泰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从2018年初的212.59亿元增值年末的413.9亿元,增长了94.7%,短期偿债压力急剧上升。

今年以来,泰禾已经陆续变卖了一些项目,目前世茂接盘4个,回笼资金37.45亿元。但其实关键在于剩下的项目,大量是并购得来,项目本身有一些问题,短期内能不能变现,是最大的问题。

对于财务、销售等方面的问题,深交所最近下发了问询函。泰禾本应在昨天(5月15日)回复,但最新消息是,泰禾推迟了回复。

谜之黄其森

“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精力旺盛、和一般的福建土老板不太一样”,构成了黄其森身边人对他的普遍评价。

泰禾一度也和大多数福建房企一样,低调务实,但黄其森骨子里是看不起其他闽系房企的。

有三点原因,他是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生,不是“泥腿子”出身。他最早离开福建,在北京立足,并且更重视产品,开发了高端产品院子系。

泰禾风格的变化始于2017年下半年,当时黄其森大量清退了福建老人,高薪挖角万达、万科、龙湖等能力更强的房企高管,并喊出了2000亿的销售目标。如果市场持续繁荣,今天的泰禾应该是另一番光景。

时至今日,业内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黄其森最大的错误是大量清退老人,挖来太多新人,失去了宝贵的企业忠诚度。也有人将泰禾目前的危局归结为高度集权,职业经理人没有空间。

黄其森身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银行底色,融资是他的长项。一是福建人,爱拼才会赢。

所有人对黄其森的敬业都无话可说。经常半夜开会,一开就是一天,而且大大小小的会他都会参加,小到每套房子的具体定价,他都会亲自指示。在这种环境下,职业经理人觉得“没空间”是正常的反应。

一位泰禾前高管向界面新闻描述:“黄其森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公司治理不规范的行为太多,职业经理人很难与之合作。”

2017年,黄其森对外提出了2000亿的目标,但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其实在内部,黄其森提的目标更高,北京、上海等城市都领了超过800亿的任务。

北京上海最近一次的繁荣,终结于商住房。在商住严格限购、限卖之后,北京上海的市场萧条了近两年。这两个区域的总经理也成为房企内部的高危岗位。在深圳,泰禾一直没有打通政府关系,本来黄其森对政府出身的余智晟抱以厚望,但没想到,却成了此轮危机的爆发点。

走出福州后,泰禾在其他二线城市有着不错的布局,进入了天津、南京、苏州、杭州、合肥、郑州等热点城市,但目前来看,泰禾在二线城市的发展也遇到阻力,因为一场大火,泰禾不得不将天津的金尊府项目转手,而在南京,句容宝华项目至今还处在股权纠纷中,青龙山人居森林项目也因为规划问题而搁置许久。

不过,泰禾在北京区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泰禾的年报中显示,华东和福建区域2018年营收都出现了超过20%的下滑,但北京区域的增长幅度达到了254.75%。

有人将问题归咎于“高周转”路线选择的错误。几乎同时,黄其森又提了“高周转”、“高溢价”、“高品质”的“三高”战略,而这三点根本就是互相矛盾,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任务。

这种矛盾、善变、迷之自信不仅体现为泰禾的气质,也体现在黄其森本人的性格上。多位他身边的高管透露,黄对一个人的喜欢和嫌弃可能只是一瞬间。即便你干得再卖力,他也会让人力在市场上不断找你这个岗位的人。

“老板应该没有坚定信任的人,信任也只是阶段性的”,一位泰禾员工向界面新闻表示。因此,“参透黄其森”,也成为这个行业对泰禾最大的疑问之一。

他的自信源于对自己福州大学和银行出身的优越感,他认为“当时上福州大学比现在上北大清华还难。”也因此,泰禾的人力曾公开宣称“只招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本科毕业的人”,对一些特别岗位,还有附加条件。如品牌负责人,还需要在央视、新华社等大型国有媒体工作过。

行业对泰禾危局和黄其森个人风格充满疑问和吐槽,但对于黄其森来说,可能他认为这些评价本身都是伪命题。他关注的只有自己的野心。

“泰禾要做地产行业第一品牌,希望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希望能够给员工带来荣誉感、成就感、自豪感的企业。”在2019年5月10日的“中国品牌日”活动上,黄其森对外表示。

而就在几天前,他才刚刚失去了深圳、北京、上海的余智晟、张晋元、刘颖喆三位大将。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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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的泳装挂历

1990年代的泳装挂历

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作者为张馨予,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严格意义上来说,兴城只有两条主要的街道。

小城隶属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海南街和兴海北街平行着横贯市区。从城市的最西端驾车一路向东,十五分钟便能看到渤海。

刘姿岑在兴城出生、长大。2013年她从大连大学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和许多同学一样,她渴望去北京闯一闯。

但北京的设计行业没那么好进,即便找到工作,4000元左右的工资也让刘姿岑觉得很难在北京生活下去。

于是刘姿岑在2014年回到距离北京400公里的兴城,进入了一个曾经有些排斥的行业——泳装。

就这样,刘姿岑开始为家里的泳装厂设计泳装,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泳装二代”。

同样情况的还有39岁的殷乐,他在2011年由于家庭原因从广州回到兴城,经营起泳装淘宝店。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兴城海滨旅游景区 拍摄:张馨予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傍晚,兴城居民在“菊花女”雕像旁跳广场舞 拍摄:张馨予

光着屁股晒太阳

兴城虽小,却生产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兴城市泳装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底全城泳装生产企业已经超过1100户,每9个兴城人里就有1个是直接从业人员,还有许多人在布厂、吊牌厂等配套企业工作。

刘姿岑和殷乐都是6万兴城泳衣人中的一员。

刘姿岑家的工厂在兴城属于中小型,一共20多人。在兴城,这样规模的工厂在兴城有大约1000个。

殷乐则和妻子韦叶共同经营着淘宝店“w小调泳衣工作室”,这家走小清新路线的店铺已经开了7年,有着122万粉丝,2018年的年销售额达到1500万元左右。

店铺的发货地址写着辽宁葫芦岛。在淘宝上搜索“泳装”,你会发现大多数产品都从葫芦岛发出。范围再缩小一点,这些泳装都出自兴城。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淘宝上许多泳装的发货地都是辽宁葫芦岛

不过,在殷乐的童年时期,兴城还尚未和泳装紧紧绑定在一起。

“小时候,我总能看见一群得了白癜风的人光着屁股在沙滩上晒太阳。”

他们是部委和国企前来兴城养病、休假的职工。兴城临近海滨,气候宜人,除了有丰富的温泉资源,还完整保存着一座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建国以后,各部委和国企在这里建立了八一疗养院、林业疗养院、中国兵器工业疗养院等几十家疗养院。

迈入1980年代,除了干部和国企职工,从各地来兴城旅游的人也变得更多了。

《葫芦岛日报》记者韩文鑫曾在《泳装与这座城市》一书中写道,还没有太多游人来兴城的时候,海滩总是显得空旷,当地人找块僻静的海滩脱掉衣裳、穿着内裤就下海游泳,胆大的人就直接来场“天体运动”。

外地来的游客让兴城人第一次看到了泳装。1970年代后国家大力发展体育,游泳风潮在全国兴起,泳装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悄然流行起来。于是一些北关村的居民开始模仿着用家庭缝纫机制作泳衣,摆到海边很快就能卖出去。

兴城的泳装行业就这样在1980年代中期萌芽。

但那时做泳装、赚外快的人还是少数,直到1990年代国企改革,东北下岗潮来袭,失去铁饭碗的人们不得不另谋生路,这其中包括刘姿岑的父母刘文艺和吴英。

他们卖过水果、卖过盒饭,还在商场开过档口卖衣服,却都没有持续太久。1993年左右,他们做起了泳装。

早期刘姿岑家的工厂很小,厂子后面就是住家。早期兴城的泳装大多都产自这样的家庭作坊,衣服没有什么设计感可言,人们看到沙滩上有哪些款式就依样制作。工厂有了版师之后,泳装又由版师一并负责设计和打版。

刘姿岑小时候对泳装行业的印象算不上太好,“爸妈没什么时间理我,很辛苦。有一次幼儿园放学他们忘记来接我,其他小朋友全走了,只剩下我和门卫大爷坐在门口哭。”

那时泳装厂如果要做大,便要“跑市场”,也就是工厂老板自己跑去沈阳五爱服装批发市场、北京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等推销产品,零售商订货后会再把泳装销到国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例如哈尔滨市场的商品就多出口俄罗斯。

尽管在泳装厂长大,刘姿岑在成长过程中却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直到长大后真正踏入这一行,刘姿岑才从父亲刘文艺那里知道跑市场的故事。

1990年代的哈尔滨黑社会横行,从哈尔滨收完季度货款回兴城的路上总有拦路抢钱的黑帮,“把刀抵在你的腰上”。

所以,刘文艺会把货款收进内裤上缝的袋子里,再在身上放着一、两百现金留着给人。如果钱被抢了,这一批货的资金链就断了,下一批便很难继续做下去。

王娜也是长大后才听到与之类似的故事。她是兴城最出名的泳装二代之一,母亲刘雪莹是兴城“刘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加上舅舅刘大维,他们从1987年春天开始制作泳装,是兴城第一批泳装人。

刘雪莹跑唐山、天津到上海、连云港一线的市场,妹妹刘雪娟和刘雪艳跑北京、哈尔滨以及辽宁。

1990年,她们创建了兴城第一家泳装企业远航制衣厂,并在两年后首次使用有弹力的涤纶和氨纶高弹面料,代替本身没有弹力、仅靠布料内侧橡皮筋产生弹力的泡泡纱面料。

自此,兴城泳装进入了新阶段。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1980年代末流行的泡泡纱泳衣曾在电影《芳华》中出现

比基尼之春

但那时,王娜对这些新发展并不了解。1990年代初,她便远离家乡,去往辽宁省体校念书,进入省队。大学则考进北京首都体育学院,之后和在省队相识、后考进上海复旦大学的张存成为恋人,二人在2000年代初分别就职于北京海淀区高中和方正集团。

13岁到28岁的15年里,王娜只知道家里是做泳装的,却从未想过会回到五线小城兴城。

“只觉得这里是个小县城,很多年没有任何变化,就连28岁回家逛街遇到的烤地瓜的人,都还是我13岁离开时的那个。”

尽管如此,王娜还是在28岁那年回到了东北。刘家四人在1990年代末分开各自单干,刘雪莹在2000年左右创建了欧曼制衣。但原本要接手家族企业的王娜的哥哥因病去世,刘雪莹也已年过60。

于是王娜成了那个接班人。2005年,她离开北京,回乡把公司名称改为了英华泳业。

事实上,泳装二代的父母大多不希望儿女从事这一行,“已经用一辈子的辛苦换来子女的幸福,就不希望我们再吃苦了。”

可是阴差阳错,总有和王娜经历类似的人要回到兴城。而王娜对泳装行业几乎没有丝毫了解,也不知道自家公司到底有哪些客户。

回家后,王娜开始逐渐熟悉业务,和丈夫一起从每个环节学起,用一年时间摸清公司内部的各种体系和流程。

2000年左右,兴城规模较大的泳装厂都逐渐从生产内单转为做外单,为海外品牌做代加工。有些公司做南非市场,有些公司和韩国品牌合作,王娜家最多的订单则来自欧美。

接外单的泳装企业几乎不需要自己做设计工作,有70%的泳装都是直接根据客户来样进行制作。王娜家做的最多的泳衣是款式性感的比基尼,而主做南非市场的工厂所生产的泳衣,光是胸罩罩杯就和亚洲人的屁股一样大。

王娜回家后,公司的比基尼越做越多,工厂的机器声四季都在轰鸣,企业销售额每年都在翻倍增长。直到2008年,大大小小的厂房忽然都变得安静了。

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致使泳装海外订单骤然减少,王娜公司的年销售额锐减一半,员工也流失了三分之一。

那一年,兴城所有主做外单的泳装大厂几乎都遭遇了灭顶之灾,有些工厂甚至完全停工。做内单的小工厂则勉强生存。

但也是在那一年,兴城另一批人却迎来了新生,他们是在淘宝卖泳装的电商从业者。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王娜公司的工厂 拍摄:张馨予

电商在召唤

“如果没有电商,兴城的泳装行业还会是非常老旧的,兴城的经济可能也完了。” 开晓璇对界面时尚说。

开晓璇的丈夫周佳是兴城第一批电商人。周佳的母亲和刘氏三姐妹中的刘雪艳是同学,高中辍学后他到刘雪艳公司合作的酒店当了门童,几年后南下深圳,继续在深圳的酒店做门童。

后来他在深圳的网吧里认识了教他倒卖QQ号的朋友,开始注册大量QQ号,并把有意义的号码高价卖出,又于2004年在淘宝上注册网店,继续卖QQ号,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挣到了钱后,周佳从深圳回到兴城,在2005年注册淘宝店“小桃泳衣”销售泳装。小桃泳衣上线之后密切地针对不同节日推出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卖出的泳衣渐渐突破1000件、2000件、3000件。

到了2007年,周佳店铺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600多万元,团队多了十几个员工。2008年,淘宝推出了天猫商城,小桃泳衣成为天猫第一家泳装店铺。

而2008年之后,曾经最普通的销货渠道——“市场”,开始被兴起的“网销”替代。

张松在2009年跟着朋友周佳进入泳装行业,专门负责和客户沟通。“网销比市场好在更加灵活,网店来找工厂拿货,一件两件也能给,工厂马上能拿到现钱。但市场就要很多件批发,而且不是马上能结款。”

网销还带动了一批给网店供货的新工厂。

贝迪斯就是和小桃泳衣合作的新厂,创建于2007年,“一年之后,我们在2008年赶上了网销最好做的一年,”潘丽和贝迪斯老板娘是闺蜜,工厂建厂之后她离开了做了几年的饭店,到这里做了厂长。

网店对泳装的需求越来越大,为网店供货的工厂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工人越招越多,2019年时贝迪斯的工人已经有140多人。

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后,王娜发现公司只依靠外单无法长久经营,“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2009年,她在16个国家注册了品牌“范德安”,开始进入国内的线上市场。2017年品牌销售额达到1.92亿元,成为当年天猫泳装类目销售第一名。

电商给了许多兴城泳装企业第二次机会,也让从未想过会踏入泳装行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产业。由于互联网的便利性和物流的发达,远离家乡不再成为自我实现的必然路径。

殷乐就是这样在2011年回到兴城,2013年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同样在兴城做电商的韦叶。

韦叶来自葫芦岛市下辖的一个矿产区,母亲在她2岁时因抑郁症自杀,从小由父亲抚养长大。2005年韦叶前往锦州念大学,但在大二那年发现听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模糊,大三时还能和同学交流,等到大四时几乎完全听不见了。

毕业之后,患有听障的韦叶在找工作时屡屡遭到拒绝。她还曾到几家泳装网店做客服工作,但都因为听不清老板对自己的指令而被辞退。

“当时对这个行业就很抵触,不想再做泳装。”韦叶之后在淘宝开了一家韩国代购女装店,同时兼任几家店的线上客服。但兴城的优势始终是泳装,2011年,她渐渐把在泳装网店的不愉快经历放下了,开了自己的泳装网店。

淘宝店在兴城火起来的头几年里,当地人在商品描述中用的泳装照片大多是一张白墙当背景的实拍图,或者是泳装厂给几十家网店发的同一张效果图。韦叶觉得这些图“太土了”,她发现许多韩国女装网站上的泳装货品就是从兴城工厂出去的,所以刚开店时,她把店里的泳装图片都换成了韩国网站上“更好看的图”。

韦叶也会自己拍照,在泳装旁边放几束花,放几本杂志,“拍出来有杂志写真的风格”。除了图片好看,韦叶挑的款都很“小清新”,并给每件泳装都取了一个有点文艺的名字:相见欢、飞鸟集、四月物语、白日梦游。

她的店铺在美丽说和蘑菇街网站上越来越火。2014年,韦叶用开淘宝店赚来的32万元装上了一个进口人工耳蜗。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兴城泳装商贸城 拍摄:张馨予

下不下水不重要,好看最重要

就这样,兴城年轻人回流的数量在增多,他们中有许多是充着对新兴行业的好奇心和对传统工作的厌倦。而他们的热情和电商的扁平化同时都在催化兴城泳装产业的转型,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让泳衣不仅仅再是泳衣,也变成了时装和拍照道具。

刘姿岑也是在那一年回到兴城。被朋友王越带着,刘姿岑决定进入曾经很排斥的泳装行业。

刚回兴城时,刘姿岑曾在银行工作了半年,但每天重复的机械性工作让她觉得有些难以忍受,每天还要穿不好看的工作服,“做电商的自由度很高,难道我要在20岁就看见自己50岁时候的样子吗?”

王越也曾经在北京的大学学习人力资源,还在蒙牛集团上过一个月的班。但她不喜欢每天坐办公室的生活,“我不喜欢被人管。”

回乡之后,刘姿岑把家里的泳装厂彻底地改造了一番。

由于父母对最新行业趋势不算了解,刘姿岑家的泳装厂曾经只做“市场”和生产男士泳裤。刘姿岑回来后,开始设计更符合年轻人品味的女装泳装,工厂也从“市场”转向网销,给韦叶等人开的网店供货。

刘姿岑家的泳衣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卖得最多。那些买泳装的女孩们很可能并不会下水游泳,一件又一件泳衣是她们度假时拍出美丽照片的利器。

“泳装已经越来越时装化了,很多时装元素都会被融入到泳装里,泳装的面料也越来越多元,经常同一件泳装上会有好几种不同的面料。”赵英娜对界面时尚介绍道。

赵英娜是范德安品牌的设计总监,她曾经在北京做了十年的服装设计工作。

越来越多面向国内市场的兴城泳装品牌开始聘请专业且资深的设计师,他们懂得中国女孩喜欢怎样的设计——不是欧美人喜欢的比基尼,中国更女孩喜欢略微保守、能藏肉的泳装。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赵英娜的办公桌上有厚厚一叠杂志,看杂志是她获取设计灵感的方式之一 拍摄:张馨予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赵英娜团队设计的一款泳衣 图片来源:范德安

女孩们还喜欢给不同的泳装赋予不同的功能。有些泳装就是用来游泳的,有些就是度假时穿的,泡温泉时又要是另一件。最重要的是,穿上拍照要好看。

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照片是否好看决定了一家网店的生死。

周佳的小桃泳衣曾是连续十年全网销售冠军,但十多年来风格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等到2015年左右,店铺已经是双金冠,但却卖不起来了。

周佳决定用妻子开晓璇的方法赌一把。

开晓璇在2012年从沈阳来到位于兴城的辽宁财贸大学,学习播音主持专业,大二那年,她在校门口清吧唱歌时认识了刚离婚的周佳。开晓璇喜欢一切好看的东西,大三那年曾给周佳画了一件泳装的设计图,上面有眼睛和香蕉的图案。周佳觉得这件泳装太奇怪,没有生产,但半年之后有着类似设计的一件泳装成为了淘宝最火的爆款。

2016年,周佳把网店的商品全部下架,用了开晓璇设计的泳装,她挑选的新模特,和她找来的“很有风格”的摄影师。模特黄开开的写真成为当时全网点击率最高的图片,网店销量也在当年双十二迎来了大爆发。

那款泳装至今已经卖出近20万件,小桃泳衣的销售额在2017年超过1亿。

开晓璇说,他们把一件死店复活了,都靠一张张好看的图片。她认为一家店一定要有独特并且鲜明的风格,同质化吸引不了人。她给之后开出的泳装天猫店OMOM定下的风格是“法式轻奢”。

想要实现整体风格,还需要合适的模特。开晓璇为这家店签了两个她最满意的女生,“我的模特一定不能整容,一定不能没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次上新前,开晓璇的口腔溃疡从嘴角一路向后长了一整圈。开张第一天,新店铺就卖出了200多件泳装,之后销量一路上涨。2019年3月,开晓璇给顺丰公司结算的快递费是23万。

周佳和开晓璇陆续开了三家新店。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开晓璇还在3月订下迪拜沙漠帐篷酒店Al Maha的5间房间,因为“在沙漠拍泳装,实在太特别了。”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开晓璇的团队在迪拜拍摄的照片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回东北!去做个泳装二代

不过,在东北,做网销在一些人看来还是很不入流。

东北的相亲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公务员和老师,他们职业体面,工作稳定。电商从业者则处于相亲市场的鄙视链末端。

刘姿岑的丈夫是军人,曾经和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孩相过亲。刘姿岑和丈夫在一起后,那个女孩专程找到他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在银行上班,配不上你,没想到你最后找了一个做网销的。”

刘姿岑对这些偏见感到无奈,但她依旧认为这是一份自己的事业,并不比在一二线城市打工差。

这也是许多兴城年轻人回到家乡的原因。他们多是从事与泳装相关的工作,例如为品牌设计泳装、为网店做运营,或者在泳装工厂做行政助理。

但放眼整个东北,大部分年轻人都在走出去。

发改委在2016年表示,东北流出的人口在过去10年达到100万。最新的数据则显示,辽宁省2017年的人口净增量为负8.9万人。

尽管兴城吸引了一些年轻人,但是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在泳装厂一线做泳装。潘丽所在的贝迪斯工厂,大部分工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即使泳装厂工人的工资并不低。

潘丽对界面时尚介绍,兴城的工厂计件算工资,一线工人的平均年薪在6万到7万元。如果做得多,一个月工资破万元也不是没有可能。

金艳红今年48岁,在潘丽的厂里已经做了8年。四线合缝、三线上皮条、平机上花边、双针收边,她对这四道工序已经滚瓜烂熟。

金艳红原本是农村的家庭妇女,“每天在家除了打扑克打麻将啥也不干。”为了填补家用,金艳红出来做女工。她对工厂的薪水挺满意,“所以7、8年都不动地方。”

但工厂里少有年轻人。李美娟算是同工厂最年轻的女工,只有32岁,进厂6年,之前也在其他工厂制作泳衣。也是因为对薪水满意,李美娟一直做了下来。

她理解为什么没有年轻人愿意来,虽然工资不低,但“太枯燥,她们坐不住”。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潘丽所在的工厂里,大部分工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 拍摄:张馨予

全球四分之一的泳装,都被这群东北老铁承包了

李美娟在泳装厂负责“平机上花边” 拍摄:张馨予

与此同时,去沈阳“追梦”的年轻人多了起来。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对最新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8年沈阳人口净增速为1.03%,全国排名17,仅次于广州。

“他们都跑到沈阳做直播去了。”殷乐说,沈阳这几年多了不少传媒公司,它们承载着东北年轻人的“星梦”。

兴城泳装厂的老龄化日趋严重,这成了潘丽最近几年最苦恼的问题。

大龄工人的身体状况都在变差,请假不得不批,但工厂又怕落进度。

没有办法,潘丽甚至在前几年想过把一些活儿放到监狱,让犯人做泳装。但这个尝试并不成功,因为企业难以把控监狱出品的商品质量,工厂派人去监工也不方便。

有些时候,潘丽会羡慕公司在杭州运营团队的工作氛围,那里全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年轻真好。”

王娜回兴城已经14年,家族企业在手上越做越大,同样面临老龄化的问题,王娜考虑让未来可能进入管理层的高学历年轻人从基层做起,熟悉一线工作。

而潘丽则依旧迷茫。“不是说以后机器人会代替人工作吗,如果真的可以这样,也许以后我们厂就都是机器人了。”

他们都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毕竟无论如何,东北这片土地还是能给留下的人带来一些惊喜,而兴城这座海滨小城,也记录着泳装人自己的浪漫。

赵英娜喜欢大海,来到兴城才知道,大海在冬天会结冰。而王娜和殷乐都说到了一本书,绿色封皮的《兴城民间故事选》。

这本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是兴城县文化馆所编著的短篇集,写了几十个兴城的民间故事。

“正月十五摸狮子”、“唐王洞的故事”、“玉美人智斗龙虎”、“冰冻宁远城”(宁远为兴城古称),1980年代左右出生的兴城人从小看着这些民俗故事长大,去了别的城市才知道,不是每个小城都出过自己的民间故事集。

绿色封皮的书之后不再出版,殷乐也不知道把这本书丢到了哪里,“现在的兴城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些故事了。”

但他们知道,夏天很快就要到了。兴城又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另类中国式留学:一条“完美”人设包装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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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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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戴梦馨,编辑:李怡彭,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打开暗红色小本子,李萧(化名)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姓名和省武术协会的印章,她满意地将这份“武术运动员”证书与申请材料放在一起——拿到美国大学Offer的可能性又高了一些。3个月后,李萧如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开始筹划起留学前的旅行。

实际上,李萧没有参加过武术协会,她甚至连一天武术都没有学习过。

李萧的做法并非个例。为了申请国外高校,部分中国学生美化、造假个人经历,留学中介为了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形成了一条流水线。作弊、替考、代写、买特长……为了满足国外高校的选择口味,熟练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看似完美的优等生。

讲故事成必备软实力

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突破66万人。赴国外攻读本科仍然是目前最多的选择。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发布的《2018门户开放报告》显示,在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攻读本科学位的占比达到40.9%,多于攻读研究生的36%。

如何展示自己,成为跨入国外名校的一门必修课。

不同于比拼GRE分数与大学绩点的研究生申请,立志出国读本科的中国高中生需要面对的,除了成绩还有拼“特长”的招生规则。

除了托福、雅思、SAT等标准化考试分数,展示自身经历的各类申请材料在本科申请中非常重要。以美国为例,高校一般要求提交高中成绩单、推荐信、个人简历、个人陈述和命题作文。学生必须在个人陈述、命题作文等“主观题”中充分展示自己。

对于几乎无法拥有科研成果、公司实习经历的高中生来说,体育特长、竞赛经历、艺术活动、志愿者活动等“软实力”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加分项。

“拥有体育特长对申请美国、英国大学帮助极大,名校很喜欢体育特长的学生。”留学申请机构时代焦点创始人许轶告诉界面教育,马术、击剑等小众运动已在部分中国学生中流行,去国外参加夏季学校(Summer school)也成为中国学生最流行的假期活动。

简单的列举不足以打动名校的招生官们,将它们讲成故事才更有吸引力。

一名重庆学生在许轶辅导前,向斯坦福大学递交申请书中自拟了个人陈述:“重庆是一座有很多桥的城市,我希望通过留学走上更多桥梁,认识更多的人和更大的世界。”

“这个申请材料也不算特别差,但用来申请斯坦福大学完全不行。”许轶辅导这名学生重写了申请材料,重点讲述了另一段经历:这名学生曾采访一名重庆的美军飞行员后裔,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美军二战时支援中国抗日作战的故事。

“这就是美国版的‘战狼’。”许轶解释,这一版申请材料不仅体现了学生对家乡和历史的热爱,也展现了世界性的眼界,正符合斯坦福大学招生的口味。

对于成长于国内的准留学生们来说,要掌握这套陌生的评价体系显然并不容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留学中介、咨询机构对学生申请策略的提点与指导,对中国学生的出海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代写文书到购买特长

熟悉国外学校申请的机构们深谙如何根据名校的偏好包装学生。但当包装的“滤镜”越来越重,甚至彻底失真时,留学产业的部分机构开始逐渐形成一条伪造优等生的产业链。

最老套的就是作弊。《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曾报道,部分留学机构声称“托福保分”,使用微型耳机、手机传送答案,或直接找人替考。2008年,50名中国留学生因涉嫌伪造英语等级证书等,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校方怀疑留学中介为他们伪造、递交了入学申请材。

相比之下,作为“枪手”代写申请文书是安全性更高的造假模式,这也是留学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清流教育创始人赵坚告诉界面教育,国内留学机构倾向于诱导学生、家长购买高价的“全包”服务,由留学中介全盘操作留学申请。在签约缴费后,机构会替学生完成制作、提交申请材料的全部流程。

这套申请材料甚至不需要学生本人参与写作,也并不会“订制”展现学生本人的观点、看法。赵坚告诉界面教育,中介出品的文书大多是在套用固定模板:“比如你告诉中介想申请英国某座大学的商科,收到的文书第一段几乎都是‘伦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固定模板的文书很可能完全不符合学生的真实情况,但在业绩驱动下,为数不少的留学机构都存在这一现象。

一名要求匿名的留学从业者告诉界面教育,一名留学中介一年要负责大约60-100名学生,售价5万元左右的“美国留学全包服务”提成通常为3000元。面对庞大的工作量和不高的提成,留学中介几乎不可能、也不愿意花时间辅导学生自己写申请文书,靠模板快速代写成为最高效的选择。

如果家长们想让这份流水线生产的文书更好看,部分留学机构还会提供一项特殊的服务:购买特长。

赵坚告诉界面教育,购买特长在留学机构中称之为“有资源”。留学中介向学生、家长暗示“认识人”,可以伪造各类特长证书、证明。除了提供证明,中介还会在个人陈述等文字描述中“加料”,杜撰学生学习特长的经历与心得,让这些伪造的特长看起来更真实。

“很多中介去做这类造假,因为造假成本实在太低了。”赵坚向界面教育解释道,海外大学的招生官每年要面对成千上万份申请,查证成本很高,也很少进行电话调查与面试。正因如此,国内不少留学中介铤而走险,流水线般生产出了一批批拥有武术、游泳等特长的学生。

海外高校打假

越发普遍的申请材料造假,引起了海外高校的警觉。

2011年,《纽约时报》在一篇名为《中国问题》(The China Conundrum)的报道称,原本预算紧张的美国大学非常欢迎愿意全额支付学费的中国留学生,同时也发现了中国学生大量捏造入学申请的案例。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招生部主管发现,不少中国学生通过同一个银行户头支付申请材料费用,明显由留学机构代理申请。在收到的五份申请材料中,三份材料的成绩一模一样。

2016年,路透社报道称,包括新东方(NYSE:EDU)在内的中国留学机构为学生代写文书和推荐信,涉嫌多项留学申请欺诈。一名中国留学机构的离职员工在报道中承认,曾为学生代写过文书:“我知道这存在道德问题,但(留学)这门生意就是这样。”

今年3月爆发的“美国史上最大的招生舞弊案”成为了最出名的例子。据外媒报道,中国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向非法留学中介威廉·辛格提供了650万美金后,女儿赵雨思成为一名拥有帆船特长的“美国高考状元”,顺利进入了斯坦福大学。在履历造假曝光后,斯坦福大学立刻开除了赵雨思。

外媒对此类事件的多次报道,暴露了海外大学与中国留学市场存在多年的认知差异。多数海外大学要求由学生自己完成包括简历、个人陈述、命题作文在内的申请材料准备,代写、编造或套模板都被视为严重的作弊行为。但对于没有海外生活经历、更擅长标准化考试的中国学生来说,文书材料撰写是最薄弱的环节。

海外高校不再轻易相信来自中国学生的优秀简历,针对包装、作弊与造假的反制手段陆续出台。

香港、韩国等考场因可能存在的作弊,取消了多场考试。SAT、托福考试在近年加入了声音检测,对同一姓名考生的几次考试的声音进行一致性检查以防止替考,同一声音出现在不同姓名的口语考试中将被查出。

国外高校的招生部门也增设了审核关卡。除了聘请第三方审核材料,不少名校近年开始在中国举办面试。

许轶告诉界面教育,除斯坦福大学外,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排名靠前的美国名校均在中国举行面试。以哈佛大学为例,面试一般持续1.5个小时,面试官不仅会核对学生本人的材料,还会在面试时针对具体的细节提问,几乎不会给造假留下空间。

“面试官会问一些根本没法准备的问题。”许轶向界面教育举例,一名学生在申请材料里表示自己热爱古典音乐,面试官可能会当场播放了一首肖邦的夜曲,要求学生识别是谱子上哪一个小节。有的学生在申请中提到了圣彼得大教堂,面试官会详细提问建筑风格、历史等。

一旦被发现造假,中国留学生受到的惩罚并不只是一封拒信。赵坚表示,目前很多国外学校开始互通消息,如果某座大学发现一名学生申请材料造假,那么其他学校也会得到消息,将这名学生在申请系统中拉黑。

“完美”人设并非最优解

在机构夸张的包装下跨入国外高校的中国学生,正在面临被“完美人设”反噬的代价。

从事留学培训的椰子同学创始人李纯发现,不少在托福、雅思、SAT拿到高分的中国学生就读国外大学后,上课、考试非常吃力,甚至无法完成日常作业。

李纯告诉界面教育,许多中国学生在国内准备语言考试时,接受了留学机构推销的“全面服务”:“机构会安排督导、助教,替孩子制定学习计划,监督孩子做题,甚至安排专人陪伴学生背单词。”

李纯认为,这些被留学机构包办的学生取得了高分,但实际上缺乏阅读、写作等能力,在面对海外学习中全英文讨论、演讲、论文写作等问题时难以应付。

即使跨进了心仪的学校,这些能力不达标的中国留学生也很可能被要求严格的海外高校劝退。

厚仁教育集团曾发布报告称,2013年有8000名中国留美学生被美国高校开除,约占当年在美中国学生总数的3.5%。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留学生被劝退的主要原因是学术表现差、学术不诚信。

对于这些被送进国外高校、却面临劝退危险的中国留学生,海外兴起了留学之后的各类辅导。

国内的留学机构开始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设立分公司,海外教育公司也针对已经出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服务。除了英语、专业课培训,这些公司还提供文化适应、心理辅导。这类“留学后服务”成为新的投资风口,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这一新细分市场的规模可能达到千亿级。

挽救身处开除边缘的中国留学生,成为留学机构公司又一个商机,但出国求学的过程却变成了全程”包办“。根据新东方《2019中国留学白皮书》所做的调查,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用人单位对留学生最看重的素质。出国前包装人设,在出国后也同样依赖他人帮助的”中国式留学“,可能会让留学带来的提升大打折扣。

“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时间点,让孩子去接受国际化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李纯说,“我们提供的应该是真正的教育,而不是帮忙搞定一切的外包服务。”

当年轻人不再出门买菜,互联网菜场的好日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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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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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 界面新闻,作者:林北辰,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当你打开手机买菜,互联网菜场的风口就起来了。

家住上海市静安区的陈晓已经抛弃了菜市场,连续半年在手机APP上下单买菜了。比起菜场的嘈杂、瓜果蔬菜的混乱摆放和小贩们的讨价还价,“90后”的陈晓选择每天下班之前打开手机应用,提前买好当天的食材,到家就可以洗手做羹汤。

最初,陈晓只用饿了么入口处的每日优鲜买当季水果,发现质量不错后,她下载了每日优鲜的APP尝试生鲜蔬菜,并在同事的推荐下用起了叮咚买菜。除此之外,盒马、京东到家也是陈晓常常翻牌的APP,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她还喜欢货比三家,挑出今天最便宜的那款。

最近,陈晓发现,小区附近的宣传突然多了起来。从地铁站走到家的500米内,她连续看到了叮咚买菜和盒小马的推展人员,穿着绿色、蓝色的背心,将易拉宝立在人流聚集处拉客。不同的是,叮咚买菜的地推宣传的是下载APP领优惠券,盒小马则告诉你如何在淘宝的淘鲜达内找到盒马的平价菜场。

运费减免、秒杀和特价水果活动增多是陈晓近期的感受。即使在那些不是购物节的节日里,陈晓也常常刷出APP中的“节假特惠”,叮咚买菜的母亲节专场中,她就用99元的价格买齐了肉菜蛋奶,过去这个价钱她逛一次水果商店就花完了。

在陈晓这样的用户感受背后,是互联网买菜市场在2019年以来动作频频:

美团买菜今年1月在上海测试后,3月底开始在北京上线;饿了么则宣布买菜业务覆盖全国100个城市,并在3月召开商家合作大会,联手叮咚买菜定下全国500城的目标;苏宁在苏宁小店的布局下,4月底也推出菜场业务,主打产地直销。

互联网买菜也不是一线城市的专利,福州的朴朴超市2016年起就在福州推行线上买菜业务,并向华南地区扩张,今年3月完成了5000万美金的B轮融资。永辉、家乐福因为忌惮朴朴的快速扩张,陆续推出了“卫星仓”和到家业务。

在中国估值万亿的生鲜市场中,线上零售渠道的渗透率仅为3%。互联网巨头和创业者没有放过这块蛋糕,2014年以来,生鲜电商成为线上零售的“高岭之花”,领域的投资热度不减,创业项目层出不穷,但入局者有之、失败者更多,对商业模式的质疑层出不穷。

如今,万亿生鲜市场的故事再次开讲,巨头纷纷入局,线上买菜盛行,手机上的菜篮子来了。

旧土壤、新业态

线上买菜已经不是第一次站到舞台中央。

生鲜电商的概念于2014年兴起,一度成为创业热潮。据IT桔子数据显示,2015年,生鲜领域发生了246件投资事件,达到五年内最高值;投资金额总数的高点出现在2017年,年内融资金额总数294.48亿元。盒马、永辉超级物种的崛起让生鲜进入电商行业的视野,巨头陆续加码,每日优鲜、谊品生鲜、永辉和家乐福获腾讯投资,盒马与大润发背后站着阿里。

与此相对的,是大量创业公司未能踏过盈利的门槛,纷纷倒闭。根据中国电子商务中心发布的“生鲜行业死亡名单”,2015年之前,有14家颇具规模的生鲜电商退出市场,其中还包括了亚马逊战略投资的美味七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生鲜电商几乎把各种运营模式都演练了一遍,轻供应链、物流众包、前店后仓……漫长的过程中,裁员、业务萎缩、被收购、转型、倒闭各种消息都不绝于耳。

被称为“投资女王”的今日资本徐新也投过一个失败的生鲜电商项目。2015年,原“一号店”的高管团队离开公司,建立“U掌柜”寻求创业机会,徐新在对方没有商业计划书的情况下向“U掌柜”投了1000万美金A轮,表示看好前置仓模式做生鲜电商。然而,2017年,“U掌柜”宣布转型无人货架,彻底宣告了在生鲜电商试水的失败。

明星团队,明星投资人,却得到一个被迫转型的结果,生鲜电商至今被业内人士称为“最难的电商创业”。前置仓模式过重,需要覆盖店租、水电、人员和煤气四块成本;即使没有选择前置仓,做大仓模式依然面临前端供应链不完善、后端消费者难复购的困境。

电商专家云阳子分析,“线上买菜”的逻辑很简单,它是一个高频的消费行为,基本上所有的巨头都想涉及,但它的履约成本无法降低。以卖菜的平均毛利率20%来看,即使50元的客单价,行业内每单10元的利润无法覆盖履约成本,要做到13至15元的利润才能够盈亏平衡,这是过去的创业项目倒下的根本原因。

这一次“买菜”的卷土重来,三个前置仓案例的成功或许起到了关键作用。

每日优鲜是最早实践前置仓的公司之一,2015年底宣布“all in前置仓”,以水果起家,逐渐扩展至其他品类。据每日优鲜提供的数据,目前平台的SKU数在1500左右,全国前置仓数量超过1500个,总部近2000名员工,自雇+第三方签约的配送员近一万人,单点配备的配送员为8个,承诺2小时内达,老客复购率达到80%。

最重要的是,每日优鲜在2018年拿到了高盛、腾讯、时代资本在内的4.5亿美元巨额融资,发言人在公开场合表示,公司在北京的业务做到了坪效10万,连续十个月盈利。极光大数据发布的《2019年Q1移动互联网行业研究报告》中,每日优鲜位列全行业第四,渗透率为0.4%,紧随盒马和京东到家。

叮咚买菜是每日优鲜在上海的直接竞争对手,货品更偏向蔬菜。同样是前置仓模式,叮咚买菜与每日优鲜的差异在于不设最低配送价格,即使是1.5元一瓶的矿泉水也可以“0元配送”,并且叮咚买菜承诺“29分钟达”。界面新闻记者测试了每日优鲜、叮咚买菜、淘鲜达和苏宁四种买菜应用后发现,叮咚买菜是其中唯一一家真正做到半小时配送的公司。

叮咚买菜相关负责人透露,截至2018年4月,叮咚买菜在上海的前置仓数量为235个,SKU数1700多,平均每个前置仓辐射周围20000户,日均订单数超过20万,月活用户数180万,人均消费为55元,用户复购率30%。

值得注意的是,叮咚买菜负责人声称叮咚买菜的损耗率控制在0.9%,这个数字远低于永辉超市的4%。

福州的朴朴超市是目前互联网卖菜电商中SKU数最多的一家,达到3000,除了蔬菜瓜果,还有米面粮油等超市货品。在模式上,朴朴走的是“前置仓+纯线上运营”的路线,服务范围覆盖周边1.5公里居民,目前可知前置仓数量为34个;朴朴的另一特色是自建团队,和业内普遍的用第三方配送员不同,朴朴的所有配送员均为公司员工。根据公开资料,朴朴的客单价达到58元,用户留存率超过45%,部分前置仓突破了日均8000单。

行业热潮也有资本助推。叮咚买菜背后是高榕资本、今日资本和具有地产背景的红星美凯龙;高榕资本同时也是朴朴超市的资方;每日优鲜三次获腾讯投资,其他股东还包括启明创投、时代资本等多次投出新零售独角兽的基金。

其负责人认为,线上买菜这个事情并不新鲜,生鲜电商也是老生常谈,市场的成熟得益于用户消费习惯的改变,美团饿了么培养出用户在线上下单的习惯,多年的沉淀也让前端供应链更加完善,这两个因素共同推进“线上买菜”在旧土壤中萌发新的生机。

零散的格局

尽管都是瞄准“买菜”生意,不同公司根据自身基因选择了不同的布局。

以饿了么为例,饿了么旗下买菜业务选择了平台模式,通过连接品牌和消费者,并渗透进零售商中打通供应链,以此提升流量的分发效率。今年3月,饿了么举行了商业合作伙伴大会,重点在于和商户进行数字化改造、共建平台能力,同赛道之一的叮咚买菜就是饿了么的合作伙伴。

叮咚买菜和每日优鲜是典型的前置仓模式,前置仓也是目前大部分入局者选择的履约方式:通过城市内撒网式布局,在区域内密集建仓,将小型的仓库放在离消费者较近的地方,一旦接单,快速分配配送员进行送货,满足了快速送货的需求,消费对象以生活节奏较快、要求时效性的年轻人为主。 

在上海圈地之后,叮咚买菜向华东区域的杭州、苏州扩张;同一时间,在北京发展成功的每日优鲜宣布十亿资金进上海,与叮咚买菜在上海正面交锋,截至目前在上海发展出170多个前置仓。叮咚买菜和每日优鲜在选品上有所差异,作为用户的陈晓评价“叮咚买菜买菜,每日优鲜买鲜果”体现出市场对这两个公司的印象。

前置仓在一二线城市布局广泛,可以粗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永辉超市、苏宁小店等既有业态衍生出来的前置仓,作为商超的补充,将线下店的营业空间腾挪出一部分作为线上下单专用的小仓;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等专注前置仓式的电商,以“城市分选中心+社区微仓”的二级分布式仓储体系,配送时长从30分钟至2小时不等;朴朴超市则是以“线上+前置仓”的模式在福州圈地,将线上流量导到线下,创始人是广告行业背景,擅长营销和地域性推广。

美团买菜瞄准的是社区场景,同样是前置仓,美团的目标在于社区化,3月26日启动北京市场时,测试选址在天通苑、北苑两大居民区,早晨和傍晚分别推出“品质”和“优惠”活动,提出的是1.5公里配送的口号,3个月内共发展出10个前置仓。

与一众玩家稳扎稳打的做法不同的是,美团买菜仅推出60天就从上海跳到了北京。按以往的经验,密集铺点、区域扩张是被证明可行的道路,但美团买菜依靠平台原有的配送能力,做出了“京沪跳”的决定。这也是美团在生鲜领域的扩张风格,2018年试水的小象生鲜就是对“线上线下一体化生鲜超市”的尝试。

苏宁的买菜业务则更像苏宁小店的补充。在苏宁的智慧零售布局中,苏宁小店是连接一切的排头兵,不仅是社区便利店、CBD大客流店、手机体验店,还可以作为社区生鲜业务的灵活性仓储。将小店和前置仓结合,定期组织员工到原产地采购,顺着风口推出了“线上买菜”和产地直销的口号。

事实上,要做到“线上买菜”,前置仓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以大仓为主的拼团、预售在下沉市场更为普遍,2018年社区团购出现井喷式融资,用小程序下单、第二天小区团长内提货的购物行为,在起源地长沙市获得了日均50万单的成绩。此外,每日一淘、苏宁拼购等主打特价、预售的买菜玩法在下沉市场也占据一席之地。

云阳子认为,前置仓和大仓相辅相成,前置仓注重及时性,大仓在于规划性。大仓和前置仓对比,平台可以“少搬了一个箱子”,从城市仓直接到消费者,这样的模式损耗较少,适用于批量性购买,与叮咚买菜的“买一根葱就送”不同,大仓适合“一次买五斤、十斤”的消费行为,拼多多上的生鲜水果就是典型的大仓模式。

“菜场我每天都去,不想提重物的时候就买朴朴超市的桶装油,”福州晋安区56岁的刘阿姨说,“但是我们小区里有人在做团购,没事和邻居一起拼个团也开心的。”刘阿姨同时表示,其实网上买的菜和菜场质量差不多,她的购物行为较为随机,并没有对哪种购物渠道产生偏爱。

无法逃避的盈利问题

叮咚买菜从未对外公布过前置仓单点盈利的比例。

叮咚买菜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为了更合理有效地扩张市场,叮咚买菜的前置仓每达到日均1000单的业绩,就会着手将这个仓库扩建成两个,所以叮咚买菜从未计算过盈利网点占总数的百分比。

而为了保障服务质量和速度,叮咚买菜保证每一个点位配备2:1的配送员和分拣员,每个小仓的工作人员有十几人,并对每一个入职的配送员都进行为期一周的“礼貌培训”,从打电话、发短信、上门送货到敲门的礼仪都有一套讲究。在上海,叮咚买菜的公司员工只有300左右,但和第三方签订合约的配送员数量达到7000人。

这些措施的背后,是互联网式卖菜平台意识到服务质量会带来用户黏性。

新一代崛起的买菜主力军是80、90后,这批人往往重视时效,将购物体验作为第一要素。不过,每一个“礼仪”都是更高的人力成本,光是配送员入职培训一周,叮咚买菜就要付出一笔颇有分量的代价。

更高的成本来自于房租与电费。叮咚买菜的前置仓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在店铺位置的选择上,则尽量避免沿街店铺,老厂房、背街小巷是首选。界面新闻记者走访后发现,每一个仓内都配备了至少十个大型冷藏柜,租金和24小时对这些机器供电也是巨额支出。

为了卡位圈地,叮咚买菜进入杭州和苏州市场,这一部分的成本也需要从上海地区的营收里划出。由此看来,叮咚买菜与其说“从未计算”,不如说“不敢计算”单点盈利的比例。

海通证券的调研报告《社区新零售,叮咚买菜的案例分析》为叮咚买菜算了一笔盈利的账:叮咚买菜在基于“前置仓平均租金水平3元/平米、客单价50元、毛利率30%、单仓20个配送员、10个分拣员”的前提下,单个前置仓日均订单实现1250单时可实现盈亏平衡,这个要求高于叮咚买菜负责人举例的“日均1000单”。

盈利是所有社区买菜、线上买菜和生鲜电商共同的难题。

4月,盒马和美团旗下的小象生鲜都曝出了关店新闻。小象生鲜在无锡、常州两地门店停止营业;盒马鲜生在昆山新城吾悦广场店也关门了,CEO候毅坦言“做零售业,没人能保证成功……此前盒马舍命狂奔,肯定有开过头的情况。”

巨头的试水行为把互联网买菜炒出了新的热度,但“买菜”这个看似简单的购物行为,覆盖了农贸、供应链,中期的冷链、物流,至最后一公里的用户服务,从单点盈利到复制,每一个商业环节都需要投入;消费者关心的配送、新鲜、价格缺一不可。

基于此,云阳子认为“线上买菜”市场链条复杂,不可以简单地称为“蓝海”或“红海”,企业要活下去,需要扩大SKU数,不仅限于生鲜或者蔬菜,而是覆盖全品类,将客单价和毛利率都拔高才能留存下来。

每日优鲜合伙人王珺预测,5年后中国生鲜零售市场规模大概会有5万亿元,生鲜在线规模大概1万亿元,前置仓生鲜到家业务会成为生鲜在线市场钟的主营业态,1万亿体量里可能会有近6000亿以上是由前置仓到家业态创造的。

从极光的市场报告来看,生鲜电商行业的增长已经放缓,进入“下半场”,但在2019年第一季度的渗透率有所提升,达到5.3%,是2018年同期的两倍。可以推测,即使困难在前,剩下95%的想象空间依然能让创业者和巨头们前赴后继。

大妈的消费世界:60000元买舞裙,600元出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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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的消费世界:60000元买舞裙,600元出国玩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訚睿悦,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今年54岁的李佩芳穿着从深圳定做的交谊舞裙,在湘江边的油菜花地里,提起裙角旋转。她即将从银行工作退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郊游。

这件舞裙花费4000元,只是她衣柜中二十几条中的一条。她已经在定制舞裙上花费了6万元,除了自己穿,还会慷慨地借给姐妹们一同拍照——赤橙红绿青蓝紫,身着舞裙的大妈们站成一排,冲镜头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

大妈的消费世界:60000元买舞裙,600元出国玩

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照片,你在父母或者其他长辈的朋友圈中不难找到。而这些油菜地里挥丝巾的退休大妈们,或许将是日后的消费主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这已超出联合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规定。关于老龄化社会的讨论,更多围绕是设计养老或者医疗展开。

但在消费社会里,很少有公司关注这样一个细分市场。

“中老年群体的确不是我们的主要用户。”周欣材是社交电商一淘⽣生鲜的采购经理,中老年用户大概只占一淘用户量的3.3%左右,在他们的设想中,三到五线城市中老年人对手机还没有完全依赖,而在电商平台购物的习惯也没有普遍形成。

但大妈们的真实消费世界,也许比品牌们所设想的要精彩得多。

大妈的消费观念,是从少女时期开始的

你一定见过大妈在旅游景点挥舞丝巾,忘情拍照的样子。是的,拍照就是大妈的高光时刻。

她们会把压箱底的服饰拿出来,裙子、丝巾和帽子是高频单品。“衣服和帽子要配套,”何莉萍绘声绘色地分享拍照时的搭配心诀,她今年55岁,在一家毛巾零售店做销售,身材在这个年纪的女性里还算苗条。“这个季节出去要戴那种有边沿的布帽子,遮太阳,看起来又洋气,适合配裙子,如果是戴棒球帽,就要配运动衣。”

甚至还衍生出了流派,古典派的大妈拍照时会带上鹅毛扇或者纸伞,浪漫派的则是大檐帽和花篮。有的大妈会在拍照时背上至少五套裙子,与不同道具搭配出十几套造型。但不论哪个流派,丝巾是最与大妈融为一体的存在。

大妈的消费世界:60000元买舞裙,600元出国玩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像我们这个年轻的大妈,丝巾至少有十多条。”何莉萍补充。

大妈对丝巾的喜爱,离不开成长过程中丝巾代表的意义。在大妈的各个人生阶段,丝巾一直是美的象征:五六十年代,丝巾是只有舞台演员才能用上的道具,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亮色。改革开放后,文艺百花齐放,丝巾挂在港台武侠仙女身上,系在《大众电影》里女明星的脖子上,出现在文艺小说女主角的手上,丝巾依旧是优雅美丽的代表。

丝巾甚至超越性别,199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首次登台的蔡国庆就系着一条小小的红色丝巾,靠这个造型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小生。

这让大妈在退休以后,迫不及待地拿起丝巾找回年轻岁月的美丽。她们总被人调侃的拍照方式其实也有迹可循,翻一翻以前月历或画报,会发现在健美热的八九十年代,模特们就是用丝巾搭配极度伸展的造型拍照,来展示自己的健美身姿的。

大妈的消费世界:60000元买舞裙,600元出国玩

摄影:贾育平

化妆品公司似乎也忘记了大妈们

丝巾之外,则是大妈在化妆和美容护肤上的冷淡。

在界面新闻的访问中,大部分大妈的护肤品都是由儿女赠送,她们表示对保养化妆的兴趣一般。而根据资生堂2015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日本市场上,50岁以上的女性化妆品消费金额占市场总额的 46.7%,中老年化妆品市场规模超过 1.6 万亿日元,中老年才是美妆消费的主力。

这一部分仍要追溯到大妈的少女时代。

化妆是一个需要在年轻时教育的消费习惯,现在的小学生可以在抖音上分享美妆,但在大妈的少女时代,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没有这些渠道供她们展示自己。那时主流的审美是朴素、大方。美是文工团里的女兵,但她们着重展现的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政治觉悟,与个体外表的美丽无关。

这种语境下,化妆或保养并不是主流选择。

电影《无问西东》里章子怡收获的产品,可以代表当时民众对护肤的全部认知:百雀羚雪花膏、友谊牌雪花膏、蛤蜊油——这些产品生产于建国初期,都是最基本的滋润功能,或者说,就是“搽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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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问西东》截图

这种模糊的认知陪伴大妈到现在,她们很难说出太多具体的美妆品牌,或者了解她们使用的产品具体有什么功效,更不用说每天化妆了。

商家的缺席则是另一个因素。虽然商业总是被吐槽过度影响个体,带来无脑的消费主义,但在一些特定时期,商业的确承担一定意义上的启蒙作用。

今天市场上能有玲琅满目的美妆产品,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现代中国的美妆行业起步较晚。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中国240多家分散的日化作坊合并裁减到26家,其中专门生产化妆品厂只剩下12家。而60年代,化妆品又被视为“封、资、修”而停产,美容化妆产品锐减,再次衰落。

而且当时本来产量就少的美妆品还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都是国营批发、企业统购包销,按一级站、二级站、三级批商店调拨分配,凭票供应。在这种背景下,大妈们诞生并成长,化妆品匮乏贯穿他们的童年和少女时期。

何莉萍回忆,当时市场上的化妆品非常少,还是以雪花油、郁美净等基础护肤品为主,也有粉饼口红等产品,但都只能在国营商场买到。而且在城市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情况下,一块粉饼就要十元左右。那时女性只有出门约会时,才小心翼翼地铺上些粉饼,或者便宜点的紫罗兰粉,如果还有支口红,那就是顶配了。一只口红,大妈们要用到干干净净才愿意换。

另一个维度上,是商家对中老年群体的忽视。

即便今天,中国的美妆市场规模已经站上全球第二的地位,市场也没有鼓励中老年群体化妆保养。日本、台湾和香港都一度流行“美魔女”,即因为保养得当,40,50岁左右依旧看起来如20岁般年轻的女性,中国内地并没有这种文化。虽然美魔女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白瘦幼审美的固化,但它也鼓励了成熟女性继续追求健康和美丽。

从产品上就可以看出。日本的资生堂、佳丽宝、 AUBE couture都针对中老年女性推出过专门的产品,比如容易打开的瓶身,针对眼部松弛而更易上色的眼影,或是弱化法令纹的腮红等(当然这也和日本年轻人减少,银发经济成为市场主流有关)。在欧美市场,商家也会针对成熟女性,提供专业的熟龄产品和护肤上妆的教导。而在中国,更多的抗衰老产品却是被年轻女孩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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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针对中老年人的化妆品

大妈也很潮

对中老年消费者的忽视还有很多,比如水果。

对大妈而言,水果好吃,富含维生素,比零食健康,是饭点外进食的最佳选择。一位退休金只有2000元的东北大妈认为自己最舍得的消费就是买水果,“每次出去买菜一定要提些水果回。”但她们很少消费进口水果,即便现在进口水果已经普遍到可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的水果摊。几乎每一样进口水果她们都能挑出毛病——牛油果吃不惯,樱桃太贵,山竹怕打药,

这一部分来自大妈们对进口水果的认知不足。大概2010年左右,进口水果才在中国市场大范围流行,它被市场接纳只是最近的事。

而进口水果的发展过程也忽略了大妈。周欣材告诉界面新闻,中国进口水果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电商推动,尽管现在市场的销售大头在线下渠道,但电商是最初进行市场教育的主要动力。大部分电商抓住的,是有消费力的年轻人,因此当时一线城市的年轻白领成为进口水果推广的重点推广对象。直到今天,这个人群依旧是进口水果消费的主力。

一淘生鲜的目标客群就定位在三线以下城市的宝妈群体,它认为这个群体掌握着家庭的消费大权,且乐意社交。在营销时,一淘会从这个群体的需求出发,牛油果被打造为适合宝宝辅食,富含纤维的西柚则被商家放大减肥功能——这些都不是大妈们的痛点。

周欣材解释定位在宝妈群体,还因为她们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家中的中老人消费——年轻人能带动中老人接触新事物是电商行业中的一个主流认知,淘宝2018年推出亲情帐号,也是通过将老人与子女的账户捆绑进行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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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展示手机购物。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实际上,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半载人生的大妈,消费决策更相信自己。

研究机构英敏特提供给界面新闻的数据显示,在食品、服饰、养生产品、旅行、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上,55岁以上人群相信自己的,比相信儿女的要多得多,特别是食品和服饰上,大妈们基本只信自己。只有在家装和电子产品上,大妈们才会听听子女的意见。

事实上,大妈并没有商家想得那般不入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50岁以上网民群体在网民中所占比例达到10.6%,他们与年轻人在接入方面(包括设备、基础设施、技能等)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有半数中老年人会使用移动支付。

她们喜欢在群组里聊天,比起年轻人扭扭捏捏宣称拥有社交恐惧症,大妈们更能热情洋溢地在多人群里抒发对生活的感悟。她们还学会了代购,还记得开头那位定做舞裙的李佩芳么,她现在的日常服装就基本只交给日本代购解决。

她们甚至不输年轻人。家乡在广西的杨旭兰一年要出国玩两三次,已经退休的她和她的姐妹们已经走过了奥地利、德国和加拿大,五月她即将去埃及。与印象中大妈们极度依赖旅行社不同,这波中老年旅行者更爱自由行,她们会提前在百度上查好攻略,熟练地定好酒店和机票,拿着有道词典,浩浩荡荡地向世界每个角落进军。

杨旭兰还会制作“vlog”,用视频和照片认真记录旅途中的每一个瞬间,并配上悠扬的钢琴曲和心得文字。不过她不会上传到网上,而是刻成光碟,每个参与者一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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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本购物的大妈大叔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反倒是商家自己阻碍了这个市场机会。

访问中的很多大妈都表示自己尝试过拼团服务,但体验几次便放弃。阻碍他们继续尝试的不是不会用手机,而是商家的产品太差。比如面膜不服贴,衣服色差大,水果不新鲜等——老年人购物很谨慎,他们有得是时间货比三家。

同时,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社交拼团平台还是以宝妈、主妇群体为主,较少针对中老年群体,但看看你妈随时能与人掏心窝子聊起来就知道,她们的社交能力和需求丝毫不小于前者。

只是大妈的心思,其实不好猜

不过大妈群体的生意也的确不好做——她们的消费行为更理性,打动年轻人的那套并不适合大妈们。

比如品牌们热衷的讲故事,可能就不怎么能打动见多识广的大妈。

虽然大妈大多强调自己重视品牌,但却很少能说出一些当下流行的品牌名称。她们真正想表达的,是对“品牌货”这个词象征的产品质量的追求。

这在服装上体现明显。“到这个年纪了,我们需要一些有档次的衣服”是她们常说的话,但她们对档次的理解并不等同于名牌,更多是服装的材质,设计等与产品直接相关的因素。容易起球的化纤是上不了台面的,羊毛、纯棉或是真丝这种天然又不易起褶皱的材质才值得大妈掏出钱包,实在不行,也要是看起来贵气的双面绒。

货真价实,不整虚的,这是大妈消费准则no.1——所以品牌们市场营销的那一套,对大妈们似乎并不那么奏效。

大妈对价格也更敏感,这不意味着她们没钱,而是长期掌管家庭财政的她们,知道在哪些必须地方大方,哪些地方则可以精打细算。

在孩子或者孙辈的教育、保险上,大妈们舍得花钱。但在饮食、日用品等高频消费上,她们会秉承够用就好的原则,不亏待自己,但也不会为品牌溢价支付过多冤枉钱。个人娱乐等方面,她们更是会小心翼翼,毕竟玩还要花钱这事也是近几年才有的事,KTV只去有团购的下午场,跳舞首选免费的广场而不是收费的舞厅,开会员看视频?大妈们宁愿弃剧。

大妈的消费世界:60000元买舞裙,600元出国玩

公园里娱乐的大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她们还总能找到些省钱的妙招。

别看杨旭兰经常出国,她却能2000元在韩国玩7天,600元搞定柬埔寨。秘诀在找旅行社的“掉单”机会——有的旅行社在临行前,会出现团员不满或者临时有人不去的情况,这些空出来的名额便会以低价出售。

为了拿到这些机会,杨旭兰会与旅行社的人打好关系,并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她有得是时间。杨旭兰还有一个出游锦囊,即找档次高一些的酒店,这些酒店会提供丰盛的免费早餐,她会在这时吃下一天所需的绝大部分营养,这样剩下的两顿便可节省些。

而且不同于年轻人将消费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方面,大妈们的生活需求不一定都要靠消费完成。保持身体健康,她们更愿意锻炼身体而不是买保健品;放松身心,不一定要旅游SPA小酒吧,约上三五好友在郊外爬爬山也很开心;好友聚会,家中做几道好菜,可能比下馆子实惠又显得更有心意。

当然,市场上针对大妈生活需求设计的产品并不多,直到今天,针对中老年市场的公司大多是小企业,鲜少看到巨头公司投入。

创业项目也大多集中在中老年用品、养老、医疗器械等传统领域上,关注中老年生活娱乐方面的项目较少。淘宝在2018年曾宣传要做老年淘宝,还大张旗鼓地选举了老年版小二,但也很快没有后续。

品牌们都在讨论关于年轻一代的消费,似乎年轻就一定是未来。但在多元的商业社会里,大妈这个细分市场以及它的价值,不应该没有人关注。

欺骗了整个纽约:俄罗斯拜金女落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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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安娜·索尔金在曼哈顿最高法院出席庭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5月9日,安娜·索尔金在曼哈顿最高法院出席庭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wowjiemian),作者为潘金花,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不花一分钱,也能坐上私人包机、出入豪华酒店、享受顶级派对吗?28岁的安娜·索尔金(Anna Sorokin)像电影《百万英镑》一样做到了。她给自己写了一个“德国富二代”的剧本,只不过迎接她的,将会是漫长的牢狱生活。

5月9日,这位冒充德国家族女继承人、忽悠纽约上流社交圈的俄裔假名媛,因诈骗酒店、餐厅、银行及一家私人飞机公司21.3万美元现金及服务被纽约法庭判处4到12年有期徒刑,她还需支付19.9万美元赔偿,以及2.4万美元罚款。

法官基泽尔(Diane Kiesel)说,“我对被告行骗之深入感叹不已。”基泽尔补充道,“纽约城的光鲜与奢华蒙蔽了她的双眼。”

1991年出生于俄罗斯多摩德多沃(Domodedovo)的索尔金来自一个中产家庭,16岁时随父母搬去德国。据《纽约》杂志报道,她的父亲曾是一名货车司机,后来自己经营供暖与制冷设备的生意。她的父母说,2011年高中毕业后,索尔金曾前往伦敦入读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后来辍学回到柏林,然后又前往巴黎,在知名时尚艺术杂志《Purple》实习,在此期间,父母一直在负担她的吃穿用度。

随后她把目光投向了纸醉金迷的“大苹果”纽约。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索尔金是即将继承6000万欧元家族信托基金的“安娜·德尔维(Anna Delvey)”。纽约的上流社交圈流传着“德尔维”多个版本的家世——外交官的女儿、石油大亨的千金、太阳能板家族企业的女继承人。

欺骗了整个纽约:俄罗斯拜金女落网记

安娜·索尔金。图片来源:Instagram

“继承人”德尔维不想过被安排好的生活,她想在曼哈顿公园大道南开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会员制艺术俱乐部,打造一个“极具张力的视觉艺术中心”。

2015年秋天,德尔维与年轻的建筑师卡拉特拉瓦(Gabriel Andres Calatrava)一拍即合,后者的父亲是西班牙知名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设计了纽约世贸中心交通枢纽站。

卡拉特拉瓦答应为这位名媛设计一个带有酒吧、夜总会、艺术展厅的私人俱乐部。德尔维相中了曼哈顿公园大道南281号的一幢六层建筑,红棕色屋顶、大理石拼花地板、还有彩色玻璃窗户在两旁林立的高楼间显得既别致又不失气派。

算上租金与修葺费用,整个项目最高可能得花4000万美元,但当时卡拉特拉瓦相信德尔维有这个财力。

毕竟这位女继承人从头到脚的行当都是设计师品牌,她住在纽约的高档酒店,带朋友出入上流餐厅,给的小费都是100美元起,还曾包下一架私人飞机前往奥马哈参加巴菲特公司的股东大会。

霍华德11号酒店的服务台职员戴维斯(Neffatari Davis)向《纽约》杂志回忆说,2017年初,在德尔维下榻的这段时间里,酒店里的每一位员工几乎都争先恐后地为她提行李,“是抢着帮她提,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一出手就是100美元。”

“酒店仿佛是她的天下,”戴维斯说,“你见过蕾哈娜拿着红酒杯出门的模样吗?安娜就是这样。大家让她这么做,还会对她说,‘德尔维小姐,再见。’”

德尔维花钱的速度着实让戴维斯咋舌。这位富二代的酒店房间里满是各大名牌的购物纸袋,在出入上流场合的间隙,她还会带着戴维斯去做按摩、冷疗与美甲,还有一次是去找私人教练健身,女星达科塔·约翰逊也是这位教练的客户。戴维斯还记得,那天体验完后,德尔维立马掏出了4500美元,购买了余下的课程。

德尔维几乎都是用现金支付。因为她的钱“都在海外的信托基金里”,所以遇上一些大笔的账目,她常常会先赊着,或是找朋友垫付,并表示之后会以电汇的方式还清。

《纽约》杂志报道说,木木美术馆联合创始人黄勖夫就曾为德尔维垫付过机票与酒店费用,当时她邀请他一同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活动。起初他有些纳闷,也对德尔维在威尼斯只付现金的举动表示不解,虽然他之后一直没收到汇款,但他很快就忘了这几千美元。

对于真正的富豪而言,一切“忘记”都很合理。或许是因为她的钱太多了,自己都不知道钱花在哪儿了——在德尔维开口解释前,别人就已经给她找好了理由。

欺骗了整个纽约:俄罗斯拜金女落网记

安娜·索尔金在威尼斯。图片来源:Instagram

在纽约名流圈,年轻人之间打交道基本不问来历,他们关心的是人脉还有当下。心理学家、《The Confidence Game》(暂译:骗局)一书的作者柯尼科娃(Maria Konnikova)说,以前说自己与贵族沾亲带故,还得找出报纸广告、结识八卦专栏作家、或是拿出所谓的合影来提高可信度,但如今,社交媒体的诞生降低了这些门槛,也很少有人去深挖这些表面人设是真是假。

在图片社交软件Instagram上,德尔维将自己包装成一位怀揣抱负的艺术追求者,她的阔绰冲昏了许多人的判断力,其中包括当时《名利场》的编辑威廉姆斯(Rachel Williams)。2016年冬天,威廉姆斯认识了德尔维,两个人很聊得来,常常在霍华德11号酒店的Le Coucou餐厅一起用餐。

威廉姆斯在庭上回忆说,德尔维总会将钱记到自己在酒店的账上,她有些过意不去。但在威廉姆斯想要帮忙付账时,德尔维叫住了她,并说,“比起我,你为自己的收入付出了更多。”

2017年5月,德尔维邀请威廉姆斯一同前往摩洛哥马拉喀什度假。《纽约》杂志报道说,同行的还有那位私人教练,以及一位据说将为德尔维拍摄“俱乐部创办纪录片”的摄影师。

但德尔维的信用卡又在关键时候“失灵”了。不过度假期间,无论是美食、购物还是入住私人别墅,德尔维一样都没落下。威廉姆斯说,自己为她垫付了所有的费用——6.2万美元,相当于自己一年的收入。后来,德尔维还了她一笔钱:5000美元。

欺骗了整个纽约:俄罗斯拜金女落网记

威廉姆斯在马拉喀什拍摄的德尔维。图片来源:Rachel DeLoache Williams

不过,创办俱乐部需要的上千万美元,就没有朋友能帮她给了。检方指出,为了从银行与对冲基金处获得贷款,她伪造了财务文件,以及不存在的会计与顾问。

她想从国民城市银行(City National Bank)贷款2200万美元,但工作人员以其无法说明财务情况为由拒绝。后来,她又找上了峰堡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贷款2500万美元,并想方设法地从国民城市银行贷到了10万美元,用以支付峰堡要求的贷款手续费用。

不过就在峰堡核实其个人信息的过程中,此时还是德尔维的索尔金表示,钱不贷了。于是,峰堡根据程序使用了4万多美元后将余下的5万多美元退给了她。但德尔维并没有拿着钱回到国民城市银行,而是用其中近3万美元还上了霍华德11号酒店的账,赊了一趟价值3.5万美元的私人包机飞往奥马哈赶赴巴菲特公司的股东大会,还在其他银行通过空头支票的方式取出了8200美元现金。

纽约的高档酒店终于发现,这位姑娘不是给不了钱,而是根本没钱。霍华德11号酒店立马请她走人,她之后又在邻近的比克曼汤普森酒店欠了1.1万美元的账,后来因为无法提供信用卡,被W酒店轰了出去。

2017年7月,德尔维在曼哈顿另一家高档酒店的餐厅中被警方逮捕,原因是她付不起200美元的账单。法庭文件显示,她在被捕时曾说,“我没有钱,也没有信用卡,德国那边的姑妈会帮我付钱。我又没打算逃跑,为什么非把事情闹得那么大?给我五分钟,我就能找到朋友付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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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索尔金(右一) 图片来源:Instagram

然而随着骗局浮出水面,德尔维已经没有这样的朋友了,她梦寐以求的艺术俱乐部也在建筑师取消合作、租赁方撤回租约后,成为了泡影。虽然在涉嫌伪造文件申请2200万美元贷款以及欺诈威廉姆斯6.2万美元的指控中被判无罪,但她还是得为自己的其他挥霍付出自由的代价。

检方说,她追求的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奢靡生活。但律师斯波德克(Todd Spodek)表示,他这位客户的做法虽不道德,但不违法,因为她是想还钱的。“为了成功,得先装作成功(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斯波德克说,“随便哪位千禧一代都会告诉你,自大妄想一点都不稀奇。”

在法庭上,索尔金仍在继续扮演“德尔维”,每一次出庭她都是精心打扮,据说连发型都有专人打理。一位陪审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其中一次庭审曾因为她没选好衣服,推迟了2个小时。据《纽约邮报》报道,在法官面前,她已为造型一事哭过不止一回。

5月9日宣判前,索尔金终于说了一句,“我为自己犯下的错误道歉。”从现在起,她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该穿什么衣服了,而她的故事,也会有人继续为她讲下去。

威廉姆斯已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我的朋友安娜》(My Friend Anna: The True Story of the Fake Heiress Who Conned Me and Half of New York City),预计将于今年7月出版。据悉《都市女孩》导演莉娜·邓纳姆正在为HBO改编这部回忆录,《实习医生格蕾》编剧珊达·莱梅斯也在根据《纽约》杂志的文章为Netflix编写剧本。

现在已不在霍华德11号酒店工作的戴维斯曾在去年接受纽约时尚杂志《Paper》采访时表示,自己曾在索尔金被捕后去赖克斯岛监狱里见过她,在得知自己的故事将被拍成影视作品后,索尔金表示无所谓。

“她说,‘只要詹妮弗·劳伦斯或者玛格特·罗比演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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