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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广告的生存之道:你觉得不想看不行,要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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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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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界面新闻,作者 | 马越,编辑 | 牙韩翔,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进入电梯间,本质上,你就进入了一个无法逃避的广告空间。

孙红雷代言的瓜子二手车和黄渤打广告的人人车相互较劲;上周瑞幸还在让汤唯和张震拿着“小蓝杯”,下周就换了刘昊然推广新产品“小鹿茶”;还有李诞在激情安利铂爵旅拍“想去哪拍就去哪拍”……在无数个乘电梯上上下下的瞬间,你几乎无法忽视这些见缝插针的广告。

无论是电商活动、投资理财、新推出的APP、医美整形和楼盘信息,甚至是周边社区超市的促销,不同类别的广告主,都在想方设法争夺人们在这个封闭空间的注意力。

CTR媒介智讯发布2018年中国广告市场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广告市场整年微涨2.9%。其中,传统媒体广告花费同比下滑1.5%,互联网媒体增长7.3%。但在生活圈媒体方面,电梯类媒体在今年保持稳定增长——广告花费同比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电梯电视广告增幅为23.4%。

在整体广告市场不算景气的大环境下,电梯类媒体的广告花费依然有所增长,这多少取决于城市化进程中电梯数量的不断增加——目前国内的电梯数量大概在600万部,平均每年增长60万部,未来五年总数会超过800万部,电梯每天覆盖将会超过8亿人。

这也意味着,在线上流量逐渐变得昂贵时,更多的广告主,开始关注到了电梯媒体的线下流量。

人们在电梯内会有45秒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简直太难得了

人们在进入电梯的时候,通常会默契地放下手机——因为电梯里信号不好。而这让在封闭空间内强制观看的电梯广告带来了机会。

“人们在电梯内的平均注意力集中时间是45秒,看完2到3个完成广告是完全有可能的。”电梯媒体新潮传媒的品牌增长中心总经理云霄告诉界面新闻,“因此通常来说,一个视频广告的时长为15秒,更短的还有5秒和10秒——尽管短只来得及喊一句广告语,但是播放频次可以很高。”

而且电梯内的广告屏,通常安装在人们视线水平向上15到30度的正前方,视觉最为集中的区域,大家平视或稍微抬头就能看到。

先要知道广告要卖给谁。电梯广告主要分框架类(即纸质的平面广告,需要人工更换)和视频类。分布在商务楼宇、社区内,它面向的消费人群则是白领和社区居民。不同档次的小区、商务楼宇、医院、工业园区、学校覆盖的人群都不尽相同,影响力也不一样。

电梯广告的生存之道:你觉得不想看不行,要我觉得

框架类电梯广告 图片来源:分众传媒

比如说汽车广告,售价在10万元左右的和50-60万的车型,投放的小区则不同——广告主需要考虑楼盘所在的区域、售价、容积率甚至入住率。相比较投资理财、找工作之类的APP广告青睐商务楼宇,日化、食品、教育、家电等面向家庭人群的广告,则大多投放在社区。

而针对具体某个品类的广告,投放在商务楼宇还是社区,广告场景和效果可能不尽相同。

云霄以游乐场的电梯广告举例——如果投放在写字楼,那么看到广告的主要是职场人士,“在写字楼上班的家长看到了,可能回家和孩子说,如果你考了一百分就带你去玩。”他分析道,但如果投放在社区,吸引就是整个家庭人群,吸引家长的关注度或许不是重点,这是两个不同的广告场景逻辑,“所以说逻辑的变化,决定了广告主在设计广告的时候,用词用语完全不同。”

电梯广告的更换频率,影响了你记住它的关键

在2018年初之前你从来没听过的瑞幸咖啡,就是通过7周时间内聚焦北京和上海的分众电梯媒体进行高强度的广告投放,随后在北上广深等13个城市持续投放,才让品牌在一夜之间打开了知名度和市场。

不过虽然不少品牌都抱着循环洗脑的想法,但“一个广告打天下”的电梯广告并不多见——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不同广告、甚至同一品牌不同版本广告轮番更换。就连密集轰炸的瑞幸咖啡,代言人汤唯和张震也是交替出现的。

电梯广告的生存之道:你觉得不想看不行,要我觉得

瑞幸咖啡电梯广告 图片来源:分众传媒

“制作再精美的广告,反复出现会让人们感到厌烦,反而起到负面作用,”云霄解释,“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客户,让广告在短时间内密集出现后暂停一段时间,比如播放一到两周后,间隔一两周再上一个新的版本,这样既能让消费者加深记忆,又能带来新鲜感。”

当然,广告的投放时机也和很多因素相关,包括品牌自身的宣传节点、行业销售旺季、重要的促销节点以及特殊节日等等。

正如双11、618这样重要的销售时机,就需要提前投放广告进行预热。而在今年,火箭少女《卡路里》调子的京东618广告歌早就提前1个月在电梯里循环唱起来了。

为什么电梯里都是竖屏广告?为了和你手机屏幕长得像

由于空间的限制,电梯内的广告屏通常都是竖式的——9:16的比例,与电视屏幕16:9的比例正好相反。

竖屏广告的诞生,其实源于移动社交的互动场景,看上去就像手机屏幕,也符合用户触媒的习惯,容易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
《哆啦A梦:大雄的月球探险》电影电梯竖式屏广告 图片来源:新潮传媒

《哆啦A梦:大雄的月球探险》电影电梯竖式屏广告 图片来源:新潮传媒“

从视觉上来说,竖视频会让人们注意力更容易聚焦,也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触媒习惯。尤其是在封闭的空间内观看,这种‘平等对话’的语境更能拉近品牌和消费者的距离。竖屏适合主体和特写的展示。”新潮传媒创意与内容营销部总监马文渊告诉界面新闻,她的团队通常会给广告客户提供广告内容解决方案和投放上的建议。

“由于竖屏自带社交属性,所以在创作内容的时候,可以利用这样的优势去挖掘热点,从中找到与自己品牌可以结合的领域做嫁接,催生曝光和流量,从而实现较好的效果。我们希望帮助品牌客户适应不断变化的广告形态和营销环境。”
《哆啦A梦:大雄的月球探险》电影电梯互动式海报广告 图片来源:新潮传媒

《哆啦A梦:大雄的月球探险》电影电梯互动式海报广告 图片来源:新潮传媒

电梯广告还可以做成H5小游戏、直播视频类型的效果,激发更生活化的互动和社交。譬如顾家家居的电梯视频广告,会让你感觉在“接电话”:一个模拟苹果手机来电的场景作为开头,还能带给你一种对话感,虽然广告里的人物喊出的是促销信息。
顾家家居电梯广告 图片来源:新潮传媒

顾家家居电梯广告 图片来源:新潮传媒

腾讯造物主计划电梯广告 图片来源:新潮传媒

腾讯造物主计划电梯广告 图片来源:新潮传媒

电梯广告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时间,只有3秒

电梯广告的创意还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时长——需要在极有限的时间里吸引随时会打开电梯门出去的人。

“在创作电梯广告的时候,需要打造一个非常抢眼的开头,把握黄金前3秒,让消费者能够一眼看到你是谁,你在卖什么,所以这和传统TVC的表现手法完全不同。”马文渊告诉界面新闻。

所以那些人物关系复杂、讲情怀的主题电影类广告就完全不适合投放电梯广告。“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快速获取注意力的广告元素是背景音乐,配音,和一些特殊音效。”她分析道,通常那些节奏明快且轻松娱乐的内容更抓人眼球。“由于时间短,应该集中放大产品的核心卖点,而不是所有卖点。做到短小精悍,又要快速建立情感沟通,与受众对话,与环境共生,避免广告资源浪费,这个非常重要。”

但这也是为什么,不少电梯广告显得浮夸而聒噪。

很多人大概还记得去年夏天被电梯间里循环大喊的“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上Boss直聘!”支配的恐惧,以及躲不过今年“铂爵旅拍!想去哪拍就去哪拍!”的轰炸。
铂爵旅拍的电梯外广告 图片来源:网络

铂爵旅拍的电梯外广告 图片来源:网络

而这类用于电梯投放的品牌广告创意逻辑,也不外乎是故意用这种惹人厌烦的洗脑方式来强行占领用户心智——简单重复、高频播放,尽管会有争议,但达到的现阶段目的是让消费者知道“自己是谁”。

什么决定了电梯广告的未来?

然而在眼下,电梯广告两位数的高增长,似乎难以持续。

根据CTR媒介智讯的调查显示,今年2月传统户外媒体广告花费同比下降20.3%。其中电梯电视的同比增幅仅为1%,电梯海报为3%。“虽然广告商意识到户外媒体在其营销策略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这类渠道在经过了快速发展后,来自于多方面的增长阻力也正在形成。”报告称。

就连电梯广告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分众传媒,业绩也下滑得厉害:7月29日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分众传媒营业收入57.17亿元,同比下降19.5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76亿元,同比下降76.82%。

有一种说法是,电梯广告行业是国内互联网经济的晴雨表。

可以说,分众传媒伴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吃到了红利——你一定见过近年来美团、饿了么、优信二手车、瓜子二手车、猎聘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在电梯里轮番轰炸的景象。分众传媒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提到,其客户结构中互联网新经济的占比为40%-50%。

但随着整个经济大环境变化,原本军备竞赛般大量投放广告的互联网公司,也拿不出更多钱来给电梯媒体了。

根据华创证券的报告,分众传媒广告主来源结构中,互联网公司的营收占比从2014年的32.06%,下滑至2018年19.82%。

在广告主大幅削减营销预算的环境下,把有限的预算投在哪,是广告主需要精打细算的。而它们开始越来越看重的是投资回报率(ROI),在投放方面也越来越看重精准度和实际转化。

而这对于传统的电梯媒体来说是最大的问题所在——电梯广告通常是品牌广告而非效果广告,并且具体的转化难以测量。换句话说,你无法指望传统的电梯广告“带货”并用精确的数字来衡量和验证。

“电梯广告和线上广告的媒体属性存在本质差异,”顾家家居市场部告诉界面新闻,“电梯广告存在重复关注、客群精准、封闭空间关注力、受众到达率高等优势,适合做品牌投放。但线上广告适合以促销类等利益点吸引眼球,更适合做效果类投放。”

于是作为传统媒介的电梯媒体开始和科技公司合作。阿里巴巴在2018年战略投资了分众150亿;而新潮传媒也在2018年得到了百度领投21亿元,以及2019年京东10亿元的战略投资——为的都是能够对传统的电梯广告进行数字化升级,借助科技公司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让电梯屏成为“智能终端”,实现程序化、更精准的投放。

不过目前一切还刚开始。“阿里云的推送、数据回流、数据中台的对接,目前都是模型的接通,”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江南春在2018年的业绩会上说,“真的要让大量的广告都用上,我们今年才算刚刚开始。”而它的投放效果以及广告主是否买单,还需要经过进一步验证了。

辉山乳业失意2年后,伊利或将以15亿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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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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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 | 赵晓娟,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8月12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一幢写有“辉山乳业”四个红字的几十层高楼已经失去两年前的熙攘,只有入口上方的显示屏不停滚动着辉山旗下的各类产品,包括已经在市场销声匿迹的奶粉产品。

如果不是几个保安虎视眈眈,多数人把这雅雀无声的大堂视为无人办公的场所。

辉山乳业失意2年后,伊利或将以15亿入主

工作日的辉山乳业大厦已无昔日的熙攘。摄影:赵晓娟

但是最近半个月,这幢楼里正在酝酿一场重大投资方案——在国内排名第一的乳企伊利或将以15亿资金入主辉山乳业,成为其新的重组方,接手整个辉山,包含其欠下的巨额债务。

界面新闻独家获得的文件显示,一份由“辽宁辉山乳业集团系列公司管理人”在7月26日下发的文件称,根据《辉山乳业集团系列企业重组方评审方案》,7月24日管理人组织召开本案重组方遴选第二轮评审会议,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公司(伊利控股的子公司)提交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辉山乳业集团系列企业重整的投资方案》(下称“投资方案”)。

经评审委员会第二轮评审会议讨论决定优然牧业作为本案重组方,并开始向债权人征求意见,以修改和完善《投资方案》。

辉山乳业失意2年后,伊利或将以15亿入主

管理人下发的征求意见的文件。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界面新闻独家获得的《投资方案》要点包含,伊利作为重组方,拟投资15亿获得新辉山公司67%的股权。

辉山乳业失意2年后,伊利或将以15亿入主

伊利入主辉山的投资要点。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新公司架构为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普通合伙人)、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战略合作伙伴(出资99%,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与转股债权人共同持有新辉山公司股权(33%)。

方案同时提到未来规划,“未来拟通过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在香港上市后,由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其股份为对价收购转股债权人持有的新辉山公司股份,通过二级市场转让的方式实现退出”。

这和乳业资深分析师宋亮猜测的结果不一样。他此前向界面新闻分析,辉山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巨额债务。基于债务太高这一点,整体打包出售可能没人接盘,应该以拆分出售的形式去偿还债务。

但辉山今年的效益有所好转,因为在中国奶牛存栏量下降的大背景下,生牛乳价格有所上涨,这对于拥有众多上游牧场资源的辉山来讲是个利好,辉山原奶产品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纵观整个乳业行业,各大乳企巨头都在收购甚至争抢优质奶源,而辉山的奶牛养殖主要集中在辽宁省沈阳、锦州、阜新、抚顺、铁岭等地,拥有近20万头奶牛和81座规模化自营牧场。在辉山乳业的官网上,这些“位于北纬40-47度之间”的自营牧场在国际公认的中温带季风气候优质奶牛饲养带上。

这些牧场之于伊利,就如现代牧业之于蒙牛一样,让伊利在上游原奶资源优势大增。

如果没有2年前的崩盘,辉山乳业仍然是全国拥有牧场数量最多的原奶企业,而且缔造者杨凯也稳坐沈阳首富之位。

出生于1958年的杨凯在2017年之前颇为神秘。公开资料显示,杨凯早期创业始于1992年,进入一家美国投资公司成立的粮食制品公司——沈阳隆迪粮食制品有限公司,2002年1月,杨凯成立沈阳隆迪食品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裁。10年后,2012年该公司更名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辉山乳业作为东北最大的液态奶生产企业在香港上市。

辉山乳业失意2年后,伊利或将以15亿入主

辉山在香港上市。右二为杨凯,右一为葛坤。图片来自网络。

可以说,杨凯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蜕变,也让辉山乳业从原先的食品公司变为一家覆盖全产业链的乳制品公司,业务涉及草料种植、奶牛养殖、液态奶和奶粉的生产及销售。

这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是,隆迪食品公司入主当时隶属于沈阳农垦总公司的辉山乳业,彼时隆迪食品的另一个竞争对手是新希望集团,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杨凯所代表的隆迪食品能竞购得辉山乳业的控制权,在于政府对杨凯入主辉山乳业的未来看好。尽管杨凯的发迹颇具神秘色彩,他提出全产业链发展的主张相当具有前瞻性。

杨凯在2016年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将自己成功归因于“得奶源者得天下”的眼光。

的确,辉山乳业恰逢其时,尤其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自营牧场模式、拥有奶源优势的辉山开始提速,扩大了建造牧场和乳品加工厂。至2013年IPO之后,辉山乳业的业绩一路向上。

根据历年财报,2013年、2014年、2015年的三个财年末以及截至2016年9月30日的半年,辉山乳业的总营业收入分别为50.94亿元、57.13亿元、63.98亿元、34.42亿元,实现净利润12.49亿元、8.77亿元、6.62亿元、6.18亿元。

直到2016年12月16日和19日,美国做空机构浑水公司接连发布了两个做空辉山乳业的报告,称该公司至少从2014年开始发布虚假财务报表、夸大其资产价值及负债颇多,因此,该公司估值实际接近零。

2017年3月24日上午11点左右,辉山乳业股价在毫无征兆情况下突然跳水大跌,盘中最大跌幅90.71%,创下辉山乳业史上最大跌幅,受此影响,辉山乳业实际控制人杨凯、葛坤,一天之内财富额蒸发209亿元;与之一起“蒸发”的还有葛坤,葛坤为杨凯早期创业的合作伙伴,在辉山乳业担任执行董事、负责财务的高级副总裁,至今处于失联状态。

也有分析称,3月24日,一则大股东挪用30亿元资金投资房地产的消息导致辉山股价崩盘。3月31日,辉山乳业债务危机爆发。

尽管杨凯随后在资本市场多次套现数亿元,但对股价和辉山的百亿债务于事无补。

界面新闻获得的一份时间为2017年8月的辉山重组资料显示,仅金融类债权就高达380亿元,偿债难度十分巨大。此后2年间,辉山不再属于杨凯,开始进入漫长的重组阶段。

辉山乳业失意2年后,伊利或将以15亿入主

超市货架上辉山鲜博士巴士杀菌奶。

纵然辉山大楼仍在,但辉山乳业品牌在众多债权人的眼中早已坍塌。

2018年5月1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沈阳中院”)已依法受理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一百零八家企业(下称“辉山乳业集团系列企业”)重整案,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辉山乳业集团系列企业的管理人(下称“管理人”)。

管理人发布了招募重整重组方的公告,并对意向重组方提出了3条要求: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机构;具备管理大型企业集团的能力并且拥有并购整合经验,能在约定时间内支付辉山乳业集团系列企业重整计划规定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以及其他偿债资金,并有足够资金支持辉山乳业集团系列企业重整后的生产运营;在农业、畜牧业、乳制品行业有相关经验或上市公司优先。

与此同时,2018年7月3日,沈阳中院决定辉山乳业集团系列企业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今年2月8日,辉山乳业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内地管理层向管理人提交一份重组计划,将83家中国附属公司资产从集团剥离出来,注入到新成立的公司。83家中国附属公司的负债将以现金还款、债务展期、债转股(新公司的股份)等方式偿还。上述国内重组计划目前是一份草案,可能会受到修改。

8月12日,界面新闻获得的上述投资要点便是最新的重组方案内容,在辉山乳业大厦,一名管理人成员也向界面新闻确认了伊利该项投资方案,并强调“目前基本确定了是伊利,只是部分债权人不认同还款细则,方案可能还需要伊利和债券委员会磋商”。

该方案给出债权人偿债方案令近2000名债权人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方案显示,债权人因优先级不同将在不同时间段获得偿还。例如职工债权将在重整计划批准一年内还清,而经营类普通债权人,将面临漫长的还款日期,具体还款方案是“每家债权人超出50万元以上部分,经营类普通债权人可选择自新公司成立之日起前三年现金清偿20%,并放弃对主债务人、担保人追偿或选择将债权转为新辉山公司股权或自行组合搭配”。

但还款方案时间跨度以及债权人所占股权份额太低,是目前债权人不同意通过该方案的主要原因。

亓志民是不认同该方案的经营类普通债权人之一,他经营的林甸县昌盛饲草经销处自2016年与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饲草供应合同,向辉山乳业指定的牧场供应羊草,单价每吨1100元,账期为3个月。

他向界面新闻提供的供应单据显示,亓志民的公司在合同期内先后向辉山乳业14个牧场提供草料9681.34吨,欠款金额1064.9万元。

辉山乳业失意2年后,伊利或将以15亿入主

债权人2016年于辉山乳业的供应清单。

在欠款之外,亓志民与辉山乳业合作期间,还因被辉山施压,以公司营业证照和资质帮辉山担保向银行贷款,获得贷款后,资金由辉山乳业方面使用。

辉山331危机爆发后,无法向银行悉数还款时,亓志民的公司要为此背锅。“现在吉林银行沈阳分行起诉我,我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连高铁都无法乘坐,从大庆去一次沈阳要坐绿皮火车。”

亓志民已经收到沈阳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他将于9月应诉来自吉林银行沈阳分行的起诉,原告在诉讼请求中称,请求被告一(林甸县志民饲草经销处,实际控制人为亓志民)偿还编号为吉林银行沈阳分行2016年保理字第021号《有追索权(回购型)保理业务协议》项下所欠融资本金4990万元人民币及暂记至2019年5月20日利息882.3万元,共计5872万元。

“我被逼得没办法了。”让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辉山的牛场、牧场还在运转,经营现金流为什么不能给他们还债。

对于乳业而言,奶粉业务往往是多元化的方向之一,IPO前,辉山开始造奶粉。

2013年1月,辉山进入奶粉市场,先后推出玛瑞系列(又称“金皇后”)、初品、星恩等不同定位的奶粉产品,并以其特有的娟珊牛奶源为卖点。

如今,这些奶粉产品在市场上已经难觅其踪。

8月11日,沈阳家乐福奶粉销售区销售员称,前两年还有人来咨询辉山奶粉有没有货,今年都没有人问了,辉山奶粉至少在一年前就不在家乐福售卖了。

另一家沈阳孕婴童店主则在上个月终于卖掉了自己积压的玛瑞奶粉,她告诉界面新闻,现在全沈阳都找不到辉山奶粉了,包括老年奶粉。

一名奶粉行业高管向界面新闻分析,业内均已知晓辉山奶粉业务停滞的消息。做奶粉涉及到经销商、分销商、门店等众多环节,如果没有持续性的资金链很难做下去。因为奶粉一旦启动销售,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经销商到门店都要花费巨大精力去推广产品、维系客户,如果厂家的品牌形象坍塌,“全国的经销商应该都知道辉山的资金链断裂了,谁还敢替他们卖奶粉?”

辉山奶粉停滞,但乳业经营还在继续运转。

“如果不是出事儿了,辉山可能是我打算干一辈子的企业。”2017年从辉山乳业离职的一名员工说,她现在仍然在喝辉山的“鲜博士”——辉山一款最为经典的巴氏杀菌奶(鲜牛乳)产品,该产品以价格便宜、新鲜、保留营养成分低等特点在当地吸引了不少家庭消费者。

“毕竟在那儿工作过,是实打实看到工厂的生产线,牛是自己养的,草是自己种植的,整个步骤都是全产业链,尤其是鲜博士那个产品,家里人如果喝牛奶现在也还是选择那个产品”。

辉山乳业失意2年后,伊利或将以15亿入主

印着辉山酸奶广告的货车,从辉山沈北新区工厂开出。摄影:赵晓娟

界面新闻走访沈阳家乐福、沃尔玛、奶站等渠道发现,辉山的鲜博士(袋装、盒装、瓶装)在超市有大面积的陈列区域,酸奶产品还在推新,将之前的“十天”升级为“0+”,并在超市以促销、买赠活动吸引了本地消费者购买。一名奶站(专门进行奶制品批发和零售的渠道)工作人员称,辉山的鲜奶价格低(袋装批发2.2元,零售2.3-2.5元),走量也比较大,但是常温奶,辉山就干不过蒙牛、伊利了。

2017年之前,辉山在东北的市场占有率在20%以上,为当地市场之首,其中低温酸奶市占率为33%,而巴氏奶的市占率更是达到了39.5%。

界面新闻获取的一份“贸易债权人、重组人和管理人”的会议纪要显示,辉山现年产原料奶70万吨,按均价3600元(1吨)计算,收入也有25亿。

这暂未恢复到2017年流动性危机爆发以前的经营水准。

8月12日,界面新闻走访辉山位于沈阳沈北新区的工厂,写有辉山酸奶字样的货车进出工厂大门,在成品发货广场停着几辆厢式大货车,这里看起来正常运营。

2017年下半年重新给辉山供应饲草的经销商亓志民告诉界面新闻,自己给辉山送饲草的量逐步减少,至2018年再未合作。

上市倒计时:乔丹体育寻求“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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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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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 | 罗盈盈,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乔丹体育已经不再“辩解”,对于那场与迈克尔·乔丹之间旷日持久的商标争议案,这家即将20岁的中国运动品牌变得坦然。

2019年8月,乔丹体育品牌高级总监林佑勳面对界面新闻等媒体时说道,“未来,我们要走一个专业化正规化的品牌经营道路,正正当当,不暧昧,不去打擦边球。”

在态度转变的背后,2019年夏天的乔丹体育,正处于IPO进程的关键节点。据中国证监会官网信息,2019年4月,乔丹体育登陆上交所主板的上市申请通过初审,继2011年之后再度完成“过会”。

一位从事IPO证券法律业务的律师向界面新闻表示,目前乔丹体育处于正常的排队状态,若进展顺利,过会后约6个月会拿到证监会批文,然后券商将启动发行流程。这意味着,乔丹体育有望在2019年底或2020年初登陆A股市场。

但“过会”不等于十拿九稳,乔丹体育自然理解其中的变数——2012年,这家本土品牌曾接近成为第一家登陆A股的中国体育用品企业,但上市前夕因迈克尔·乔丹的一纸诉状而遭到终止。

这一次,乔丹体育不想再错过迟到7年的上市。

一个代价高昂的“擦边球”

福建晋江街头巷尾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鞋厂,成立于1984年的福建省晋江陈埭溪边日用品二厂,正是乔丹体育的前身,它与安踏、特步一样来自这个中国运动品牌之乡。

1990年代开始,品牌意识增强的晋江鞋厂掀起改名潮——“三兴”变为“特步”,“别克”更名为361度,“求质”变成“安踏”,2000年,晋江陈埭溪边日用品二厂被更名为“乔丹体育”。

乔丹公司更名那一年,大洋彼岸的迈克尔·乔丹已经赢得6枚NBA总冠军戒指,是篮球乃至体育界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乔丹体育注册“乔丹”系列商标时是否存在搭便车的意图,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在这趟便车的帮助下,不了解情况的消费者将其当成一家有外资背景、与飞人乔丹有关联的企业,这是乔丹体育希望看到的局面。

改名仅两年,乔丹体育的销售额便突破人民币1亿元。2008至2010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1.58亿元、23.16亿元和29.27亿元,业绩增速可观。2010年,其销售额位居本土运动品牌第6位,排在李宁、安踏、特步、361度和匹克之后。

国内运动品牌的上市潮源于2007年,安踏成功拥抱资本,之后的三四年间,特步、361度、匹克等品牌相继成功登陆港股。

业绩向好的乔丹体育不例外——2011上半年,乔丹体育营收达到创纪录的17亿元,净利润高达2.8亿元,同年11月,乔丹体育IPO申请成功“过会”,只差拿到证监会最终批文。

当时,公司计划2012年3月登陆上交所,发行新股1.13亿股,募集10.64亿元。若能成功上市,乔丹体育应是“A股体育品牌第一股”。

然而,就在上市的冲刺阶段,沉默已久的“飞人”迈克尔·乔丹看准时机,一纸诉状将乔丹体育告上法庭,控诉后者侵害商标权和姓名权。篮球之神的指控如同一记精准“盖帽”——由于涉及重大诉讼,乔丹体育IPO进程就此搁浅。

上市倒计时:乔丹体育寻求“重生”

旷日持久的商标争议案

从那时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拉开帷幕。

2012年,迈克尔·乔丹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撤销乔丹体育的78个相关注册商标。第一仗,美国人吞下苦果,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维持乔丹体育的一系列商标注册。

迈克尔·乔丹自然对判决不服,随后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初,法院一审又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两度受挫之后,迈克尔·乔丹继续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5月,二审再遭败诉。

2016年4月,商标权纠纷案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整个庭审持续了四小时之久,“乔丹”商标是否与迈克尔·乔丹相对应,成为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

乔丹公司声称:“我们提交了相关证据说明中国有4200多位乔丹。乔丹也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字号中,通过中国组织代码机构查询,中国企业字号里带乔丹的企业有上百家,乔丹被广泛应用在企业字号中。”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乔丹体育注册的78个商标中,涉及姓名“乔丹”的3个商标确认违反商标法规定,予以撤销。不过,这些违规商标均是周边其他类商品的防御性商标。

相反,乔丹体育在主营业务上使用的4个最主要商标,都在最高法的判决中得到维持。乔丹体育亦在事后声明,公司目前使用的商标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从法院判决来看,乔丹体育是这场官司的赢家,但商业世界里,未能躲过输家的命运——被视为山寨者的乔丹体育,击垮了自身长期塑造起来的品牌形象。

迈克尔·乔丹未能收获胜利,但他的目标已经达到。反复的起诉、败诉和上诉,“飞人”一次次明确告诉消费者:乔丹体育和迈克尔·乔丹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乔丹体育和Air Jordan在消费群上不具有直接的竞争,但在信息社会下消费者有知情权,宣判结果多多少少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关键之道CEO、体育产业专家张庆解释称。

除了丧失继续搭便车的便利,上市急刹车是这场官司留给乔丹体育的最大痛点。即便守住4个最重要的商标,但乔丹体育失去宝贵的7年,错过最佳的上市时机。

这是一个代价过于高昂的擦边球。

迟到的IPO撞上风口

商标拉锯战落幕一年之后,乔丹体育又低调现身IPO的申请名单,再谋上市。2017年11月,证监会公布《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程及申请企业情况》,乔丹体育赫然在列。

经过近两年等待,2019年4月4日,乔丹体育上市流程获实质进展。从中国证监会网站可见,受理首发及发行存托凭证企业已过会15家,乔丹体育时隔多年再次通过审查。

“过会是发行审核委员会批准,还要证监会发正式批文,约等待6个月。拿到批文,公司和券商开始走上市流程,包括询价定价、找投资人、路演等,”一名从事IPO业务的律师向界面新闻说道,“我碰到最快的案例是拿到批文后半个月上市。”

在此之前,乔丹体育还要面临多重考验。

招股书需要披露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有待审核。另外,核准发行前,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还要报送发行承销方案。审核程序结束后,发行监管部将根据审核情况起草持续监管意见书。

“从目前的情况看,乔丹体育处于正常的排队状态,暂未发现不利事件,但不排除意外情况的出现,”律师说道。上一次IPO中断正是由于商标纠纷,乔丹体育此次更加谨慎低调,过会后从未公开谈论上市事宜。

根据规定,企业拿到批文后6个月内必须申请发行股票,超时需要重新审核。这意味着,如果乔丹体育的上市进程顺利,将在今年10月之前拿到批文,并最迟在2020年一季度登陆A股市场。

2010年以前,李宁、安踏、特步和361度等运动品牌相继成功IPO,而“A股体育品牌第一股”的头衔则被贵人鸟夺走。在外界看来,乔丹体育已经错过上市的最好时机。

过去多年,在资本的助力下,本土头牌安踏体育年营收突破人民币240亿元。目前,港股上市的安踏市值达到约1565亿港元,在全球运动用品行业仅次于耐克和阿迪达斯,位居第三名。

李宁同样业绩回暖,2018财年营收同比增长18.45%至105.11亿元,净利润增长39%至7.15亿元,实现营收破百亿的目标。中国李宁时尚系列帮助品牌焕新,持续飘红的股价已经达到9年来的新高。

此外,特步和361度的年营收体量亦突破人民币50亿元,稳居本土品牌二线行列。

相较之下,乔丹体育上市延缓,使其在品牌、产品和渠道等改造上落后同行,市场竞争地位变得尴尬。当头部品牌的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乔丹体育迎头赶上需要付出更多代价。

尽管乔丹体育在资本市场“掉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业界认为,这家本土企业依然有望吸引资本关注。

就在乔丹体育和迈克尔·乔丹打官司时,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的发布让体育产业站在风口。体育用品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细分领域,市场迎来爆发,是所有人都预见到的必然。

今年是“46号文”颁布的第五年,体育被国家当做一个重要的产业政策,释放各种利好。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近两年表面看似有所降温,其实资本一直蠢蠢欲动,因为他们暂时找不到成规模、有很好盈利性的投资标的。”

运动用品行业并非体育产业最核心的领域,属于外围业务,体育竞赛表演才是产业核心。但就中国市场的情况,由于运动用品行业的体量最大,盈利能力最强,因此备受资本市场的关注。

苏宁体育的常务副总裁王冬透露:“中国目前2.4万亿的体育产业规模,占八成是体育用品消费。”

作为A股体育品牌第一股,贵人鸟虽抢走乔丹体育在国内主板的上市地位,但这家本土品牌过得并不如意。

贵人鸟上市后一直尝试多元化发展,从传统运动鞋服行业延伸至体育游戏、保险、零售、电商、竞彩等领域。然而,多元化转型使其利润加速下滑,市值已缩水至不足巅峰时的1/10。据2018年财报,公司净亏损6.93亿元。

在A股缺乏优质体育投资标的的情况下,乔丹体育的上市或能成为焦点。

在张庆看来,乔丹品牌影响力不及安踏和李宁等本土大牌,但作为二级梯队的一员,“乔丹体育在一些区域市场做得挺扎实,盈利能力还不错,现金流也很好,在这样的背景下,登陆市场有机会获得回报。”

如何摆脱山寨名号

2017年,是迈克尔·乔丹与耐克的Jordan品牌进入中国市场20周年纪念,之后,Jordan品牌开启了连续开店模式。

有意思的是,2019年8月,Jordan品牌的福建首家品牌旗舰店终于开张——这家位于厦门万象城的Jordan新店,距离乔丹体育厦门总部仅10公里路程。

2019财年,Jordan品牌在中国收获高双位数的营收增长,这家愈发火爆的美国品牌如今一脚踏入乔丹体育的地盘。有网友调侃道,“这是在宣战吗?”

一直以来,网络上针对商标纠纷的讨论中,更多消费者倾向于支持迈克尔·乔丹的维权行为,并将乔丹体育的做法视为“山寨”,品牌层面遭到较多负面评价。

实际上,乔丹公司比任何人都清楚市场形势: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重新获得市场认可——商标案件获得大面积胜利,不能等同于消费者的认知和感受,因此乔丹体育的品牌重塑是必然选择。

乔丹体育品牌高级总监林佑勳向界面新闻透露,品牌重塑的相关工作已经逐步展开,2020年是品牌建设最重要的一年,外界将看到更多动作。

当前,部分乔丹体育的店铺形象已经发生改变,“乔丹体育”字样有所缩小,还出现“QDSPORTS”或“BREYOUND YOURSELF”等全新字样。

产品设计方面,品牌标识“打篮球的男人”亦不再显眼。取而代之的是,部分服装的外观标识变更为“BUN+”、“TEAM”、“SHOT”、 “YOUTH”等系列字样,仅在领口或衣袖初标有争议商标。

除了变更店铺形象和产品之外,乔丹体育还频频赞助体育大赛,利用赛事平台传递品牌形象。不过,由于中超、CBA、国家队等商业价值较高的资源被大牌瓜分完毕,乔丹体育在营销领域分到的杯羹有限。

乔丹体育目前是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FISU)官方赞助商,同时是第25-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的装备赞助商。

2017年,乔丹体育以8000万元现金及装备赞助,成为第十三届天津全运会的官方赞助商。全运会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今非昔比,但在摆脱官司泥潭后,乔丹迫切需要一切机会来挽回市场信心。

上市倒计时:乔丹体育寻求“重生”

乔丹体育女性运动派对。图片来源:乔丹体育

8月3日,乔丹体育在上海上生新所办了一场女性运动派对,全新代言人唐艺昕助阵,粉蓝色的青春布景、绚丽的灯光设计和时尚的走秀活动,与以往品牌的老旧形象形成强烈对比,这家本土企业正在全力改变品牌气质。

由于形似飞人乔丹,“打篮球的男人”标识一直处在舆论争议的中心。从8月的品牌活动来看,这个图案以及“QIAODAN”字样依然无处不在,乔丹体育似乎没有彻底改变该商标的意思。

上市倒计时:乔丹体育寻求“重生”

乔丹体育争议商标

对此,张庆认为品牌重塑的动作越彻底越好,“实际上有品牌树立了一个正面例子,我们熟知的361度最早叫别克,也涉嫌商标问题,他立刻做了转换,动作比较早,为后来的发展破除了一些障碍。”

2018年6月,乔丹体育曾召开一场主题为“新征程百亿梦”的战略启动大会,董事长丁国雄将企业愿景描述为“成为广受认同的体育用品集团”。乔丹体育似乎已经想明白,过去的商标权之争并非全是坏事。

第二次冲击资本市场,若顺利上市,乔丹体育将有更多资金进行品牌和产品升级。这家本土企业距离摆脱山寨名号,实现品牌“重生”,还有多远?

最便捷的时代,最焦虑的劳动者:零工经济阴影下的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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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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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 | 罗广彦LGY ,编辑 | 黄月,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我们可能生活在有史以来最便利的时代。

仅仅20年前,要求选手只使用网络获得生活必需品的“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还曾被认为是一个艰难的考验,甚至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今天,如果有网络,我们能足不出户活到天荒地老,而且任何服务需要等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面对这种惊人的便利,互联网企业当仁不让地独领所有的功劳,接受大众的欢呼与资本的青睐,人们相信“互联网+”就是一台轰鸣作响的崭新引擎,不仅将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将把社会推向一个更便利快捷的未来。

然而,在现实中为大众提供服务的,终究是活生生的人。这些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与滴滴司机被称为“零工经济”中的“零工”,穿梭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源源不断地为日夜不眠的引擎提供燃料,维持互联网公司们的漂亮数据,也维持着我们便捷的生活体验。

零工经济:新希望还是即将破灭的神话?

最便捷的时代,最焦虑的劳动者:零工经济阴影下的你我他

《零工经济:传统职业的终结和工作的未来》
[美] 莎拉·凯斯勒 著  刘雁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年5月

在《零工经济:传统职业的终结和工作的未来》一书中,作者莎拉·凯斯勒(Sarah Kessler)将零工经济的思路总结为:高科技公司创建电子平台,将自身视作“调度员”,一旦出现可接的工作,就运用相应的手机应用软件分发给“零工”们。这种工作形式被许多企业家与媒体看成是“工作的未来”,因为零工经济看上去似乎“一举三得”。

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能够抛弃朝九晚五式的传统工作模式,不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工作,因而能够更弹性、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时间与工作量,成为所谓的“按需工作者”。

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零工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如Uber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会将注册司机们视为“合同工”,这意味着企业只是与司机们合作,两者之间并非正式的雇佣关系,企业由此能够免除劳动法规中对资方的要求,由于需要承担更少的人力成本,企业自然乐意拥抱这种工作形式。而国家也乐见其成,期待零工经济成为其解决失业问题的绝佳手段。

然而,通过对数个个案的追踪调查,凯斯勒尖锐地指出,零工经济绝没有当初媒体与企业们鼓吹得那么美妙。

她认为,尽管存在一些专业人士能够由此获得更高的自由度与收入,但大部分依靠零工的互联网企业一开始就建立在严重剥削工人的基础上。他们有意将许多低收入、低技能的劳动者美化为“微型企业家”,竭力打造和维持自身只是一个“平台”的身份,这样一来就能逃脱许多国家规定的公司应对员工履行的义务。

即使大部分“零工”实际上都是全职工作,即使这些所谓“微型企业家”无法享受包括社会保险、退休金与失业津贴等福利待遇,并可能随时被企业解雇,他们也无权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

与此同时,零工经济也有着让互联网企业们左右为难、但又无能为力的矛盾。

企业们希望树立优质服务的良好名声,以培养忠诚度高的客户,这势必要求为零工们提供培训以及设置明确的工作要求,而这又可能会引来有关零工们身份的诉讼——“合同工”理论上能够自主决定完成工作的方式,否则就应该被视作企业的正式员工。

而如果企业们将零工的身份转为正式员工,这也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风投资本正是由于这些企业具备“轻资产”的特性才为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正是依靠高额的补贴,企业们才能吸引零工的加入与消费者们的使用,迅速拓展商业版图。如果他们需要额外支付更多人力成本,投资人将会迅速撤离。

正如凯斯勒调查的一家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所承认的:“一旦它们将合同工转为正式员工,这种商业模式就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便利幻梦:被监控的劳动者与被转嫁的风险

相对于美国媒体与学者的怀疑,零工经济在中国还是一个广受热捧的概念,它似乎即将开启一个多方共赢的时代。

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使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者们得到了数以亿计的投资,也让中国城市的消费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Uber创始人兼前任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梦想的现代生活:“现代生活方式就是给我想要的,现在就给。”

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与滴滴司机为代表的零工们在大众舆论中成为“新贵”,他们既能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不受任何拘束,同时只要肯努力工作,就能挣得高额的收入。正如《快递员与你的关系,可能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一文以耸动的口吻宣称的:互联网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秩序,零工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够在收入与地位上超越那些光鲜体面的白领们,打破阶层的间隔。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李希如也曾表示,以网络平台型就业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吸纳了大批就业人员,提振了就业率。到目前为止,零工经济似乎是中国消费社会走进美妙未来的一扇关键之门。

但很快,媒体与学者们注意到,即使是在中国,零工经济的基础依然是对劳动者的剥削。

以快递员为例,大量快递员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更没有五险一金,需要经常长时间工作,缺乏最基本的福利待遇与劳动保护。社科院调研组的一项分析也显示,与大众的印象并不一致,快递员的收入并没有那么高,近六成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如果考虑到工作时长,快递员的工资也仅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

外卖骑手的收入略高一些,但如果要挣到足够高的收入,他们需要高强度、长时间地工作,并且需要足够幸运地不生病也不受伤——考虑到他们经常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迅速穿行,这的确需要足够的经验与运气——因为如果出现意外,没有任何安全网可以兜住他们。

尽管对零工缺乏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而为了建立品牌、维护好评和用户量,互联网企业试图通过严密的监控以规范零工工作场域中的行为。研究劳动社会学的学者梁萌将这种关系称为“强控制-弱契约”,她以互联网家政工为例指出,尽管家政工与企业之间是非正式的劳动关系,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企业对家政工劳动过程的控制更加严苛。

例如,企业能够更明确地规定劳动者与消费者沟通的方式与内容,利用手机应用程序严格控制劳动时间与劳动地点,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另外,用户也作为家政工劳动过程的监控者,通过星级评价系统与定期的反馈问卷,协助企业对家政工实施管理控制。

零工经济中普遍实行的“强控制-弱契约”模式搭配上严厉的惩罚措施,劳动者的确会在劳动过程中竭力遵照企业要求的标准,但这种始终笼罩在劳动过程中的压力也会从劳动者身上投射出去,对社会造成影响。

以外卖骑手为例,他们的争分夺秒与“戾气爆表”无疑让许多路人或消费者侧目,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骑手们需要严格遵照平台方苛刻的劳动控制,及时将外卖送到并得到消费者的五星好评,但同时他们又完全缺乏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平台方能够任意对其处以高额罚款,骑手们又无力就处罚合理与否与平台辩白讨论。

所以他们必须始终处于加速状态中,被监控与被罚款的压力转化为了对交通秩序的破坏、对部分消费者的恶意以及对其自身生命安全的威胁。

我们必须意识到,建立在零工经济基础上看似便捷的城市生活,实际上并不廉价。互联网企业通过逃避本应承担的人力支出与员工福利,拒绝保障劳动者的安全问题,将巨大的成本转嫁给社会,并以此编织出漂亮的故事与数据吸引风投资本的资金涌入,再向消费者提供高额的补贴。

低人力成本与高额补贴不仅让我们沉浸在他们许诺的便利幻梦中,更使得我们如资深IT从业者鲁节所说的那样“助推了私人财富的积累,并帮助建设了新形式的被剥削式就业”。

不稳定性:危机感充斥各行业各阶层

实际上,这种被剥削式的就业并非由零工们所独有,零工经济的兴盛只不过是当前全球劳动者不稳定劳动状况的缩影,日益削弱的社会福利与受企业家们赞美的高度灵活、弹性的雇佣方式,使劳动者们日益丧失议价能力,始终笼罩在不安全感中。

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了“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的概念描述当前劳动者的流动现况。他指出,由于近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对政府管制与工会力量的持续攻击,作为阶级的“不稳定的无产者”诞生了,他们以临时和短期的工作为生,收入不稳定,没有工作身份的认同感,缺乏社区的支持与国家的保护。

许多学者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不能被看成单独的阶级,并与斯坦丁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但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不稳定”(precarious)的状况确实在向全世界不同阶层的劳动者不断蔓延。

《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一书的编者姚建华与苏熠慧指出,在中国,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中,甚至还在继续恶化。

而即使原来被认为非常稳定的国有企业员工或是中产阶级劳动者,也都正滑向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中。他们总是担心自己能够随时被其他人取代,职业保障与社会福利逐渐被削减,并被要求进入更弹性与更灵活的工作模式。

或者说,不稳定性正在自下而上晃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或许也不例外。无论哪一个行业,危机感都充斥其中。从高校教育体制开始,以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为导向的训练让学生提前做好被雇佣的准备。

年轻人在正式求职之前,总要先在自己的简历上更新数个实习生经历,运用话术推销自己,竭力证明自己并非可取代的个体,即使实习生意味着聊胜于无的补助与短期或临时的工作。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前途与行业发展充满疑惑,暗自忖度在被裁员之前做好准备,或及早跳槽。

这也难怪不少自媒体能够不断“贩卖焦虑”,号召人们要有危机意识,时刻做好行业将会有根本性转型的准备。

德国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指出,我们现代人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一直在加速,加速意味着“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

今天的劳动要求更灵活与弹性的工时,也就意味着要求员工随时处于加速状态,以跟上企业的节奏。员工们一方面需要不断更新行业信息,被提醒为越来越快到来的未来转变做好准备,因为此时的经验与知识的保质期不断萎缩,否则就有被取代的危险;同时也被要求对工作有越来越快的响应速度,“马上处理”所能包容的时间长度越来越短。

由于缺乏职业共同体的对抗与国家的保护,企业可以伸出它的长手,借助互联网技术,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线,劳动者即使在休息时间也必须随时回到工作状态,一旦领导提出要求,他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给予响应。或者企业也可以直接将员工的工作时间拉长,996工作制就是最好的例子,员工休息时间被工作淹没,他们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

大众似乎已经服膺于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企业对员工的任意控制被视为高效管理的体现,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必要条件。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则被认为能够让员工们摆脱惰性、提高工作效率、锻炼自身适应能力。而对有尊严的工作环境、有国家法律保障的福利待遇以及职业共同体联结的追求,却被广泛贬低为养懒汉的“白左”思想。

这种所谓对效率的追求,的确带来了经济增长,催生了一大批市值亿万的独角兽企业。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一过程也生产出了惊人的不平等,以及时刻处于焦虑与愤怒的劳动者们。当我们享受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便捷生活时,或许也应时时想起茨威格的那句话:“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难以戒掉的泰勒宁:一片仅6元,戒断要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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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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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作者为陈鑫、李萱,编辑为刘海川,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即便药量增加到250片,泰勒宁也无法带给李宁东快感——长期滥用,他的欲望愈发难以满足。

连续咽下共计五、六十片泰勒宁后,李宁东开始呕吐,身体的机械感再次袭来,没等吐完,他又拆开一盒泰勒宁送入口中。

服用泰勒宁三年以来,李宁东从120斤瘦到了80斤,如今,这个身高182cm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微微佝偻着背,骨架清晰可见。

2019年7月,他因泰勒宁成瘾被家人送到680公里之外的北京,准备开始第二次住院戒断治疗。不过,李宁东并不是这家戒毒医院唯一的“回头客”。

这种笔盖头大小的白色药片不可逆转地侵蚀着一具具年轻的躯体。每一次,他们都下定决心不再复吸,但回到东北,当药物唾手可得时,在吃与不吃皆为痛苦的选择中,他们一次次盲从着药瘾。

2019年9月1日起,泰勒宁将重新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这意味着其之后只能在医院经医生开出特定处方后才能使用。他们能戒除药瘾吗?

他们吃药成瘾

21岁的黄思奇是北京高新戒毒医院泰勒宁成瘾住院时间最长的病人——近50天了,他仍未出院。

黄思奇第一次吃泰勒宁是18岁。出于好奇,他接下朋友递给他的两片白色药片。初次尝试,他感到愉悦,“心里变舒畅了,烦心事堵得慌的感觉消失了”。

泰勒宁,化学名为氨酚羟考酮,是一种复方制剂,其组分为5mg羟考酮和325mg对乙酰氨基酚。说明书显示,它适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中、重度急、慢性疼痛。

这种笔盖头大小的白色药片其中一面刻有“512”标记,因此在嗑药者中得名“512”或者“大片”。在黄思奇的微信朋友圈中,“512 ,困了累了来两粒”的宣传语时常可见。

《癌症疼痛诊疗上海专家共识(2017年版)》中指出,临床上1片泰勒宁含5mg盐酸羟考酮,相当于10.75-13.25mg吗啡,约等于6-9mg羟考酮。而泰勒宁不管是止痛效果还是戒断反应,均强于吗啡。

在中国,单方制剂盐酸羟考酮是半合成的纯阿片类受体激动药,作为麻醉类药品受到管制,但添加了对乙酰氨基酚的复方制剂仅作为普通处方药管理,一般药店就可以买到。

发表于2018年12月的论文《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引发相关药品监管的思考》指出,阿片类药物主要治疗急性疼痛和癌痛,反复使用可引起机体依赖和心理依赖。

黄思奇是把它作为兴奋剂长期滥用的。“开完车,汽车冒烟,头上都是烟,也顾不上危险,先拍照发朋友圈”。为了保持这种“上劲”感,黄思奇每隔几小时就吃一片,逐渐增量至10片/天。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副会长张锐敏告诉界面新闻,阿片类药物除了镇痛和产生欣快感外,还会令人忘记烦恼、缓解压力、逃避现实,近年来受到许多药物滥用者的“青睐”。

李宁东同样从泰勒宁中寻找刺激感。“别人给我一巴掌我都不会往心里去,老虎变哈士奇,吃完了之后伤心难过的感觉特别少。”

在沈阳一所高校读大四的李宁东是多重药物滥用者。15岁起,他先后从小儿联邦止咳水,换到曲马多,偶尔换换口味时会用国外流行的“神仙水”兑碳酸饮料喝。家中无人时,李宁东则更大胆地吸冰毒和海洛因。

所有他接触过的药物中,泰勒宁以“容易购买、携带方便”成为李宁东最常吃的一种。他将泰勒宁当做一日三餐,一次吃十板以上,最高日用量250片。

说明书显示,泰勒宁常规剂量为每6小时服用1片,即每天不超过4片。但“泰勒宁太好买了,不是一般的好买,即使被警察抓到都没关系。”李宁东说。

长期混迹于夜场和药贩之中,李宁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购药网络。泰勒宁市场价为60元/盒(10片),李宁东总是以较低的价格拿到药物。

泰勒宁1998年进入中国,上市之初曾划为列管药物,但在2004年以后被调整为普通处方药。药品监管方对这一调整的解释为“为满足广大疼痛患者对镇痛治疗的医疗需求”。

“普方”让泰勒宁逐渐成为药物成瘾者的“新宠”。北京高新戒毒医院对该院207例泰勒宁药物成瘾者的调查发现,非医源性患者占比95%,且所有患者的泰勒宁购买途径均为药店。

29岁的成瘾者高磊说,泰勒宁只有固定的几个药店才有,“你得认识人,要不人家不敢卖给你。”

当然,这种局面将成为历史。8月6日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公告称,“将含羟考酮复方制剂等品种列入精神药品管理”,该公告从2019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泰勒宁即落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之后只能在医院经医生开出特定处方后才能使用。

张锐敏告诉界面新闻,第二类精神药品只能由具有处方权的医师开具,且门诊处方每次不得超过一周量。

“以前作为普通处方的药,可以从药店拿药。调整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后,医生在开药方面会有很多限制,不是本专业领域的医生一般不会涉及,或者说不会推荐这类药品。” 北京市高新医院戒毒科主任徐杰对界面新闻说。

漫漫戒断路

在徐杰看来,走错路的药物成瘾者,也是受害者,是病人。

对于戒药者来说,复吸是常见难题。李宁东的自行戒断仅维持了一天。2019年除夕,李宁东和朋友去山东旅游,他出发前买了十板泰勒宁,这是他平日一天的药量。他希望借助外部条件,顺利熬过接下来的日子,但第二天他“难受得哪儿也没去,直接回到沈阳”。

服用泰勒宁一年后,父母在他床边发现了泰勒宁的药盒,起初并未有太大反应。“我们那儿的人,都知道这个药是什么。”但得知他大量吃药之后,父母直接送他去了戒毒医院。

尽管泰勒宁仅为普通处方药,但李宁东描述泰勒宁戒断的感觉与海洛因相似,“浑身疼,偶尔还抽一下,就关节自己还咔嚓动一下。”“像这样一个动作,我保持不了3秒钟。” 他架起双臂说。

在美沙酮的替代治疗下,滥用泰勒宁3年的高磊起初并未感到不适。强烈的戒断反应发生在停药之后,他开始全身冒虚汗,手脚烫,浑身疼。“第一次最难受,4天4宿没睡觉,脑袋像生锈了一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临床上,泰勒宁作为镇痛药具有起效快、镇痛时间长、不良反应少、使用成本低、易获得性等优势,被疼痛患者广泛应用。

解放军总医院2009年发表的《我院复方镇痛药氨酚羟考酮的临床应用分析》一文指出,2011年北京某三甲医院门诊1—4月泰勒宁处方情况显示:该院处方泰勒宁1465次,处方泰勒宁数量居于前3位的科室分别是:急诊科(24.8%)、疼痛科(20.1%)、肿瘤内科(8%)。

这让止痛成为黄思奇复吸的正当理由。采访中,黄思奇穿了一套卡其色的冰丝睡衣,长时间瘫在椅子上,保持脖子靠着椅背。他左右转动脖子,偶尔伸直脊背,调整各种角度减缓颈椎的疼痛。

这是一次飙车引起的车祸造成的伤害。为了缓解脊椎第七节断裂的疼痛,黄思奇吃下泰勒宁。对于这次复吸,黄思奇并未有任何负罪感,“不吃的话,疼痛会让我无法正常生活。”

心理医生路艳华曾经陪同黄思奇去北京某三甲医院咨询颈椎治疗。主治医生得知黄思奇吃泰勒宁缓解疼痛时,怒斥路艳华:“哪个医生给他开的药?他这么年轻,怎么可以吃泰勒宁?那是癌症晚期的人才用的。”

2019年6月22日,黄思奇随父母自驾7小时从辽宁来到北京,开始第二次戒断治疗。第二天是他的21岁生日,没有家人朋友为他庆祝。40多天以来,他见证着3楼强制戒毒病房从鼎盛时的10余人减少为5人,病友们来了又去。“我觉得他们(父母)把我扔在这儿了。”他说。

李宁东认为嗑药、吸毒都是环境造成的,“这次来戒毒医院还是想戒掉,我准备在这儿呆俩月,然后去康复中心继续戒断。”

只要喝上美沙酮,李宁东就觉得自己与正常人一样,但回到沈阳不出一周,他便复吸。在那个药房都能买到泰勒宁的环境里,朋友聚会时来几粒“大片”几乎是必备项目。李宁东吃了三片后并无明显感觉,便继续增加量。

张锐敏将药物滥用者归为同一种亚文化群体,“群体中如果有一个人找到某种感觉,除了自己追求外,还会把这种感觉分享给周围的人,加上药物的可获得性高,药物成瘾者回到熟悉的环境中仍面临诸多诱惑。”

高磊把复吸同样归为“熟悉的环境”所致。停药半个月后,他偶然路过过去常常光顾的药店,他想“吃一板儿又不会上瘾”,便走了进去。

复吸念头乍现时,戒断时4天4宿无法入眠的疲惫与疼痛消失殆尽,他只记得泰勒宁带来的欣快感。

药店五六十岁的店员与高磊因泰勒宁相熟多年,她们劝他:“你这好不容易戒了,别吃,你下次来我都不卖给你。”但面对高磊购药的执着,身为打工者的店员感到无能为力。

吃完一板后,高磊并没有找回最初的兴奋感。隔了三四天,他试图“再吃一板”寻求刺激,于是再度跌入泰勒宁滥用成瘾的深渊。

“所有令人成瘾的东西,忘记是不可能的,跟他讲如何控制也没用。他们缺少规范的戒断训练。”张锐敏表示,若要解决药物可获得性的问题,需要教育成瘾者遇到类似情况如何回避,回避不了时如何应对等。

 “我的生活其实可以很美好——如果没有这个药。”接触泰勒宁前,高磊从事销售工作,最多的时候月入4、5万元。他有自己的团队,也受到公司领导的重视。

“其实我挺恨这个药的。”一盒泰勒宁60元,每日花费七八百元,高磊吃了三年,也吃掉了家里的两套房子。不过,他的日用药量正逐渐减小,从第一次住院时的50-60片/天,减为第二次住院时的30-40片,第三次住院时,他近一周日用量为12片。

据张锐敏介绍,药物成瘾治疗是一种慢性、复发、复杂的大脑疾病。脱毒治疗仅为第一阶段,主要解决躯体上的相关症状,一般在3个月之间搞定;其次是康复治疗,即在不适用药物的情况下,对心理行为进行控制;最后是社会适应。

“通常全部治疗过程长达1.5-2年,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张锐敏称。

“其实也不能说恨这个药,没有人去强迫你,其实只能恨自己,因为你自己不能戒,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高磊希望这次能彻底戒断,然后跟相处两年的对象结婚,“不然对谁也不负责任”。

被医院困住的生活

戒毒医院的病房分为传统毒品区与合成毒品区,但在病人眼里,两者最主要的差别是“自愿与强制”。

所有病人被限制出行,其中一部分病人甚至不准使用手机。大部分时间,他们游荡在病区走廊,走进任意一间病房去找病友聊天,最常见的话题是——“你什么时候出院?”

作为泰勒宁治疗时间最长的病人,黄思奇熟知医院的大小设施,并且在医院里体现了诸多“特权”。他将电脑连上音响与电视,打开酷狗音乐播放器,从抽屉里取出麦克风,心理咨询室便成为KTV包间,这是病房区少有的娱乐活动。

此外,黄思奇被默许可以使用QQ。他通常只和女朋友以及朋友聊天,但聊一会儿就下了,“天天聊,我聊不够,但是她会聊够的。”

在路艳华看来,黄思奇是一个极度要强的人,“即使非常想念女友和家人,他也希望让对方觉得,他的感情是被施舍来的。”黄思奇从来不看感情片,但很多次跟心理老师沟通时,他都会哭得很厉害。

黄思奇承认,吃药让他性格变外向了一些,室友开玩笑说,“挺好的,继续吃呗”。

但外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变得暴躁。他曾和四个女生在酒吧喝酒,去洗手间时被人撞到,他当时态度并不好。没过多久,撞他的人来找他麻烦,他没有任何解释,直接抡起了拳头。如果开车遇到令人不满的情况,他也不会骂人,但可能会直接撞上去。

这种“暴躁”一直延续到黄思奇住进医院。路艳华原本担心他会跟三楼其他患者发生争执,但这并未发生。

黄思奇的父母上一次来看他还是20多天前,含着泪上来,原本答应7月末把他接回去。但7月27日他们最近一次通电话,时间又延至“月末以后”。挂掉电话,他倍感失落地回到房间,没精打采地趴在床上。

一位刚刚住进3楼病房区的笑气患者,提起她被父母骗进戒毒医院的经历。她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差,父母说要带她到医院做检查,可能会住几天酒店,等她反应过来时,病房已经上了锁。这时,原本沉默不语黄思奇突然唱了一句——“都是假的”。

在医院的40多天里,黄思奇曾因颈椎就诊得以出院,但“短暂的出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需要真正的自由。”

许多病友都问过他:“为什么在医院呆了这么久,家人没有接你出去?”黄思奇沉默许久,这是他心中的一道伤疤。他承认自己做过很多出格的事情——这是报应。

“做这些事情最开始是为了博取他们(父母)的关注,但我承认后来是为了自己寻求那种刺激的感觉,就喜欢刺激。”他说。

由于父亲忙于工作,黄思奇从记事起便缺少父亲的陪伴,甚至当他出了车祸、试图自杀时,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叔叔,而爸爸没有赶过来。

看电影时,后半段有一幕是主角的小儿子给他打电话说:“爸爸我想你了。”看到这里,两个人坐了起来,一人点了一根烟,室友是想念自己的儿子,而黄思奇是想起了自己的爸爸。

看完电影,室友和他讨论,如果他做父亲了会怎么教育儿子。“我一定会很宠他,用爱。但是换位思考,如果他跟我一样,我肯定很受不了。我一直让我爸妈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

黄思奇和室友计划出院后结伴去内蒙古旅游,但出院与否的决定权并不在他们手中。(文中黄思奇、李宁东、高磊均为化名)

那些35岁离开BAT的人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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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变得不一样了。

年过35岁、具有多年互联网经验的中年人,成为了HR们不愿意接纳的对象。

常青这段时间筛掉了不下五十份简历,大部分是因为“裁员潮”从大型互联网公司出来的中层管理人员。她是一家创业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所在的公司近期刚刚融完千万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

CEO给她的要求是:公司需要很多人,但不要那些刚从大厂出来的中年人。“油、工资太高、不经打,背后的生活担子太重影响工作状态。”常青这么形容他们。

常青的公司更愿意选择刚毕业一两年,有基本的职场经验,好学勤奋,并且体力好,“有韧性,还便宜”的新人。

不仅是创业公司,常青表示,她所在的人力资源行业群里,四处都在谈论最近的简历取舍。不少被“嫌弃”的,都是以往各大互联网公司争抢的简历——他们都有类似的标签:“来自大型互联网公司”、“管理级别人员”、“薪资要求高”、以及,“接近35岁”。

被优化的中年人

30-35岁可能是互联网人最焦虑的年龄段。

美国职场调查机构PayScale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苹果的员工平均年龄是31岁,Google的是30岁,而Facebook和LinkedIn的员工则只有29岁。在中国,这个数字更小,腾讯和华为等企业的平均年龄仅为28岁左右。

“结构优化”是取代“裁员”的一个更美好的词汇。但被优化的,往往也是那批中年人们。从2015年到2018年,阿里巴巴进行了近17次的“人才结构调整”——调整后,80后的管理者和技术骨干占到了80%,此外还有5%的90后管理者。

2017年,华为发生“集中清理34岁以上交付工程维护员工”的风波,尽管华为事后否认了此事,但无论如何,这又点燃了一次中年互联网人的焦虑与危机。

不雇佣中年人,这笔帐对于企业来说并不难算。常青表示,雇佣一个来自大厂的互联网中年的成本,能够雇佣两个新人,并且后者的生产效率更高,可塑性更强。

在这场整个互联网行业的“结构优化”中,大批有经验的中年互联网人被淘汰,而另一方面,企业依旧在斥资重金吸纳新的人员。

7月23日,华为总裁办发布了一封邮件,宣布对8位2019届的应届博士生实行年薪管理制度,最高的有201万,最低的接近90万。

那些被“优化”的互联网中年们,身上背着家庭的重担,也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沉淀,裁员潮之后,他们却只能另觅他路。

互联网浪潮依旧澎湃,但这些“中年人”,到底去了哪里?

传统保险行业的逆袭

今年过完春节,36岁的程雷回到阿里上班,但迎接他的不再是开门红包,而是HR的召见。

他本应在年后续签合同,但HR以他已经超龄,不适合运营岗接下来的工作节奏为由,建议不再续签合同。

这是典型的劝退,并且拿不到任何的赔偿金,合同到期是最好的解约手段。

程雷失望但也不意外,因为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接到新的项目了,做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础维护的工作。离开阿里的那一天,程雷想到了他刚入行的2000年。

彼时北京四环还没建成,三环的房价也只有几千元。但那一年,是中国互联网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网易、新浪、搜狐等在这一年上市,中关村诞生了百度,腾讯QQ的人数突破了十万大关。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变成了抢手货,每个人手上至少两三个offer可以选择。

选择互联网是大势所趋。和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加入一个新兴产业,是值得期待的事情,没人想过什么叫做“年轻饭”。

手里有本事,到哪里都不会差,总有公司会争着要,当时的程雷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才不到20年时间,他便离开了互联网。

发际线不断上升,体力不断下滑,但生活的成本却逐年增加。程雷告诉记者,他有两个子女,住在一个月供1.2万的房子里,家中还有一个月薪7500元的保姆,每年需要给孩子缴纳近30万的学费,以及每年全家要支出近10万的保险。

“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敢想,但每天都有钱在从口袋里流出。”程雷这么形容。

跳槽也不是不可以,但能够以相同的薪资接纳程雷的公司已经越来越少了。和上文的HR常青形容的一样,大部分企业在运营岗位更偏体力好、能加班,并且反应速度更快的年轻人。此外,程雷在阿里形成的工作方法,也未必完全适用于不那么流程化的创业公司。

他迫切需要一个出口,来转移他每年近50万的硬性成本支出。最后,程雷选择的出路是,卖保险。

这条出路听起来不算光鲜,但却成为了程雷最大的救命稻草。直到真的进入保险公司之后,他才发现与自己类似的人有那么多。

去年9月,中国太平洋保险和普华永道的《中国保险消费者白皮书》中指出,近年来中国保险业出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的保险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对全国保费的贡献率接近一半。

已婚有子女的家庭风险意识更强,目前保险主要客户群体在30岁至40岁,80后人均保单2张;90后则更多,达到近4张保单的平均水平,但中国市场还远未饱和。

从2016年开始,尽管互联网行业正在裁员和去泡沫,但很少被互联网人关注到的保险行业却迎来大规模的扩招。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友邦保险等均扩充了自己的营销队伍,其中友邦保险的代理人已经达到870万。

保险代理人的门槛也在逐步提高。仅2017年一年,友邦保险称,其菁英计划人才共4283人,其中大专学历751人,本科学历2869人,硕士学历641人,博士学历22人,其中海归170余人。此外,许多代理人此前的职业是医生、财务、互联网高层、甚至律师。

保险行业的收入采用最原始的提成方式,每签下一份保单,代理人可以提成该保单的一定比例的保费作为抽成,签单越多收入越多。

如果能够介绍新人加入团队,且人数达到一定标准,则有机会在保险公司内部升级称为经理、甚至总监,这些级别意味着你不再单纯通过签单抽成,而是成员所签下的每笔新单,都能给团队带来一部分抽成。

“有些成员入行三年不到,已经实现了20万左右的月收入。”程雷告诉记者,虽然这是少数情况,但他靠着和前同事们之间的关系,入行第一个月所签的单,也给他带来了5万元的税后收入。

朋友圈和各大微信群是这些代理人们的主战场。和以往的人海战术不同,这批更高素质的中年人们加入保险行业后,会采用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吸引人买保险或者加入销售团队。

“在朋友圈分享公司内部培训课程、保险案例和不同险种的科普,可以让你的朋友知道你已经开始卖保险,等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会来咨询你。”程雷说道。

程雷打算继续在保险行业做下去。对于他来说,跨过了心里这道障碍,真的进入这个行业,似乎也像是给自己的投了一份保。

自立门户

另一些互联网的中年人们则选择自立门户。

某些程度来说,他们算得上看透了职场的本质。“哪怕跳槽,依旧面临着被人选择,被人淘汰的命运。到了这个年纪,在人生的很多选择上已经很被动,不想在工作上再被动了。”今年接近40的陈晨选择了创业。

2019年,电子烟大火,陈晨在去年年底考察了一波电子烟供应链,最后接受了前东家的裁员。转头他写了一份电子烟的BP,在今年年初拿到了几个知名基金的A轮融资。

陈晨以前也考虑过创业,但一直犹豫不决,他相信雷军曾说过的“顺势而为”,如果你没有踩到行业的风口,那么很可能最后是怀才不遇的结局。一个身担家庭重任的中年人,是断然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的。

但这一次的公司裁员,也让他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

真正自己做公司让陈晨有了不同的感受。他认为,以往在企业里只能做一些螺丝钉级别的事情,并且长时间兜转在汇报关系中,创业能够换取更大的决策自由。

“风险更高,责任更大,但是如果这个年龄再不拼搏一把,可能以后都没有机会了。”陈晨说道,相比跳槽,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或许是这些离开互联网的中年人们最根本的诉求。

“无论你跳槽到了哪个公司,年龄上的竞争力下滑是大势所趋,和年轻人比效率是绝对比不过的。”陈晨对记者表示,只有“让自己在职业上变得无可替代,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而他的选择就是做自己的老板。

创投行业也出现了某些程度上的优化调整。华创资本的熊伟铭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现阶段的VC投资会更谨慎,并且更加看重核心科技的开发。

许多国内投资人也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在行业格局变化下,许多机构都会侧重对技术型公司和创始人加码。

其中一位投资电子烟行业的投资机构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电子烟受到青睐的原因,在于它填补了国内该品类的空白,并且国外已经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商业退出机制,而且产品制造方其实大部分在中国。

在中国做电子烟行业,颇有当时copy to china的形势——国内市场有巨大空间,产品复购率和毛利高,基本上很难有机构对靠谱的创业公司say no。

“世界永远在变化,稳定永远是暂时的。”陈晨表示,互联网行业的多年从业经验唯一留给他的,就是拥抱变化。

新的机遇

程雷和陈晨所代表的,仅仅是两类互联网中年们的出路。他们重新审视传统行业在变革中所存在的新机遇,以及经济形势变化后的新创业机会。

除此以外,也有许多一二线城市的互联网人选择回到老家重新择业,或者选择非一线城市再次创业。随着《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落下,未来还会有不少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互联网正在经历周期震荡,但在其他行业,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岗位。

在智联招聘与美团点评共同发布的《2018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中指出,截止到2018年,以月收入5000元以上为基准线的新职业人群当中,薪资收入前三名的新职业是宠物医生、健身教练和调酒师。

离开互联网的中年人们并没有离开职场。在人生的重大关卡,经济周期和企业变革给他们带来了变化,而此时,也需要他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真正的价值。

相比工作,这种中年人们在这个节点,可能更需要思考的是事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离开,有时候也往往意味着新的开始。

(应受访者需求,文中常青、程雷、陈晨为化名)

风口渐停,周期之下彷徨的投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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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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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作者为伍洋宇,编辑为文姝琪,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听说巅峰的时候每天都有投决会,一周投一个项目,大部分都在五千万左右。”赵跃此时提及公司的“传说”,语气中仍掺杂着激动的情绪,但他很清楚,这都与他无关了。

在这家私募机构做投资经理的一年,因为投不出项目,赵跃没有什么获得感。继续呆下去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他想要离开了。

从2018年8月开始,一直以微弱态势增长的私募基金从业人数开始不增反减,以每月一千人上下的速度流失。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群叫做“投资经理”的人所经历的变故。

“投资经理”曾是个光鲜的角色。

他们入行时间不算太长,但在外界看来,他们关注行业的最前沿,接触最顶尖的人才,出入城市的高档场所,谈吐之间是成千万上亿的交易。不仅如此,他们还过着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拥有丰富的兴趣爱好,登山、划船、高尔夫……总之,这群人一度描绘出了许多人理想中的奋斗状态。

现实却不尽那样美好。

2018年资管新规正式实施后,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到来。募资寒潮下,一大批中小型人民币基金关停,尚存的非头部机构在找寻资金和谨慎出手之间徘徊,投资经理们不得不再次审视自己的处境。

从被吸引到出走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在1998年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国内风险投资受到推动,机构开始纷纷建立。

此后十年之间,PE、VC领域仍主要掌握在美元基金和少数本土机构手中,前者有如IDG、英特尔投资、霸菱投资,后者则以深创投、联想投资为代表,行业还未正式迎来爆发期。

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在深交所上线,首批28家公司集体上市,首日平均涨幅达106%,一级市场的退出通道终于被大限度地打开。往日的PE/VC机构开始尝到甜头,仅深创投一家就有4家被投公司在创业板上线首日IPO。

国内由此掀起一股强劲的私募股权基金热潮,这股热潮在2015年前后的“双创”势态和O2O风口中变得更加炽烈,单就2015年一整年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就增加了近三十万人,是之前基数的两倍有余。

在人员精干的PE、VC基金之中,涌入最多的群体也是自嘲为“金融民工”的投资经理。他们大多是名校理工科出身,或有海外留学背景,或有过三到五年实业经历,普遍年龄在二十八九至三十岁上下。

赵跃是2018年最新一批加入这个行业的成员之一,他没有想到自己刚来就会遭遇一个重大周期。

受资管新规影响,整个2018年人民币基金募资总额同比下降近七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年。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早期投资机构新募集13支基金,披露募集金额为13.66亿元,募集基金数量同比下降65.8%,募资金额同比下降78.1%。

在资管新规刚刚下发时,已经毕业工作三年多的赵跃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跳槽到现在的私募机构,成为一名PE投资经理。

他在美国完成会计学硕士的学业,学生期间就听说过不少硅谷创业传奇。有过在资管公司的经历后,他越发产生一种股权投资才是未来的认知。“市值上亿的大公司的成长空间和增速都是有限的,国家要昌盛不能只靠‘钱滚钱’,背后的驱动力还是创新型公司。”

来到现在这家机构后他才发现期望与现实相差太远。一年到头,公司募不到钱,赵跃也没有投出任何项目。“以为逃过了一个‘坑’,没想到来到了另外一个。”

这一年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小米上市的项目。当时团队好不容易从基石投资者手中争取到为数不多的份额,却因为资金池“缺水”与其失之交臂。即便投资团队自发募资,也没能在期限内找足资金。

类似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很多项目都卡在最后阶段没投出去,主要原因是没钱,其次有条款上的原因,估值砍得太凶。”赵跃告诉记者,“但有钱的话,有时候条款松一点也就过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消磨他对投资的热情,但他渐渐习以为常,并且努力默许动辄两个月的行研、几十页的报告、围绕条款细节不断展开的拉锯战,最后都成为沉没成本。

对于这样一个不满三十岁、人生还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年轻人,赵跃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规划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了。

问题并非完全出在他的身上,只是他恰好遇到每个金融行业的人都会遇到的下行周期。

事实上,这个行业在很早的时候就经历过比现在更为严寒的周期。2002年万众期待的创业板未能如期上线,理想的退出通道被堵塞。这一年仅深圳当地就有数十家创投机构倒闭,其他机构都试图通过炒股乃至融资租赁保持存续。

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113家国内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较2007年减少129家,合计融资218.30亿美元,较2007年减少79%,国内企业上市数量、融资额和平均融资额均创三年来新低。

对这个行业来说,周期是“铁打”的,机构是“流水”的。而流失的那部分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有两个大致的出走方向:一是企业的战投部,二是创业。

走向大公司的投资部门是一个职业生涯得以接续的选择,募资难爆发后,也确实出现了“投资人流向BAT”的论调。

据CVSource投中数据,截至2019年5月,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投资案例总计679起,其中BAT参与的投资案例共102起(百度25起,阿里24起,腾讯53起),占比高达15%。但此时此刻进入BAT战投部的难度并不会低于头部投资机构。

实体企业的投资部门也并非最佳选择。据一名前PE投资经理表示,他在2018年年中被辞退后去到一家实体企业的投融资部门,本以为顺应了资管新规提倡的“脱虚向实”,但大环境之下这家企业可供投资的资金并不充足。由于所在部门越发边缘化,其话语权和决策权也变得非常有限。

身处同个行业,这些信息陆续传到赵跃耳边。事实上,他的心中早已萌发出走的想法,并且一直惦记着一个去年年末无意中发现的商机。原本的犹豫不决终于在大环境的推动下有了答案,他决定选择第二种方式:创业。

如同曾经看项目一样,他从驾轻就熟的行研做起。为了求稳,他的前期准备工作仍在兼职状态下进行,一旦完成他就会辞职全身心投入。

“这件事不一定成功,但我信它是一件大概率会成功的事。”赵跃说,“当我让自己投入到这样的事情当中时,我会得到安全感。”

会做出跟赵跃一样选择的投资经理,心路历程大体是相似的。他们内心深处有野心和抱负,对创业抱有好奇心,稳定并不是当下的首要目标。因为年纪尚轻,也暂未承担家庭的重任,他们仍有试错的资本。

扛周期的大多数

尽管过去一年来,私募基金从业人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环比下降速率始终保持在1%以下,选择与周期做对抗的仍是绝大多数。

在扛着周期的人当中,也分资金充裕和不充裕两种情况。

前者有如徐明义,他来到现在这家VC机构已经三年多,由于机构的DPI(投资分红率)一直令LP们颇为满意,他是今年为数不多未受到募资寒冬影响的人。但他主看的赛道上半年的融资节奏仍不可避免地放缓了,投资人谨慎、资金向少数头部项目靠拢是一方面,好的项目不如过去数量多是另一方面。

他的工作节奏因此变慢了许多,每周见面的创始人变成五到七个,和繁忙时期相比少了将近一半。

他当然也会产生一些焦虑,“在个人不能保证产出稳定的情况下,一年可能就变成自己感觉停滞不前的状态。”徐明义坦诚的说,“没怎么投,也没怎么学东西,就算机构的状态好一点,可能跟你关系也不大,这一年就这么荒废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绪,他会主动寻找一些更明确的方向感。比如加强投后管理,这样至少能帮到下一轮融资的跟进,或是在项目IPO时让机构有一个更好的品牌露出。再比如开拓新的战场,只是偶尔会遇到创始人告诉他,自己已经被好几位同事接触过了。

“子弹”充足的投资经理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可以专注在个人提升上,另一些就没这么好运了。

张铭在2013年上半年正式踏入VC圈,因为刚刚创业失败,他选择了一个门槛较低的机构作为起点。开始的半年一切看似顺利,受到老板赏识的他带领团队投出了五六笔一千万额度的案子。

但没过多久,作为机构最主要的基石投资人,老板的现金流被紧紧套在了房地产,机构其他LP的信心一度受到影响而不再出资,张铭由此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募资难”。

他不能再专注于自身专业能力的精进上,而是不得不开始陪同老板外出募资。像创业者曾经给他讲故事一样,他也开始向各个LP讲机构的创业故事。“募资不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对我来讲很难系统化,如果不是天天做这件事,就算偶尔命中一枪也不意味着什么。”

据记者了解,今年年初不止一家投资机构释放出“捂钱过冬”的信号,甚至有管理层直接宣布“KPI减半”的指令,引导投资经理们少看项目少投资,把工作重心转移至项目的退出上。许多收到指令的投资经理对此大呼“没意思”。

但曾经也出现过长夜之后黎明降临的时期。

2004年,随着一次泡沫洗礼后,中国互联网迎来上市“窗口期”,空中网、51job、金融界等多达8家互联网企业集中赴美上市。2013年的最后一天,A股市场历时四百天的史上最长IPO暂停宣布结束,“积水”已久的IPO堰塞湖终于等来疏通的机会。

在已知的成就中,奇虎360登陆纽交所带给鼎晖投资高达36倍回报,京东上市为今日资本带来150多倍回报,聚美优品为真格基金创下超过一千倍的天使投资回报纪录。

扛周期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好在这个行业总有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让未来可期。

无可避免的天花板

就算有足够的努力和运气,扛过周期的投资经理还会面对新的现实问题。

在一家PE、VC机构中,最为常见的职级体系有分析师(投资助理)、投资经理、投资总监(高级投资经理)、合伙人四个层级,薪酬水平随着资历的上升不断增长。

据环球企业家的一篇报道,一位曾经为创投机构设计薪酬体系的人士表示,一家基金的人力成本支出可能占到60%至70%,而在整个薪酬结构中,合伙人又将占到50%以上,留给投资经理的空间并不大。

一名普通的投资经理的薪酬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固定薪酬、来源于项目的奖金及分成,还有跟投收益。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大部分人每年的固定薪酬在20万到30万的区间。

如果单单依靠业绩获得提升,投资经理的收入极限清晰可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深层意义上的天花板也会逐步显现。

2018年的资本寒冬袭来时,李民达入行正好六年。这六年间他辗转于三家投资机构,从投资经理一路做到投资总监,留下一条清晰的晋升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算是扛过几个周期。

令人有些费解的是,直到第五年李民达才真正意义上有了自己独立的投资逻辑。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自己负责的医疗领域中感到迷茫。这个赛道门槛极高,除去利用业务模式进行判断,他发现自己很难站到同一话语体系下对其进行深入了解。

“你至少应该知道去追哪些人,但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都是有困难的。”他对这个状态感到很沮丧,“而且应该读哪些文献都是别人投喂给我,很明显不是我自己去发现和思考的。”

这个困惑他终于在B2B领域得到解决。2017年国庆节的早晨,李民达在电话上跟进一个提高工厂效率的项目。对方名校出身、科研背景,有过几年产业经历,商业逻辑也很清晰,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创始人。结束通话的下一秒李民达决定,这个人他一定要投。

随后他迅速约见这位创始人,当场签下了这家机构历史上单笔金额最大的投资意向书。“到现在我都觉得这可能是我目前为止投得最扎实的一个案子。”李民达甚至为此激动了大半年,他终于发现自己原来如此着迷于效率提升这件事。

但就像硬币的正反面,极大的满足感之后,已经投过数十个案子的李民达渐渐产生了与之相反的感受,“开始麻木了。”

这个行业真正依靠业绩爬到顶端的人不多,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尚且够不到晋升合伙人的水平。时间久了,年近四十的他也成为不太喜欢按照老板意志去执行的一个人。

“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他前面可以爬的台阶还有很多,但对于我来讲,怎么说……就是明显感觉到天花板。”

“一咬牙一跺脚”,李民达在2019年年初离开VC行业,开张了自己的FA公司。在他的盘算中,长期看来两者的收入状况很难比较,但中短期而言做FA势必会好于做VC,已经完成的五笔交易正在渐渐帮他证明这份猜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久违地获得了服从自己意志的快感,这让他得以不那么在乎身为创业者的无尽压力。

现如今他再提到周期的时候,语气中已是轻松和平淡,“每隔几年都会有这么一个周期,也算是正常现象,所以人来人往我们都看惯了。”他说,“这个行业就这样子。”

在他的视角里,扛过周期之后会知道周期不是根本,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天花板做出有关个人价值的抉择,或许才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前段时间,李民达遇到一个很有个性的创始人。在向VC讲故事时,创始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执意要突出另一个亮点,大概四五个碰面会后,年轻的创始人发现本以为的“亮点”反而屡次成为争论点。深谙门道的李民达知道VC要听什么,便劝说创始人试试他的想法,事情竟然真的变得顺利起来。

“一个人最幸运的就是职业生涯具有连续性,你前面的工作为后面的铺垫了很好基础。”这是沈南鹏从创业者转型成为一名投资人时发出的感慨。

事实上,对于转型成为创业者的投资人也是同理。他们最后会为了打破天花板而离开,但扛过的周期是他们能够始终带在身上的一笔财富。

看清现实

根据中国证券基金投资协会数据,中国私募基金从业人员从2015年年底的37.94万下降到了2019年5月底的23.87万人,在此期间,还曾达到一个从未企及的巅峰值44.65万人。

不可否认,过去的三年是创投行业的一个小高潮,O2O、短视频、新零售、共享经济……风口交替,资本追逐。一时之间,去VC,成为投资人,似乎也成了一份“红利”职业。

当下行周期降临,单纯为了风口和光环而来的人迟早要认清现实,他们极有可能来不及思考和掌握主动权,就因为机构倒闭或收缩而被动离职。

其余的人如何对抗周期,更多是一场关乎个人意志的斗争——严寒的资本环境也许是加快抉择的催化剂,但影响已经退居次位。

投资圈最近出现一个这样的观点,未来这个行业可能将更需要有技术或产业背景的人。

真格基金王强在向记者介绍投资逻辑的变与不变时提到,对于早期基金不变的是判断人最重要,变化的是要不要考虑提升对于技术层面的理解。

“由于新科技会带来一波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也要求整个团队的投资人们下沉,理解这些科技的基本规律和本质,这可能会让我们投资的准确率提升。”

这意味着,投资经理在未来的准入门槛会越来越高。

这个行业仍会人来人往,带着热情而来的年轻人不会温和地走进这个良夜,但他们应该要时刻记得,“你只要做金融行业,就一定得做好扛周期的准备。”

一支七夕玫瑰和四个男人:云南斗南的鲜花生意如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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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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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为张钦,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8月2日下午5点半,杨耀明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云南斗南花卉市场的拍卖厅。

他的职业并不常见,是一名鲜花经纪人——需要在这个离昆明市18公里的地方,为自己全国各地的客户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拍下鲜花。杨耀明是这个“鲜花机制”当中的一部分。他身处的斗南花卉市场建于1998年,2015年后迁了新址。

主交易楼貌不惊人,和其他大型三层菜市场差不太多,园区内其他楼则入驻了不少鲜花进出口贸易商和主营鲜花周边业务的商铺。

一支七夕玫瑰和四个男人:云南斗南的鲜花生意如何运转?

斗南花市主交易楼。(图片来源:张钦)

一支七夕玫瑰和四个男人:云南斗南的鲜花生意如何运转?

鲜花市场周边的商铺。(图片来源:张钦)

虽然不起眼,但全国70%的鲜切花交易产生在这座楼里。斗南花卉市场每日上市鲜花100个大类,大约1600多个品种。2018年,斗南将近70亿枝鲜花送往全国各地,因此有了“全国10枝鲜花7枝产自云南”这一说。这里大量的入场交易也让斗南成了全国花市的价格参照。

杨耀明从事这份工作已经快半年了,这182天里的拍卖他一场也没有落下。但这一天他感到格外疲倦,因为还有下一周就是中国情人节农历七月初七,大量的鲜花订单将他淹没。这一天,他在拍卖厅里按下了59次按钮,拍下了7000多枝花,但这才只是开始 。

鲜花经纪人

8月2日杨耀明的工作从11点就开始了。这比往常要提早了一些。为了顺利满足客户对下周七夕当天的市场需求,他计划今天至少要拍到59批鲜花。这是拍卖市场的旺季,所以平日下午4点开始的拍卖被提前到了下午1点,而杨耀明需要11点就开始来验花,并且把看中的200多个鲜花单号记在本子上。

一支七夕玫瑰和四个男人:云南斗南的鲜花生意如何运转?

拍卖前的鲜花分拣流程。(图片来源:张钦)

每天清晨,当地的花农们会将鲜花送到花市。

斗南花卉产业集团则派出质检专员来为花评级分类,一般根据品质优劣分为A、B、C、D、O五类。参与拍卖的经纪人,每日拍卖前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得去鲜花待拍区验花,拿着笔记本和笔记下目标花的单号。

由于拍卖采取会员制,斗南发给每位入会的经纪人一张充值卡,他们在每场拍卖前要保证卡内有足够金额。等到了拍卖厅,经纪人们入座插卡,则可参与竞拍。一旦进入到拍卖场,“战争”就开始了。

斗南花市的鲜花拍卖场和大学的阶梯教室没什么两样。一进大厅,就能看到屏幕上的五口大钟,每口大钟代表着当前拍卖的一批鲜花。每批鲜花的单号、类目、评级(A.B.C.D.O)、数量以及瑕疵都标在每口钟的钟面。斗南花市的鲜花拍卖不同于传统拍卖,价格是往下走的,平均每单耗费3秒。拍卖师会首先定个参考价,分针就顺时针跑起来,价格开始下掉,哪个拍客先按下钮,这批货就归谁。

这种鲜花降价式鲜花拍卖系统是从荷兰习得。荷兰有着全球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减价拍卖又称为“荷兰拍卖”,特别针对不易存放的物品。拍卖师会先定一个稍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在整个拍卖过程中将价格控制在一个区间内。

鲜花本质上属于农产品,它的质量、品质差异很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品质会降低,价值也就跟着降低。在降价拍卖过程中,第一个竞拍者就得到货品,当然他出的价也是最高的,也将是货品的最高价值表。而且,鲜花的价格只会在小范围内波动,因为它没有升值空间,反而要跟时间赛跑,缩短鲜花在各个环节的停留时间。

所以,用电子化降价拍卖是最好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场拍卖会显得如此紧张。8月2日当天,拍卖厅开了四口大钟,最左侧显示即将竞拍的鲜花单号,整个大厅有307个座被坐得满满当当。

一支七夕玫瑰和四个男人:云南斗南的鲜花生意如何运转?

斗南花市的拍卖厅。(图片来源:张钦)

下午1点,拍卖开始。表盘上一众数字变化得飞快,钟面上的数字同时变幻着,这要求参加拍卖的经纪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们得时刻紧盯屏幕,屏息凝神。一不留神,经纪人还是会不小心错拍或是拍到过高的价,这时候沉寂的场上就会响起一阵阵起哄声。

尽管拍卖厅墙上挂着“请勿吸烟”的标语,拍卖厅内仍透着浓重的尼古丁味,满地都是瓜子皮。不过8月2日这天,杨耀明的战绩还不错。“这我给拍高了,拍了2块多一枝,其实1块多也能拍到。”他指着交易流水单上的雪山(白玫瑰品类)说,“幸好卡罗拉没拍高,有得赚。今天还算是盈利的。

不过,这两天传奇(红玫瑰品类)的价格太高了,几乎是离谱了,80块钱一扎20朵,这都跟零售一个价了。一方面是因为需求大,客户要货,必须得拍到;另一方面大家在拍卖厅耗得时间久了,难免拍错。”“拍卖的好处就是议价透明,每单给平台5%,给花农5%,客户先给我按行价结了钱,我只要自己能合计好,不拍错,就能挣钱。有时候拍错了也不要紧,一个月有5次机会可以改成交价,就按当日均价来。”他又说道。

拍卖师

拍卖中心的几口大钟是从2015年12月24日开始运转的。

第一场拍卖的场景,王寿海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已是电子交易中心拍卖部副经理的王寿海,彼时刚刚辞去影视工作决意投身花卉行业,在斗南花市的第一场拍卖场上尝到了拍卖师之初体验。拍卖师和经纪人的工作不太一样,他主导着整个拍卖场上鲜花的价格。

这四年里,王寿海每次开拍前都要做详尽的准备工作。关注前后三天省内外的天气状况以判断鲜花供需,参考先前的各级别各类鲜花的市场价。

每批鲜花拍卖前,王寿海得定下一个估价,引导拍客们竞价,如果这批花要的人实在少,王寿海会停一下表面,调整价格后,再让拍客定夺,但一批花统共不能停三次以上。

一支七夕玫瑰和四个男人:云南斗南的鲜花生意如何运转?

拍卖师们坐在透明隔间里。(图片来源:张钦)

“现在想来还是觉得不堪回首,尽管之前公司组织演练好多遍,但15年12月24日下午六点那一刻坐在透明小隔间里,才是真枪实弹,右手不自觉地抖,得用左手去压着右手才行。”王寿海对界面新闻说。一个拍卖师除了要对数字极其敏感,手速和心理素质也很要紧。

如果一不小心把数字按错,价格起得太低了,自己得赔上那批花的差价。更为重要的是,他引导地当天整个中国鲜花市场的价格。从透明隔间往外看的四年里,王寿海觉得拍卖现场是一场“无声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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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南花市的玫瑰。(图片来源:张钦)

“有时候某批货大家都想要,就有人站起来,手臂擒起来再使劲往下砸按钮,特别好玩,”王寿海说 ,今年最热门的还是红色玫瑰,第一名是传奇,第二名是卡罗拉,区别是传奇更大朵,花瓣带点卷度,而卡罗拉是杯装的。

鲜花商人

清晨8点半的斗南花市,铺面而来的是鲜花的清香混着潮湿的泥腥味。在这之前,大量的鲜花批发商拉着巨大的推车入场,推车上的花摞得一山更比一山高。

他们已占满了摊位,目标客户是来参观斗南花市这个国家3A级景区的游客。没错,除了主要的交易大楼之外,斗南花市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2018年游客在斗南花市创下了15亿的消费额。

散户们贩售的鲜切花有些是自家种的,有些是前夜拍卖得来的。7月前云南大旱,气温高,一到7月,就下了几场大雨,花特比容易生病。这导致了拍卖场里的流拍率特别高,占10%。

流拍的花在第二天清晨会堆在花市外,好些当地人就把流拍的花好好整理一番重新拿到白天的花市上卖——毕竟游客们也看不出来这花属于哪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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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斗南花市。(图片来源:张钦)

一支七夕玫瑰和四个男人:云南斗南的鲜花生意如何运转?

白天斗南花市的杂花摊位。(图片来源:张钦)

这样的生意会持续到晚上5点 ,之后,重头戏才开始。尽管下午的整个拍卖厅307座座无虚席,每个经纪人单次拍卖最低不少于100扎(200朵)。

但这样的拍卖成交量仍只是整个斗南花卉产业集团交易量的10%,且95%的成交品类是玫瑰。“玫瑰的运输要求相较低,而百合娇贵一些,在低于6度的环境里存放4小时百合就冻坏了;同时,云南低纬度,高海拔特别适合玫瑰生长。”斗南花卉产业集团执行总裁 钱崇峻对界面新闻说 ,“但杂花类和草类市场也有需求,只不过不大罢了,需求不大的花类放到拍卖场上去没必要,所以’对手市场’仍占90%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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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半后在花市外围摆摊的杂花类对手市场。(图片来源:张钦)

钱崇峻提到的对手市场指的是面对面交易,也就是最传统的鲜花批发模式。夜里的花市比白天的热闹百倍。各大鲜花批发商会雇佣斗南本地的鲜花经纪人,帮忙挑花,经纪人身边跟着板车,一手捏种花人着记满客户需求的小本子,蹙着眉打着手电筒,扒拉着一摞摞的鲜花。

颜修全已经在斗南花市的夜场打拼了10余年了,这一晚他拉来了昆阳产的1000扎卡罗拉红玫瑰,已是全场红玫瑰库存最富余的商贩,“昨天还是8元钱一扎的,今天就是22元了,这两天价格往天上蹿了,红玫瑰的货特别不好拿。”颜修全摞得老高的红玫瑰吸引了好些经纪人,大家急匆匆地走近询价验货到成交,全程不超过2分钟。面对鲜花供应吃紧。

钱崇峻称,一般玫瑰熟成要60天,花农们都会为了特定的节日,尤其是大小情人节,掐着指头算玫瑰上市日期,人算不如天算,连续高温的情况下52天就得被迫上市,但这并非没有一点办法,比如得当的修枝和采后处理都能调整玫瑰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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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烟筒的颜修全。(图片来源:张钦)

种花人

8月2日上午,杨涛率领着3辆大皮卡,拉上大河尾村乡里乡亲的鲜花,这一天,车上装着10万枝玫瑰,比平日多了3万枝,原本10点前就能到达花市分拣处,因为供应高峰期,在高速上多堵了半个多小时。

他是昆明市晋宁区大河尾村的花农,2010年之前杨涛还在滇池边开犬舍养缉毒犬。之后杨涛决定跟随祖父辈,投身玫瑰种植。他原本是不会种花的。“虽说2010年开始种花了,可前6年种得毫无章法,鹦鹉学舌地种,看隔壁家施肥也就跟着施肥,根本不知道玫瑰不同生长阶段要下不同的肥料。”

他对界面新闻说。2015年斗南花市的技术人员下来指导,一年后的情人节前终于种出品相不错的玫瑰花,原本一亩地里能种出A、B级玫瑰花的比例为10%,现在可以占到50%。“你看昨晚拍卖,C级的戴安娜(红玫瑰品类)均价是6毛9,我拉来的这批货可卖了每枝9毛7,我们村收入高的农户,一亩地一年可以有12万的毛利,净利润是三分之二。”他调出微信群里发布的拍卖价对界面新闻说。

这曾经是斗南花市最为头疼的问题。在电子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张瑞眼中,云南的鲜花价格喊不上去,还是因为品质问题,埃塞俄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气候比云南更适合种玫瑰,那儿产的玫瑰个头大得多。

品控也是 钱崇峻心头第一紧要的事,他把品控看做集团提供规范化平台的最大优势,因为鲜花作为鲜活品,并非是桌椅类有“死”标准的商品,品控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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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市现场的花农们,杨涛(右一)正在卸货。(图片来源:张钦)

而今,杨涛而成了大河尾村区块的区域经理,在自己分管的片区开设了采后处理中心,对于家里只有两三亩地的花农而言,自己花几万元购买冷库设备是亏本生意。但一个片区有一个采后处理中心,保证了这一片区玫瑰花的品质。

对于杨涛而言,每天在滇池边看花田的乐趣胜却情人节送花。他家到处都是瓶插的花,一方面做瓶插实验,一方面装点门面。但无论是杨涛还是 钱崇峻,都觉得目前中国鲜花市场溢价太高

一支七夕玫瑰和四个男人:云南斗南的鲜花生意如何运转?

斗南花市的玫瑰摊位。(图片来源:张钦)

“鲜花的价值没有那么大的,19.9元一束是很合理的价格,这样人人都能买得起生活用花。” 钱崇峻说。斗南花市正在布局省外城市的分中心,以及在机场设仓,由专人配送到各个批发商手中,以减少配送鲜花的时间和成本。而在零售市场,Flowerplus、花点时间等匹配,都在斗南有自己的鲜花基地。

Flowerplus推出的七夕专场8款玫瑰礼盒,价格为119元。收市。花市清洁人员拿着扫把在清理着地上的花枝,花农和商户开始退场 ,经纪人和拍卖师也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这一天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无比普通的一个工作日,经过他们手上的鲜花已经被装运出发,送往中国各地的鲜花经销商和线上品牌处。

七夕当天,这些鲜花将作为一种感情表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小霸王游戏机坠落始末:一场不如意的“如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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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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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自于界面新闻,作者为彭新,编辑为文姝琪,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8月3日,吴松还是出现在了上海ChinaJoy的现场。

一年前的同一天,是他作为小霸王上海分公司CEO的高光之日。去年此时,吴松正站在ChinaJoy的舞台上,宣布用一款4999元的“新游戏电脑”,要再次让小霸王回归舞台中心。

而现在,他的身份与周边彼此穿身而过的参会者并没有太多不同。

一年前的发布如一场未散尽的梦,历经周折,小霸王上海分公司已宣布解散,吴松也不再是参与者。

作为兜转许久的游戏人,吴松把云游戏作为新的方向,又奔波在数个会场。

晚上8点,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年圆月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值此,你才能依稀捕捉到他对往事的部分情绪。

“还是满感慨的。”吴松说。

并不如意

很长一段时间里,吴松不敢打开微博。

“一上微博,就有人在下面问,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还发不发(游戏机)了。”他说。

今年春天,吴松和界面新闻记者吃了一顿午餐。相比一年前,他蓄了胡子,神态更显疲惫。“我现在在行业内就跑会刷个脸,但圈里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很坦白地说,我们没钱了。”

一开始,吴松仍怀抱雄心。他认为自己曾在英伟达、百家合(微软与东方明珠合资公司,负责微软平台国内游戏发行)、斧子科技任职,中国几乎没有比他更完整地经历过中国游戏机行业的变迁。

之后加入小霸王上海分公司担任CEO,他本以为自己能联手小霸王完成中国自己的游戏主机梦。

小霸王曾是国民最为熟知的品牌之一。它成立于1987年,主营业务为教育、娱乐硬件的研发和销售。

上世纪90年代初,电脑刚在国内兴起,在这段从电视到电脑的过渡期,小霸王学习机于1993年横空出世。不少80后的童年记忆里都少不了小霸王学习机这个名字,说是说学习机,但其实孩子们最爱的还是用它插上卡带来玩各种游戏。

做“学习机”的小霸王就这样走上了游戏之路。1994年,第二代小霸王学习机出厂,由成龙担任代言人,小霸王狂潮席卷中国。在任天堂红白机的中国仿制者身上:魂斗罗、超级玛丽、坦克大战、沙罗曼蛇、大力水手、忍者神龟、三国志,诸多经典,成为一代中国人共同的童年回忆。

但之后,小霸王却在游戏主机市场缺位了。聚光灯依然属于任天堂、索尼、微软。

直到2018年初,小霸王造游戏主机的计划因一起公告意外进入公众视野。同年8月,吴松在ChinaJoy公布了这款售价4999元的“新游戏电脑”。

但距离去年ChinaJoy仅仅一年时间,这台游戏机未曾发售就生死未卜。多位知情人士向界面新闻透露,5月13日,直接负责小霸王游戏机项目的小霸王上海分公司已经遣散。至今,该公司又陷入欠薪风波。

在等待游戏机上市无望的日子里,员工接连离开,不愿空耗时间。实际操盘游戏机项目的小霸王上海分公司(下称小霸王),从最高峰期的80人,解散前只有不到40人。在离开的员工看来,这一切看起来又成为一次昂贵的试错。一批游戏人激情而来、唏嘘离开。

小霸王母公司益华集团的前期投入,成为昂贵的沉没成本,并拖累公司财报。而为游戏机耗巨资研发专用芯片的AMD,没有收到芯片研发尾款,内部人事受到影响。

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受害者。

这家位于上海、最早名为“如意”的创业公司,在冠以小霸王的名字、并造出游戏机后,一切并不如意。

“一直有人说,‘哎呀,你看那个吴松又出来做游戏机了,是不是骗投资人钱啊’。我很想说,‘我不是’。” 吴松告诉界面新闻。

重启小霸王

小霸王游戏机得以重新启动,部分原因在于一颗AMD芯片。

时间回拨到三年前,王峰的斧子科技刚刚结束了战斧游戏机发布,这款游戏机采用定制版安卓系统,造型颇似PS4。吴松在斧子科技曾担任首席战略官,主要负责内容规划,主导游戏引进工作。

不过,战斧最终失败了,这款游戏机经历了很多挫折,比如在供应链上。

游戏媒体触乐曾报道,为战斧游戏机提供Tegra处理器芯片的英伟达,就因同业竞争问题(英伟达旗下也有一款安卓游戏机),一度威胁对斧子芯片“断供”。又比如技术问题,有斧子前员工告诉界面新闻,“由于游戏移植技术简陋、SDK开发缓慢、芯片性能不足等问题,在斧子上跑的很多游戏效果极差,最后只能用手游充数。”

作为内容规划师,吴松是较早意识到斧子失败并主动离开的人。他认为斧子在技术、进展方面存在诸多限制,他也不愿意在一件已经看不到结果的事情上继续耗下去。

《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游戏市场全年实际销售收入2144.4亿元,占全球游戏市场比例约为23.6%,其中,游戏主机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占比不足1%——在中国做游戏机,你得接受1%这个事实。

一个“国产游戏机”运动的高潮很快就此落幕,但曾经的参与者又拿到一次机会,这个机会最早是AMD给的。

那时AMD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主推的APU芯片,架构上融合了CPU和GPU,但不被市场接受。英伟达如日中天,GPU有着更好的性能,英特尔在CPU的垄断地位看起来无可撼动——只有在游戏机市场,AMD获得了完全胜利:APU在能耗、性能优化上领先对手一筹,受到游戏机厂商青睐。有一段时间,索尼、微软、任天堂三家公司市面上的游戏机都使用了AMD方案。

无论是吴松、还是小霸王员工,在提到小霸王项目的缘起时,都提到AMD的主要推动作用。

中国游戏机解禁后,AMD看到了国内市场的潜力,他们想从索尼微软背后走到前台,后来便找到了吴松。

当时吴松仍有犹豫,他手上已经有“很多很好的offer”。周边的朋友得知消息后也一再劝说,为什么要再次踏入游戏主机这个坑?但吴松觉得自己还有热情,理应让这个机会成为现实。

再后来,他遇到益华集团董事长陈健仁。

益华集团旗下主要业务益华百货,是广东省第六大综合零售商。同时,益华集团也是小霸王品牌目前的持有者。

2016年3月份,吴松带着和AMD谈好的合作计划来到中山,联系到陈健仁,两个人聊了不少。“他听到了这个项目,就毅然决然地,希望让小霸王这个品牌再度回归。”吴松说,“他对这个品牌是有感情的。”

这种一拍即合,是否含有太多冲动的成分?很难说,内部员工猜测,在目睹段永平出走小霸王,接连打造出步步高、OPPO乃至vivo,创造更大的成功后,再回顾小霸王现状,这很难让陈健仁保持冷静。

吴松先找来了斧子的前同事,又发挥自己在游戏行业的人脉,迅速组起了团队。公司最高峰时达到五十多人,吴松觉得自己的事业逐渐有了雏形。

艰难起步

AMD拿出了芯片,这颗芯片的代号非常中国化,就叫“凤凰(Fenghuang)”,它是一颗仅有的为中国公司产品定制的APU游戏芯片。

益华2018年中期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其游戏机项目相关款项支出共计1.62亿人民币,这几乎是中国公司向游戏机投入的最大规模资金。

不过,这对于开发一款全新的游戏机来说足够吗?

在推销初代游戏机Xbox时,微软就以每年10亿美元的代价让更多的消费者接纳这一主机市场的新品。当Xbox在美国上市,同时期的PS2全球的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台,但比尔盖茨仍坚持推出下一代Xbox——每年10亿美元的投入,Xbox也才勉强挤出一块市场。

另一个可以反映游戏主机巨额开发投入的例子是,在最新财报会议中,索尼承诺将2018年的营业收入与2019年的当前业绩展望之间的差额(约311亿日元,合19.3亿人民币),用于开发下一代游戏主机。

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一款主机及其生态的培养所要耗费的资金的数量级和耐心,可能都是益华未曾想到过的。

吴松当时觉得,这已经是国内他能找到的最好的游戏机开发团队,如果绕开以前那些坑,离成功的可能性还要更近一些。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市场环境下,对于开发一台主机和构建一套围绕这台主机的生态系统而言,这已经是“最有可能成功”的阵容了——斧子科技的那些最早成员们,也是这样觉得。

但小霸王的员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作为创业公司,尤其是游戏主机、硬件的初创公司,招人是非常非常难的。”小霸王员工陈大发感慨。

小霸王没有具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很难吸引到人才。陈大发说,当他对外讲起小霸王,对方第一反应通常是,“小霸王还没死?”

不仅如此,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连招到足够多的人,都成为了小霸王无法解决的问题。

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从头开发系统的难度极大。和战斧游戏机内置安卓系统不同,小霸王选择了微软的Windows IoT(物联网版操作系统),进行定制化开发。在陈大发看来,至少斧子有大把的安卓开发人员可以招,但相比较下来,Windows开发工程师就太少了,尤其是内核级的开发人员,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人手不足的问题始终贯穿着主机开发团队。“我丝毫不怀疑小米的MIUI、甚至老罗的锤子有上百号人在开发,你要想想,这可只是一个定制系统的UI界面啊。” 陈大发说。“而开发主机系统,还牵涉到大量底层构架的重写,更不用说和每个硬件的驱动匹配了。”

负责小霸王软件系统有多少人?答案是20多个。除了AMD要负责系统和芯片的调试以外,这20人需要包办后台设计、游戏商店、SDK(软件开发工具包)的开发等等。庞大的工作量,让最终开发团队面对最初的产品规划,只能不断做减法。

这可能是最初计划的游戏机转变成一台“游戏电脑”的最重要原因。“实际上,AMD对小霸王这么做还是有些不高兴的,因为这就和其他电脑定位重叠了。”陈大发说。

此外,在几乎空白的国内市场,对于所谓的“丰富的游戏主机开发经验”,吴松可能也高看了自己和团队。

一个例子是,在开发手柄时,小霸王曾期望尝试较大差异化,脱离主流微软Xbox手柄的外观设计范畴。但事实上,小霸王开发过多套模具,最终还有部分原型在定型阶段均被放弃,浪费许多成本。

“最后就是让游戏机点亮(电脑维修习惯用语,意为电脑能开机),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陈大发说。

摆脱山寨

“小霸王”这个品牌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曾让其内容团队非常痛苦。

“我们的英文名是‘Subor’,当我和老外解释什么是Subor的时候,他们弄不明白。最后我们干脆说自己就是中国的雅达利,外国人就都懂了。” 陈大发说。

可是回过头,外国人上网一查,反应大都是“这不就是红白机在中国的盗版山寨?”

雅达利和红白机两款分别在国外掀起社会风潮的经典游戏机,就这样奇妙地在小霸王身上混淆于一身,成为小霸王在海外最初的印象剪影。

这种情况并非意料之外,国内对于小霸王品牌印象,也与其过往的山寨形象难以切割。最早创建小霸王上海时,对于如何利用小霸王品牌,吴松团队也顾虑重重。

起初,吴松曾计划为游戏机和公司起名叫“如意(Ruyi)”——这个名字体现在公司内部邮箱的域名上,一些员工仍用这个名字来指代公司。

界面新闻记者在“天眼查”中查询发现,名为“广东小霸王如意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正就多个商标进行申请,包括“RUYI如意”以及对应图形LOGO,申请时间为2018年1月12日。

但这场更名行动并不顺利,由于“如意”商标申请未获监管部门通过,小霸王不得不弃用该名称。

吴松的压力很大。作为CEO,他发挥自己人脉优势抓游戏内容,他需要软磨硬泡在全世界找一些愿意给小霸王移植的主机和PC游戏。

商业社会总有自己的规则。合作方并不在乎小霸王的雄心如何,他们首先会问的问题是,“你能给我什么?”然后吴松发现,自己能给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多。

2018年4月4日,一篇突然出现于小霸王官网的公告,让在游戏机市场沉寂多年的小霸王再度进入人们视野。在这篇署名为“小霸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中,小霸王宣称正式重新回归游戏机市场,大力开发更加重视玩家体验的游戏主机与游戏平台,并将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尤其是游戏版权作为自己的企业战略。

这是一份诡异的公告,它并未刻意公开。甚至对于当事人而言,公告被媒体迅速发现并报道,有些出乎预料——多位小霸王员工一直到看了新闻,才知道公告的存在。

为什么小霸王要发表公告,是给谁看的?

“其实是给日本人看的。”小霸王内部知情人士称。一篇已被删除的小霸王兄弟公司微信公告曾提到,日本游戏公司的万代南梦宫、光荣将会为小霸王提供游戏。

小霸王在海外签约游戏时,就有日本开发商基于历史原因表示不信任,“日本人在淘宝上一搜‘小霸王’,全部都是山寨的小霸王游戏机,他们该怎么相信你?”他说,“他们要小霸王把山寨机全部下架。”

日本人要求小霸王给出一个更诚恳的姿态,与过去进行切割,让他们放心。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公告具有中英双语言版本。

公告让小霸王获得了大量曝光,公众惊讶、质疑不一而足。出乎小霸王内部预料的是,这种讨论给小霸王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媒体的大面积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让小霸王内部前期低落的士气回振。

“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关注我们做游戏机。”有人说。

看起来,“小霸王,其乐无穷”这句曾经经典的广告语,还能让许多人产生共鸣。

首次亮相

在那次“意外”之后,小霸王唯一也是至今最后的一次大规模宣传,是在2018年的ChinaJoy。

2018年8月3日,小霸王正式公开了自己的新产品——被命名为“新游戏电脑Z+”,主打电子竞技和一些独占游戏的主机。发布会很是热闹,包括微软、代工厂仁宝、一些外国游戏内容方前来捧场,益华的陈健仁也来了。

吴松那时候接受了大量的采访,解释游戏机的定位、价格。他说“中国的主机市场,一定要有一个中国团队。”

AMD也同步公开了和小霸王的合作,主要负责AMD游戏芯片开发的半定制业务部门总经理Jack Huynh当时说,为小霸王设计游戏芯片,“给AMD在中国市场提供了机会。”

这是AMD在微软、索尼、任天堂后,第四次为一家公司开发游戏芯片——还是一家中国公司——这让小霸王的新产品是如此独特。

去年,小霸王在ChinaJoy E7号展馆09号展位搭建了展台,E7展馆是CJ会场上唯一一个主机游戏占有主要展区规模的展馆,旁边是英伟达(英伟达展示了自己的Shield游戏机)、对面是vivo,稍远一点是微软、索尼和育碧。

经历过了这么多,吴松有点感慨。当时他觉得,自己努力了这么久,兜转一圈,终于让自己一手打造的游戏机可以和英伟达、微软和索尼同场竞技。

尽管首次亮相还有些许粗糙,一位在现场试玩了小霸王Z+的玩家表示了宽容。他说,尽管游戏试玩简陋,但至少小霸王拿出了诚意,至少这些游戏是拿得出手、可以玩的。

这是吴松想坚持的理念,他说,整个展台全是试玩机,所有的游戏都放给大家玩,他想完全用内容说话。

但并不是所有人对小霸王在ChinaJoy的亮相表示认可,一位参与过微软CJ展台搭建的微软前员工看到小霸王展台后认为,以微软的标准,其展台搭建可以用“很差”来形容,甚至带来的品牌形象都可能是负面的。

小霸王游戏机坠落始末:一场不如意的“如意”梦

但他同时也承认,这种要求对于小霸王而言过于苛责,“在展台成本投入上,微软可能是小霸王的四五倍。”

吴松在ChinaJoy上宣布,小霸王Z+将在2018年8月正式在京东开启预售。就这样,小霸王游戏机的首次亮相,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随后几个月里,陆续有媒体收到了小霸王的测试工程样机,并发布了评测。但一年过去,游戏机仍未上市。

少为人知的是,参展ChinaJoy在正式确定下来前,并不受中山总部的认可,发布会也是一拖再拖才确认到7月。

经多方确认,中山其实一开始是不同意去ChinaJoy的,原因有二:一是没钱,当时益华的资金链就已经很紧张;二是产品依然不成熟,没有到能够立马上市的程度——其中包括不成熟的软件、系统、大量BUG,以及未准备充分的游戏内容。

“钱是最大的问题”

小霸王没钱了。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其实并不突然。从2018年初,来自中山方面的拨款就变得时有时无,这让游戏机的研发很难继续下去。

因为益华也没钱了。

根据益华集团3月发布的2018年全年业绩,益华集团2018年亏损1.174亿元人民币。在国家调控和经济宏观原因影响下,依赖的房地产行业融资剧减,益华集团自顾不暇。

吴松对此已有觉察。他曾多次向益华提到融资问题,对方一摆手,说“钱不是问题,以后益华也可能用发行可转债的方式融资。”但最后钱还是成了最大的问题。

资金已经成了小霸王最大的难题,小霸王员工称,上海团队解散前,剩下的不到40名员工,每月工资均有延迟发放,有人向界面新闻记者展示了劳动纠纷调解协议书。吴松不否认此说法,他表示从小霸王的财务来看,过去每月都只是“涉险过关”。

“难受到什么程度?仁宝在仓库里有三千台机器,但是不能发货,我们跟仁宝交涉,对方说‘可以,但先把款项给结了’。但这笔钱益华也给不了。” 陈大发说。

3000台,按照5000元每台的售价计算,一共1500万。

一位小霸王负责商务的员工回忆,当他和国内公司谈游戏合作,当对方问到钱的时候,自己总是很难启齿,“你懂的,最后大家明白了。吴松一直跟我说,钱不是问题,为什么钱不会是问题?钱就是最大的问题。” 

吴松一开始觉得,在益华这样的家族企业,有陈健仁大家长式管理、强力推进的项目似乎并不会太担心资金问题,但事实出乎他的意料。“陈老先生看懂了,不代表益华董事会的其他人能够看懂,据我所知,在益华内部,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项目不看好。”

况且,小霸王也并非是益华大举扩展业务的唯一一笔投资:据知情人士透露,益华还投资了包括军工、教育等产业在内的诸多项目,令人眼花缭乱。

上海和仁宝都拿出方案,但又一一被否决。比如,将库存的一部分机器先拿出来销售,部分回笼货款,或者将机器放在台湾销售,这样可以规避掉一些监管问题。

但是,当母公司财务紧张,持续烧钱的游戏机业务是否仍值得继续?这成为益华和小霸王两方都绕不开的问题。

回想起来,包括吴松在内的多位小霸王内部人员认为,作为创业公司,小霸王并没有做好对投资人的预期管理。“钱可以花在任何地方,比如说房地产,但是凭什么就投在你这个看不到回报希望的游戏机上面?”有人反问,“当投资人质疑项目价值,事情就危险了。”

作为益华“局外人”,吴松觉得毫无办法。“我跟陈老先生讲,希望我自己去向董事会说明这个项目的前景,至少比那些什么都不懂的老人去猜更好吧?但是没有机会。”

AMD相关负责人也去了中山,质问过陈健仁,“你为什么要把项目关掉?因为你知道吗,团队关掉之后,这个项目的估值基本上就是零。”

错失时机

在上海创建小霸王分公司后,吴松原本觉得,自己终于有足够的权限和自由,做一些想做的事情。但他不得不承认,来自中山益华的一条线,仍牢牢地拴住了这家公司,而背后牵引着小霸王方向的手,对这份事业几乎都不太了解。

他是个重视时机的人,两方牵扯下,当最重要的资金被卡住,他愈发发现,小霸王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窗口。

“如果你能看看我们签下来的游戏,就一定会感到非常兴奋。”吴松告诉界面新闻,他仍然对小霸王在内容上的努力感到骄傲。

在去年的ChinaJoy上,小霸王宣布,游戏《狙击精英》开发商Rebellion Developments 的新游戏《奇异小队(Strange Brigade)》将登陆小霸王游戏电脑,且在游戏内为中国玩家设置新角色。《苍翼默示录》及《罪恶装备》开发商 Arc System Works,为小霸王独家打造一款《双截龙》游戏。小霸王还资助了一款名为《嗜血印》的独立游戏开发。

小霸王员工则避谈Z+的“游戏机”说法,“如果你看他的配置、系统、做工,对比相同定位的产品,它仍是有竞争力的。”

但这些游戏随着小霸王资金链出问题后,还有多少有机会出现在这台游戏机上?没人能说得清。

一封小霸王内部沟通邮件显示,资金短缺问题,直接导致了上海团队在引进人才、建设团队、软件研发、游戏引进、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严重滞后。甚至对于所有与小霸王合作过的供应商均存在拖欠款项的情况,“以至于三年来小霸王收到律师函无数,还有三份法院传票。”

“已经Ready的产品不能上架售卖,多少有点不能接受。”吴松仍难掩可惜,他曾带着仁宝的人找到陈健仁,但益华仍没有能力付清货款。

但也有员工表示,若按期发售游戏机,小霸王必然亏本,“已经购买游戏机的用户一定会流失,当他们安装上Windows后,不会再去登陆你的商店,这意味着你不能依靠服务获取持续性收入。“

伤害早已产生,曾经答应小霸王首发并分销的京东,从原预定的首发日算起,“双十一”,“双十二”,连续三次被小霸王“放鸽子”。

而一些日本的开发商已经明确表态,不再与小霸王接洽、商谈合作,对吴松的拜访避而不见,“我已经感觉到了,从去年游戏版号受限开始,包括我们,一系列事情让他们对中国市场失望透顶。”吴松说。

更不用提益华三年里向小霸王砸入的大量的游戏机研发和上海公司的运营资金了。

吴松在今年三月告诉界面新闻,为了挽救项目,他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各方能接受的方案,并建议益华,自己能全程参与到小霸王的融资工作中,保证项目能够继续进行。

包括海尔、小米、惠普,不管互联网还是IT、家电以及电脑领域,吴松都曾有前去拜访,寻求支持,但这几家能够给出的帮助并不太多,益华能够让渡的权利也实在有限。

上海团队终究还是没能等来解决方案。

在上海分公司解散前的一个月,吴松萌生退意,当他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的消息传开后,引起公司上下关系紧张,被一部分员工视为“背叛”。

小霸王游戏机出师未捷,已成先烈。但这已经不是上海小霸王员工现在关心的了,在被拖欠了三个月工资后,剩下的37位小霸王把公司微信群改为“小霸王离职善后”,开始向中山发起劳动仲裁,追诉工资和离职补偿。包括吴松在内,这些人和小霸王已经没有太多关系。

三年前,吴松带着益华的期许,雄心勃勃地踏上重启小霸王的征途;三年后的今天,所有参与者都未能如意——无论是品牌还是产品,境况也已一地鸡毛。

益华如今也无暇自顾,很难说小霸王还能有复活的机会。无论如何,这个曾经的国民品牌,也再与吴松无关了。

(应受访人要求,陈大发,杨迅、张宇为化名)

停办六年后,重生的“电竞界奥林匹克”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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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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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微资讯注:本文来源于界面新闻,作者:郑超前,编辑:宋佳楠,云微资讯经授权发布。

“这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曾经的《魔兽争霸3》、《星际争霸2》女子电竞冠军韩懿莹(游戏ID:Miss),在WCG 2019世界电子竞技大赛(以下简称:WCG)开幕式上道出了众多电竞选手的心声。

不仅仅是韩懿莹,当李晓峰(游戏ID:Sky)、张宰佑(游戏ID:Moon),这些让电竞粉丝热血澎湃的人物再次回到赛场上,操控着自己擅长的人族和暗夜精灵在游戏中交战时,时钟仿佛被拨回到十年前,那一场又一场的“木盖大战”依旧历历在目。

那时直播尚未崛起、游戏仍是“洪水猛兽”,电竞选手拿着不到2000元的工资却满怀激情的时代。WCG为所有职业选手搭建了梦想的舞台。然而故事并没有沿着理想的情节发展——就在这项玩家心目中堪称电竞行业“奥运会”的赛事走上正轨之时,却被迫停止了运营。

在WCG停办的六年内,各种游戏厂商举办的职业联赛迎头赶上,逐渐取代了WCG曾经的地位。尽管WCG赛事品牌依然得到许多老玩家的拥趸,但随着热门电竞项目的改朝换代和新一代年轻观众的崛起,昔日的”英雄“已然不复当年之勇。

重新归来的WCG能拥有新的生命力吗?

戛然而止的辉煌

WCG创立于2000年,次年在韩国首尔举办了首届全球总决赛,汇聚了来自37个国家与地区的430名参赛者。此后,WCG连续举办了13届全球性赛事,足迹遍布中国、韩国、美国等各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电竞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项赛事由韩国国际电子营销公司(Internation Cyber Marketing, ICM)主办,并由三星和微软(自2006年起)提供赞助。这种依托于赞助商的商业模式是当时第三方赛事的主流形式,却也成为WCG无疾而终的“罪魁祸首”。

在那个年代,《英雄联盟》、Dota等MOBA游戏尚未展露锋芒,《星际争霸》、《星际争霸2》等RTS游戏才是最主流的电竞项目,而影响力处于巅峰的正是职业选手人才辈出的《魔兽争霸3》。

哪怕如今你可能不知道《英雄联盟》明星选手简自豪(游戏ID:Uzi),但肯定听过中国电竞代表人物李晓峰(游戏ID:Sky)的名字,他曾在WCG世界总决赛舞台上连续两届夺得《魔兽争霸3》项目冠军。

“我觉得2009年是(WCG)比较完美的状态。”上海网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CEO林雨新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其公司旗下品牌NeoTV举办了2007年-2013年WCG在中国区的所有赛事。

2009年,WCG全球总决赛首次来到中国成都,让中国观众第一次有机会亲身参与一项世界性的赛事。但也是最后一届比较完美的WCG赛事。

“到了2010年,WCG全球总决赛被放到了洛杉矶,并且由新的团队开始接手,首次加入手游,这个阶段在外界看来就显得并不完美了。”林雨新解释道,在移动电竞尚不成熟的年代,所有尝试实际上都是试错的阶段,赞助商对WCG逐渐丧失的耐心更为这届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即便如此,在《英雄联盟》和Dota2等电竞项目的职业联赛尚未兴起之际,WCG在当时的第三方赛事领域已经处于无法被超越的状态。2013年,在中国昆山举行的WCG全球总决赛甚至再次创下了观赛人次的新纪录,并且赛事整体已经实现了盈利。

WCG一直在加速领跑,直到被三星生生按下了暂停键。

2014年2月,WCG CEO Brad Lee向玩家发送邮件,宣布WCG组委会将不再组织赛事及活动,包括WCG世界总决赛。这封邮件称,停办WCG赛事是委员会在考虑当下的商业环境和全球发展趋势后做出的决定,“这或许是结束这一盛事的最好时间”。

停办的公开原因有很多,但赞助商三星的撤资才是幕后的主要推手。

林雨新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三星高层不喜欢整个赛事转向手游,认为赛事的未来和公司的产品线没有契合点,看不到继续投资的价值,而且当时三星显示器的销量下滑严重。所以,即便WCG已经处于盈利状态,但三星并不在乎赛事能够为他们贡献的“微薄利润”,最终选择了放弃。

“他们不是从电竞产业,而是从厂商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林雨新说这并不突然,三星在2011年就产生了停办WCG的念头,因其公司在2010年就已签下了2012年和2013年将WCG引入中国的合约,这项赛事才得以续命两年。

“这些事情(根本)没有道理可讲,你可以说他(三星)任性,他真的就是任性。”不同于外界盛传的各种猜疑,林雨新连续两次强调了“任性”这个词。

界面新闻记者也就WCG在2013年停办一事询问了WCG现任理事吴升焕,他对此抱以深深的歉意,但却无法作出更多回应。

WCG消失的六年

WCG停办对三星的影响无关痛痒,但对以电竞为职业生涯的选手而言备受打击。

“对我们来讲,(WCG停办)肯定是一场灾难。”李晓峰向界面新闻记者如此形容。

对于《星际争霸2》、《魔兽争霸3》等不具备自身职业联赛的项目而言,WCG一直都是他们心目中最高的盛典,也是能够让他们展露实力的舞台。当舞台崩塌,职业选手们甚至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坚守、退役、转行成了他们必须要做的选择。

“这直接导致我萌生退役(的想法),没有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而走了另外一条路。”李晓峰说,还有一些很优秀的职业选手也因为WCG停办失去了目标,没能坚持下去。

2015年,李晓峰正式宣布退役,转而创办了上海云微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并且成为WCG 2019西安全球总决赛的赞助商——他想用另一种方式坚守自己的梦想。许多其他职业选手也转型成为主播、解说等相关职业,继续活跃在电竞行业中,比如韩懿莹。只是,哪怕他们始终不肯放弃,不停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却再也找不到犹如WCG这种梦想中的舞台了。

当然,这并不代表所有电竞职业选手的生存状态,WCG停办其实只是中小型电竞项目职业选手的灾难。

在WCG消失的六年中,《英雄联盟》S系列赛和Dota2国际邀请系列赛强势崛起,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两项电竞赛事,并且让职业选手的生存状态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很快,厂商主办的职业联赛逐渐取代了第三方电竞赛事,成为无数职业选手和观众向往的新舞台。

直到现在,诸如WESG、WCA等第三方赛事依然无法和厂商举办的职业联赛相抗衡,最大的掣肘就在于游戏授权。这也是林雨新没有继续将中国地区WCG赛事延续下去的原因。

“我们当时其实是有机会做中国的WCG,但我们没有做。”林雨新回忆道,“因为没有国际赛的WCG,单纯以区域性来做的话,大家的落差会非常大,而且小区域(赛事)的意义很小。”

在他看来,当时的资本确实很看好一项类WCG的赛事在国内出现,但这种投入需要获得游戏授权,要有充分的耐心和资金。如果资本愿意从2013年到2023年持续每年近亿元的高投入,那确实有可能看到效果,但如果是寄希望于2-3年产生短期回报,那整个投资的意义就不大了。

“整个第三方赛事的战略地位和厂商之间存在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林雨新表示。第三方赛事容易受到厂商游戏授权的制约,倘若第三方赛事知名度足够大,就可以让热门游戏厂商愿意给出授权,否则厂商并不愿意授权帮第三方赛事带量。而WCG的突然停办直接打破了这种平衡,让市场彻底回到了游戏厂商的手中。要知道,在WCG的鼎盛时代,其他第三方赛事基本没什么出路。

WCG的停办无疑给了游戏厂商丰满自己羽翼的时间和空间,让其举办的电竞职业联赛可以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完整架构——他们已经不需要继续依托于第三方赛事来构建自己的影响力了。继续授权,除了会帮助第三方赛事增加知名度,对自身没有任何益处,甚至还有可能为竞品创造与自己竞争的平台。

而在另一边,WESG、WCA等第三方赛事也随着时间车轮的行进,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沦为中小型电竞项目抱团取暖的驿站。

坎坷的重生之路

时隔六年,当电竞市场日益成熟,移动电竞也开始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时,WCG选择了再次回归。

吴升焕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因为《穿越火线》韩国开发商Smile Gate想要打造一款年轻人喜欢的电竞赛事,刚好给了WCG重启的机会。

“SmileGate公司觉得,如果这个深受玩家喜爱的综合性赛事永远停办的话,对全球玩家来说是一种遗憾,所以我们就把它收了过来,想把这个大型赛事继续下去。”他说道。

有趣的是,在WCG 2019西安全球总决赛的开幕式上,主持人接连报出比赛项目名单时,观众呼声最热烈的不是人气极高的手游《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也不是具备厂商职业联赛的Dota2,而是早已淡出历史舞台的《魔兽争霸3》。

时间已经在这群《魔兽争霸3》老粉丝的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却没能浇灭他们当初的热情。这一点也得到了吴升焕的证实,他表示,WCG虽然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可6年前的粉丝群体都还在。​

只是老粉过多也意味着新鲜血液的匮乏。在WCG停办期间,《王者荣耀》的粉丝有属于自己的KPL联赛,Dota2的粉丝也找到了每年一度的国际邀请系列赛,唯独《魔兽争霸3》、《星际争霸2》等电竞项目的粉丝没能找到替代品。WCG重启了老粉的梦想,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显然,这违背了Smile Gate打造属于年轻人赛事的初衷。即便《魔兽争霸3》等项目的老玩家依旧愿意不畏风雨地支持自己曾经的梦想,但缺少新鲜血液的WCG注定无法重回当年的巅峰。

在厂商职业联赛霸占了大部分顶尖职业选手比赛时间的情况下,尽管WCG会通过从各个地区进行海选的模式,找出许多不为人知、却具有潜力的“草根选手”,但在Dota2、《英雄联盟》等热门项目的对抗,已经称不上同领域的“巅峰对决”了。

WCG这种第三方赛事在如今最热门的电竞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为此,重生的WCG加入了更受年轻人喜爱的移动电竞项目,包括《QQ飞车》手游、《王者荣耀》等。此外,还另辟蹊径在具有竞技性的尖端科技项目上进行了尝试,例如VR、AI和机器人等项目,以求重新唤起新一代年轻人的关注,“救活”WCG这项“年迈的”赛事。

这种迎合整个市场的转变是具有代价的。

在吴升焕眼中,如今的WCG已经不再是一个电竞赛事,更多偏向全民娱乐,所以也很难给予顶级职业选手向往的荣誉。

“这里还是所有国家都能参加,能够让各种游戏的选手进行对抗的奥运式比赛。无论是业余选手还是专业选手,都能在网上进行申请和选拔,最终参与WCG的赛事。”吴升焕表示。

对于世界某处角落无处展露才华的“草根选手”而言,重生的WCG或许会是梦想开始的地方。这项赛事依旧能够吸引来自111个国家、约4万名玩家报名参加线上预选赛。但WCG称王的时代终究过去了,其在热门电竞项目上的影响力已经很难超越游戏厂商举办的职业联赛。

林雨新认为,即使第三方赛事通过精心运营,与游戏厂商”和平共处“,但前者依旧处于弱势。即便WCG从未停办,也难以改变第三方赛事被职业联赛取代的命运,只是增加一些和游戏厂商谈判的筹码。热门游戏厂商不会心甘情愿地让第三方赛事打造自己的品牌价值,并让其他竞品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成长,“因为游戏本身也是一门生意”。

不过,未来的道路依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就像Moon实力尚未恢复到巅峰状态六成的前提下,依旧想要在WCG的舞台上圆自己的冠军梦一样,WCG拥有一群尚未老去且还能再战十年的“老选手”和“老粉丝”,可以坚持续写梦想。

正如李晓峰所描述的那样:“事在人为,可能大有大的美,但小也有小的美。虽然现在小,但不代表未来小,也不代表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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